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二十三)

(1911年--1949年)
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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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日讯】 文化和科技篇

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包括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传统的儒家传统观念受到打击,从而出现了西化倾向,特别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白话文。而由于这个时代战争频繁,并一度遭到外侮,百姓生活困苦,各种思潮叠起,这都给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中华民国政府开放和自由的创作政策下,这一时期在文化和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文学和历史

1917后,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学。其特色是:普遍使用白话文,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和浓厚的使命感。

清末开始流行的谴责小说可视为文学对时代有所反应的开始。之所以称为谴责小说,是因为小说内容会反映变革的要求,揭露了清末社会的黑暗。著名四大谴责小说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主要以晚清官场黑暗为主题,描写了晚清王朝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卖国的行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夸张手法揭露了社会上的各种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抒发作者对于身世、家国、种族的见解,暴露晚清的黑暗政治。曾朴的《孽海花》,以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二十年间的历史。

到了中华民国,则兴起了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题材包括爱情、黑幕、武侠、侦探、宫闱、滑稽等多方面,主要在上海流行。其作品基本是一种消闲的通俗文学。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张恨水等。代表作品前期以《广陵潮》为代表,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人物众多,事件杂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后期以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为代表。

这类通俗小说的兴起,反映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变得沉重时候,读者除了想满足逃避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之外,还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极大的注意时,本世纪前期的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后来流行的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等浪潮,则与袁世凯、北洋军阀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次的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信心。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此外,还有反应社会现实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1910─1996年)的《雷雨》以及张爱玲的小说。

诗歌方面有讲究新诗的格律与唯美的徐志摩和侧重表现手法的戴望舒,以及朱光潜的《诗论》。

史学研究方面,民初的古史大辩论,厘清了不少古史中的疑点。史学研究范围不再限于政治史,而扩大整个社会演进的各层面。史学方法愈来愈重视各种文献、考古资料及工具利用。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

戏曲篇

清朝乾隆帝时,流行于江南地区,以唱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陆续进京,并逐渐与其它剧种交流渗透,吸收了其它杂曲的特点,形成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申报》上出现“京剧”二字,京剧之名,始为确立。

京剧是融合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因数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其表现手段十分丰富,唱、念、作、打俱全,而且这些手段具有严格的程式,不同的角色(行当)有不同的规范和路数。京剧舞台的时间、空间非常自由,不受实际生活的时空限制,使观赏在欣赏戏剧时,随着演员的念白歌唱和表演,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京剧行当可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生是男性角色,可细分为老生、小生、武生;旦是女性角色,可分为青衣、花旦、武旦、老旦;净则又叫花脸,可分为铜锤、架子、武净;丑又名小花脸,可分为文丑、武丑。不同的行当,在唱、念、做、打、服装、化妆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民国初年京剧新剧目大量涌现,形成了众多的派别。演出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主要代表人物有:谭鑫培。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唱、念、做、打兼学并重,有无调不学谭之说。王瑶卿,治青衣、花旦、刀马于一身,初创花衫新行当,在唱、念、做、打以及服装、妆扮各方面都做出改进和创造。

此后,还形成了梅派、程派、荀派等。

音乐篇

清末新式学堂纷纷增设乐歌课,乐谱采用简谱,伴奏使用风琴。1919年,中国开始出现新式音乐社团。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黄自的歌曲。

黄自的音乐创作以歌曲为主,较重要的作品都集中于1931-1937年间,尤其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黄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带领学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演出,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写了《抗敌歌》、《旗正飘飘》、《睡狮》、《热血歌》等歌曲。其中《抗敌歌》表现一呼百应的抗日要求,《旗正飘飘》表现悲壮激昂的爱国热情,两者都用雄健的进行曲节奏,以层次分明、浑然一体的曲式结构显示出蓬勃的气势。

黄自的抒情歌曲则是善于运用精练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意境,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和诗歌结合得非常妥帖。《思乡》、《春思曲》和《玫瑰三愿》都是黄自抒情歌曲的代表作,前两首情景交融,像色调鲜明的彩绘,《玫瑰三愿》则直抒胸臆,像一幅素笔勾的白描。

音乐家还有聂耳和冼星海。

绘画篇

这一时期中国的绘画继续发展着。

清末有以画法奔放任意的海派三大家。其一是赵之谦,其笔墨姿意奔逸,且融入书法、篆刻之意味。用色绚丽灿烂,其画风对清末民初的上海画坛有一定影响,被认为是海派的开创者。其二是任伯年,在清末画坛敢于革新,将花鸟画兼纳宋人的双钩,明清以来的写意,民间的浓重色彩,以及西洋水彩画的用色方法,传统花鸟画表现形式由任伯年而大大向前推进。其三是吴昌硕,将花鸟画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还有几位。

擅长油画、中国画的徐悲鸿,尤其精于素描,对人物造型能写实的传达神情,所画花鸟、风景、走兽,也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以画马驰誉中外。

融合了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齐白石。擅作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一起。亦画山水、人物。论画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见解。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朴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

张大千(1901─1984年,四川人),画作主题:其创作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于一体,对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等无一不精。五十七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像墨彩交辉的意境。他三十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五十岁进于瑰丽雄奇,六十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八十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独创的泼墨山水更是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考古学

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是甲骨文的被发现。1899年前,河南安阳小屯村居民常在地里捡到“龙骨”,并由收购药材的人转运到北京等地销售。1899年,山东人王懿荣,偶然发现“龙骨”竟是价值极高的殷代甲骨。后王氏去世后,将收藏甲骨大部分归刘鹗。刘氏收藏甲骨约三四千片。其中选拓了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是甲骨文字着录行世的第一部书。1904年,孙诒让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

此后,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罗振玉(1866-1940年,江苏人)对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和敦煌遗书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编成《殷墟书契前编》二十卷(1912年) ,《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 和《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

受罗振玉影响,文学家王国维转治经史金石之学,对甲骨、金文、简牍、度量、殷周史地、礼制多有阐明,开辟了金石学新天地,即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史学。主要成就是:第一次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据卜辞加以订正,对商周之际礼制有独到看法;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此外,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掘了许多佛教壁画、塑像和浮雕以及大批婆罗谜文和汉文文书,并从莫高窟寺掠得大量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1906他还在中国的新疆的楼兰遗址发现一批汉代竹简,交由法国学者沙畹教授做了考释。1913年沙畹教授将他尚未完成的著作寄给罗振玉。罗氏与王国维将其重加考订,着《流沙坠简》,书中对收录的五百多枚汉简详加释,从而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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