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悲怆的灵魂》(二)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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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1日讯】书摘﹕《悲怆的灵魂》(二)

第一章 核桃种子

神州回荡着海啸般呼喊:
真正的人,从羊群中站起来!

爱情像彩霞一样灿烂,
为自由和尊严而战!

不属于任何领袖,
也不属于任何主义。

我傲然独立在原野,
内心沉着而坚毅。

―――《真正的人》1988年10月主办云梦沙龙时期。

世界上有几千种花,几千种树。细分起来,仅仅菊花就有四千多类,松柏也有几千类。植物的种类之和,可能有几千万几亿之多。与之相应,人类生命也是千姿百态的,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人,其思想、品格、性情是千差万别的。

我是一颗核桃树种,生来就坚硬、顽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气候多么冷酷,无论山地多么贫瘠,我都能顽强生长,我都能刻苦思考,只要有一点阳光和一点雨露。

生性坚硬的性格,使我能抵御共产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我从来没有出于利益的考虑,浪费光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歪理邪说,或去向掌握政权,控制一切资源的共产党人谄媚。不管共产党多么强大,多么可怕!我宁肯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也要坚持真理。

专政奴役改变不了我,毒打虐待改变不了我,穷困潦倒也改变不了我。我像一枚坚硬的核桃,只要我的脑袋还没被铁锤砸碎,我的喉咙还没被镰刀割断,不管什么时候,我还是我!

我常常回忆往事,分析我反共观念的来源,是怎样逐步形成的,我究竟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方向,走到这种地步。究竟是我不对?还是共产党错了。

每一株植物,每一个生命,从诞生到成长,都经历了独特的道路。当我回忆往事,总有历经沧桑的感觉。

4.红色恐怖的故事

记得8岁那年,我养了一条小狗。有一天我正在逗狗玩,打狗队的几个大队民兵围过来,竟然用三股钢叉叉进小狗身体,举在头上开心取乐!

小狗的鲜血顺着钢叉往下淌,眼泪滴在我脸上。共产党民兵们开怀大笑,举着玩着走了很远,小狗都没有死,一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那幕情景我终生难忘。

一个人到商店里买毛泽东的石膏像,那时候不准说买,因为已有很多人在这个字上栽了跟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个人小心翼翼的用着新的革命辞汇对营业员说:“同志,我想请一尊毛主席塑像。”

“没有了,同志,已经请完了。”营业员回答。顾客有点奇怪,他明明看见那边还有一尊。“同志,那边不是还有一尊吗?”

“呵,那个是坏的。”营业员随口答道。

“打倒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卫毛主席!”旁边一个人突然喊起口号来,大家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于是店里的所有顾客和营业员都争先恐后的喊起革命口号来。

只有那个营业员面色苍白,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彻底完蛋了,尽管她一向特别小心。她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用绳子捆起来,送到劳改队喝稀饭去了。

南郊燕山乡一个老农,有一天到市里卖了一挑子菜,想到最近造反派天天到各家检查,催促大家供毛泽东像,除了画像之外,还得有塑像,否则就要拉去批斗。老农咬咬牙,用卖菜得来的几毛钱买了一尊石膏像。

那玩意儿挺大,回家的路又远,老在手里捧着又怕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坏了。老农灵机一动,便用捆菜的绳子系在石膏像的脖子上,拴在扁担上,挑在背后,晃晃悠悠抄小路回家。

谁知刚到村口,就被造反派发现了,那帮家伙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围过来抓老农。竟敢把尾大领袖毛主席拴着脖子吊起来!老农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到劳改队喝稀饭去了。

记得我10岁那年,我妹妹在学校里被派出所民警带走了,她只有8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我父母得知后当然很担心。妈妈说纺织厂宿舍一带出现反动标语,厂里正在全面调查,人人都要过关。听说那反动标语是有人用粉笔写在厕所墙上的,已经调查一个星期了。爸爸听完就楞了,他放下筷子就问,不会是我们女儿写的吧?

