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可能到来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开辟的第三个战场是：外汇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测的尺度是：拓宽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将接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一年期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汇价发生较大幅度波动。这显然是市场对周小川新职务做出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惯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动。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贯的观点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一个讲话中，在回答中国应该采取那些对策防止金融风暴的时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作给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时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在中国国内一片庆幸，纷纷认为是因为人民币没有放开才使中国得以幸免时，周小川的这个讲话不仅相当大胆，也相当进取。在亚洲金融风暴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小川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做如此敏感的发言，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周小川具有相当坦率的个人作风。不过，除了勇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这种态度，符合他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就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的语言。
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现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
对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对周小川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所称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败坏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失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风险控制后果。
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却在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及文化精英们根本就没有意愿去建立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任凭一种经济上的市侩主义冲动主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所谓转型，首先是而且最终也是价值体系的转型。于是，价值体系的转型是所有转型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唯经济甚至固执到唯增长主义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那些发生在（或者仅仅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专业工具甚至可笑的数学公式加以发现、控制、缓解、直至消除。这钟倾向，在中国一些愚蠢的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格外突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错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坏帐为例，当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道义上的理由欠账不还的时候，银行风险实际上已经无所不在了。一个很黑色的笑话嘲讽了中国的这种现状：现在，连乡下的老农民都知道获得贷款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当然，老农民是绝少有这种机会的。而这种现状，恰恰是中国没有任何精神目标的转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前面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敌人正是“改革”本身。这是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如果有的话）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
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发现周小川（包括其他的改革者）都已经具备了悲剧时代中悲剧人物的一些基本要素。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为他祈祷。
新一代财经首长（下）
温家宝：技术官僚的体制困境与突围
2003年3月，人民大会堂，朱镕基以他的招牌姿势，两手抱拳高举，向中国人挥手作别。回答他的，是代表们长时间的掌声。对于朱镕基，这种掌声显然不仅仅是仪式性的。
作为经济首长，朱镕基在任内所取得的成就，也许还要很多年才能够得到比较完整和客观的评价，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朱镕基无疑已经将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像朱镕基那样，令人记忆深刻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历史人物，人们报之以“英雄崇拜”般的热烈回响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其中半是仰慕，半是惋惜。
然而，历史的舞台从来就不会谢幕。就在朱镕基转身离去之际，另一位人物开始登场。他，就是温家宝。
人们注意到，朱镕基在他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财经部分读得非常仔细，但对外交等其他问题则一笔代过。有人由此解读说，这是因为朱镕基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这其实多少是出于对中国近年政治发展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在朱镕基任总理以来，中国国务院虽然在名义上还担负包括外交、国防等诸多法定职责，但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内阁。中国国务院的这种功能演变，甚至早在90年代初朱镕基实际负责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一方面出于朱镕基的个人特长，另一方面也肯定是出于他的政治智慧。无疑，这种经济内阁的特色将在温家宝的任期内得以延续。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温家宝的内阁人选中看到。与朱镕基时期相比，温家宝的内阁似乎具有更加明显的技术官僚特点，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淡化。这大概因应了中国领导层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上一个阶段已经基本搭建完毕，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和修补。中共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先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口号，表达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执政取向。在这个很能体现胡锦涛内敛个性的口号中，一些诸如“改革”之类的宏大字眼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埋头拉车的专注和务实恬淡的平常。这似乎是刻意要宣布，我们应该进入一个无英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可能不再拥有激情和理想，但却会拥有健康和富足的生活。中国领导人对时代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新一届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上。人们观察到，在新一届国务院机构设置中，曾经呼风唤雨的国家体改委在萎靡多年之后终于悄然隐退于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这个新机构的名称上，虽然还象征性的飘扬着“改革”的旗帜，但改革和发展的秩序已经调转：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这当然不仅仅是先后秩序的重新组合，更是在显示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显然，无论是在中国领导人还是在许多外部观察家眼中，需要借助个人意志及魄力进行体制突破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后继者来说，更多的工作应该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推动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温家宝的个人性格似乎正好回应了这种时代要求。
年轻的四朝元老
与朱镕基张扬直率的个性不同，人们看到的温家宝似乎总是站在其他领导人的旁边或者身后，充当着配角。无论是在1998年抗洪的堤坝上，还是在那些更让人记忆深刻的历史镜头中，温家宝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默默守候在主角们的身边。忠诚、敦厚几乎已经成为温家宝标准的公众形象。但清楚的是，这些性格特点还远远不足以解释温家宝惊人的政治生存能力。作为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可能是一个新人，但作为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温家宝早就是一位政坛老将了。实际上，早在1986年，温家宝就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时候，温家宝刚刚44岁。在中国，44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都应该是一个纪录。如此年轻即担任要职，没有运气不行，但光有运气恐怕也不行。有人曾经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这样描述过温家宝：温敬业尽职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是一位零缺点的人。就性格特点而言，温家宝无疑更加符合中国政治文化中极其苛刻的录用标准，而他的前任朱镕基则更像是这种体制中的一个异数。从1986年胡耀邦时期算起，在将近17的时间中，温家宝已经与四位中共总书记共过事。期间跌宕起伏，乱云飞渡，温家宝都一一化险为夷并顽强地生存下来。可谓一位“年轻”的四朝元老。这不能不说明，除了忠厚的本性之外，温家宝确实具有某种不为人知的过人本领。这种本领大概就是一些人指出的所谓“协调和平衡”能力。这种不容易在公共媒体上暴露出来，但却经常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可能正是温家宝的政治秘诀。当然，作为一个总理，温家宝肯定还具备与这个位置相称的领袖气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见证了温的这种气质。在两度与温家宝会面后，佐利克说，“温家宝有能力理解具体问题的细节，同时也能够从大局着眼，考虑到更广泛的战略利益，这正是人们期待一国总理应该做到的。”显然，佐利克对温作为一国总理的能力表达了充分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温的前任朱镕基，也对