爸爸告诉我们他亲眼目睹的一件事。那时他在驻蚌埠陆军第36师南营房做木工,有一天也是发现了一句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全师追查,人人过关,个个惊魂。

后来有人揭发是团长六岁的儿子写的,审讯时小男孩给吓懵了,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否认,于是师部专案组便认定有人教唆,那当然应该是他父亲。反复进行车轮战审讯之后,父子俩都被押去批斗,团长当场几乎就被打死,后被定为教唆进行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罪。

我们等了很久,妹妹才被送回来,看到她满脸泪痕,父母十分惊慌,急忙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妹妹抽抽噎噎地说,他们要她承认写了反动标语,说已经有人看到是她写的,笔迹鉴定证明也是她写的,承认了就可以回家,不承认就要打她,还要关起来,永远也别想回家了。为了回家,她承认了。

我母亲特别害怕,急忙问:“那你到底有没有写?”妹妹低头大哭起来。那天夜里,我父母一直嘀嘀咕咕唉声叹气的,我也朦朦胧胧地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

一段日子没有动静。后来听说有好多小女孩被迫承认是自己写的,我已记不得后来专案组怎么定的案,但那些日子给我和父母带来的惊恐,大概会伴随我们一生。

还有那些幼小的女孩,几岁就被抓去审讯,没有父母陪伴,威胁利诱,什么供词拿不出来?这种恐吓对这些女孩心灵的伤害,怎么可以估计?

红色恐怖!恶梦般的红色恐怖!多么可怕!

初中时,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有一天得意地对我说:“你的底细我最清楚,我从我妈妈那里看过职工档案,你妈妈是地主出身,你也算地主羔子,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哼哼!”

我顿时如五雷轰顶,回家就问妈妈,答案是肯定的。至少有一年之久,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心惊胆战。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句话给了我多大的伤害。 从那以后,我就处处躲着他,再也不敢和他来往。其实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来也没有跟别的同学说过这个秘密。

5.少年的记忆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伴随着身体的发育,我的头脑也在急速变化,我开始对周围的一切留意起来,邻居、伙伴、同学、老师都成了我的观察对象,我想知道他们每天都怎样生活,为什么活着?

我家住在纺织厂宿舍东大院老四楼,那本是一栋简易的两层集体宿舍楼,后来分给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双亲家庭居住。每间屋十四点六平方米,一般人家都是四到七口人,平均每人只有二到三平方米,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连自来水都没有。

那样拥挤,各家的锅都是支在走廊,煤也堆在走廊,又没有灯,长长的走廊就变成了黑洞洞的地狱,大白天经过都会胆战心惊,稍不小心就会一脚踢翻一堆东西。我们住楼下的,索性就在窗外盖一间油毛毡棚子,既当厨房又当卧室又当餐厅,让二楼的住户羡慕不已,但是我们无论老小每天都要翻越窗户过来过去,成了翻窗族,不知有多少次被摔伤!

那样拥挤,大家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吵架声,不是这家吵,就是那家打,一闹闹到深夜,烦死人了。

我们还不算最挤的,北面相邻有一排简易工房,每间只有九平方米,也是住一家人。那里有我两个朋友,我经常去他们的家,屋里全是床,没有柜子,连一张吃饭的桌子也摆不下。他们全家人都是端着碗坐在床上吃饭,在门口支一口锅烧饭,所有衣物日用品都是塞在床底下。

后来到清华大学念书,听我们的化学教授周忻说,他家老少三代七口人,年龄最小的都二十岁了,一起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宿舍里,我才知道,各个地方都差不多一样挤。

后来认识几个上海朋友,到他们家里一看,那才叫挤,有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宿舍竟然住了六口人,而且都是成年人,三对夫妇,平均每人一平方米!

我成天捧一本书看,看完后再对照周围人们的生活,发现牛头不对马嘴,什么党的阳光沐浴下幸福的工人阶级,几乎全是谎言。我还记得许多名家的一些恶心文章,全是对共产党的无耻歌颂,我就认定这些人是坏蛋,后来从不看他们写的书,免得中毒。

对农民生活的描绘更离谱。我老家在五十里外的怀远县张大庙,我小时候在那里过了好几年,长大后每个暑假都要去过一两个月,村民们家家户户都穷的要死。

记得有一次,我抓了一个白面馒头边吃边去找小伙伴玩,那三个小伙伴却紧紧盯住我手里的馒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慌,就问谁想吃?结果三只手一齐伸过来,馒头被抓成碎块,很多掉在地上。三个人弯腰继续抢,两个脑袋碰在一起,后来两个人打起架来,就为了一口馒头!

后来我问奶奶,奶奶叫我以后不要在门外吃东西,她说只有城里人才能吃得上白面馒头,乡里人连黑面馒头都吃不上,有芋头干面饼子吃就不错了。北边大老东家五个孩子,一年到头只能喝芋头稀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芋头干面饼子,有个孩子吃得太猛,噎过去了,差点死掉,后来过年都不给他饼子吃了。

从来没有一本书说过这些事情,开头我很纳闷,难道别的地方都像书里说得那麽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差吗?于是我就问父亲,我父亲是个游方木匠,见多识广,他说我们这地方还算好的,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后来我又问老师,我的几个老师都是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十来年才回校教书的,他们说各地都是这样。安徽西北阜阳地区、皖南山区、大别山区比我们这里还穷。大别山区的很多人家,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我对此有点半信半疑,那不是乱套了吗?直到几年后我去北京的路上和一个清华同学同行,他家是金寨县的,我问他,他才向我证实,的确如此,他小时候亲眼目睹的。很多人家里只有一些烂棉胎,堆在土炕上,有外人来,家人便一起坐在烂棉胎里遮羞。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全家只有一口锅,烧上一锅芋头,一家人先围着锅吃,然后再牵猪来吃。

一头猪、一口锅,一条裤子,就是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财产,真是可怕!

我看历史书,好像人类几千年,从来没有这样穷困潦倒过,而且能持续几十年,共产党真“尾大”!

那时我经常与政治课老师擡杠,一般高中老师都是老大学毕业生,唯有政治课李老师只是中学毕业,水平低下,而且蛮不讲理。我团结我们重点班四个成绩最好的同学经常与他辩论,有一次讲不过我们他竟然要打我们!

我们就一齐到教务处告状。后来他一上课,就问我们想不想听,我们当然不想听他胡说,他就把我们四个人统统赶出教室,罚我们站在门口,我们理都不理他,跑到阴凉地玩去了。

高中快毕业了,政治教师还说我们四个最优秀的学生思想反动,要送我们到学校在小黄山的农场去劳动改造三个月,虽然最后没去,那几个月里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不敢再随便说话了。

1979年高考时,我刚满十六周岁,还是在蚌埠考区万名考生一举胜出,夺得高考总分第一。尽管我的政治科目不及格。这可以证明我对共产党的一套说教极端反感,我宁可牺牲分数,也不肯昧着良心胡说。

中国人所谓人生快事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在中国社会里,考场如战场,那可是人生的大关口。尤其是七十年代末,高考刚刚恢复不久,考场决定你是上大学当国家干部,还是下放农村做农民的分界线,而我高考三天里却有很多波折。

第一天下午考物理,我一口气就做完了题目,看看时间还没过去一半,检查两遍也没发现一点问题。出考场后别的同学都说考题太难,没法入手,我便暗暗得意。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1979年的物理高考题是最刁钻古怪的,而我轻轻松松全对了。

那天特别热,晚上我就拿一张凉席,去长青公社卫生院宿舍二楼顶上乘凉睡觉。先是被热楼板炕得睡不着,后来一时兴起,我就与朋友哈起故事来。一直讲到深夜,我才想到第二天还要高考,必须睡一会儿。躺下来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耽心第二天的考试,我只得叫朋友跟我一起去纺织厂卫生所里要点安眠药吃。

但是大门门卫以夜深为由坚持不准我们入内,我们只得从别的地方翻墙头进去,一看钟已经凌晨四点了,医务所阿姨挺好,给了我一片安眠药。担心早晨起不来,我就着自来水只吃了半片药,再翻墙头回去,睡了一个多小时就起来了。

没睡好觉,麻烦就来了,赶到了考场怎么也找不到准考证了。没有准考证根本进不了考场,那是没有一点通融余地的,急得我一头汗。

记得早晨父亲亲手把它塞进我裤子口袋的,我猜可能是丢在公共汽车上了,就打电话给汽车公司,那边一听说我丢了准考证就问我的名字,我报上名字,她让我到马路对面的车站等着。

我站在车站眼巴巴的看着公交车驶来驶去,直到一个售票员向我挥舞准考证,我感激的向她连连致谢,然后抓住准考证转身跑向考场,考试铃声已响起来。

数学考题我也是一口气做完,感到很困,就想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再检查,谁知一下睡到交卷铃声响。后来与数学老师对题,才意识到有一大题的第二小题被我匆匆漏掉了,白白丢了五分,否则我的数学也是满分。

6.西单民主墙

1979年8月底,我开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很快,在新鲜感过去之后,我就对死气沈沈的校园感到厌恶。那个时期,最让我兴奋的就是西单民主墙。

我怀念在西单民主墙前流连忘返的日子,我怀念校园民主运动时期贴满清华三院围栏的文章,那些充满智慧火花的思想和观点曾经令我浑身颤栗,不能自制。

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我一大早就乘331路公共汽车到平安里再转车去西单,从民主墙西头看到东头,再从东头看到西头,一直到下午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大脑像云海一样翻腾,兴奋之极,我常常要去喝一杯白酒。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后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是在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基本成型的,和身体的发育同步。让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去死记硬背多半没用的知识,实在是太大的浪费,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思想最活跃,脑海翻腾最激烈,万千问题都能涌上心头的时候,应该让他们去思辩,去博览群书,去遨游天下!

只可惜西单民主墙在1980年春天就被取缔了,当局说是迁往地坛公园,经登记后仍可自由张贴文章,真是鬼话。我没有去过地坛公园,相信那里也不能继承西单民主墙。

那时许多人热衷于发明永动机,我也有过这种梦想,可惜找不到知音,还是在西单民主墙上我看到一个永动机发明者的诗:“如果这个世界不可以永动,那麽是谁在推着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又是谁在推着地球围绕太阳运动?”

西单民主墙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那是共产党三十年黑暗统治之后的第一道曙光,预示着即将重新崛起一股崭新的民主力量。民主墙启迪了一大批人,影响了一大批人,并直接导致了几个月后的校园竞选运动和建立社团运动。

1979年秋天,在清华大学主楼前右侧草坪上,小松树丛边。我穿了一件毛衣,左手紧紧握着一把未出鞘的匕首,右手拿着三本杂志,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杂志,是我每个星期天到西单民主墙看壁报时买的。记得杂志里有两句诗: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我常想,总有一天我的剑也要出鞘。我以不同身姿照了三张这样的照片。

先知教导我们,要一手拿着真理,一手拿着宝剑。

那三本手刻油印、纸质低劣的杂志里有一本名《百花》的杂志,封面的各色花朵竟然是手工直接绘出的,可见那时出版民间地下刊物的人何其刻苦,何其坚韧!这样手工画每一本封面的杂志恐怕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我把它推荐给同学们阅读,但是他们没有多大兴趣。

记得杂志里有一篇寓意深刻的小说《13号大院》,说一个人因为好奇爬到附近的树上看那个神秘的大院,之后便失踪了。他的亲戚,记者方成,到处找他。在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时候,所长告诉他,这个所的破案率达到135%,那35%都是未遂案件,仅仅停留在脑子里的,因此这一带绝对不会有什么失踪案,不予立案。

方成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最后得出结论,亲人失踪于神秘的13号大院。方成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也去看那个大院。结果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他转身下来,那个派出所所长便带人抓走了他,他也失踪了。

我想作者暗示的,这个戒备森严的、神秘的13号大院,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主义殿堂。

几天以后,班主任老师突然找我,问那些杂志和照片在哪里,我在中学时已受过几回政治打击,所以警惕性很高,我说丢了,我自己发现不好就丢了。

其实那些照片和那些杂志我一直保存了好多年,直到云梦沙龙时期还在,八九之后可能被抄家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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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官方向全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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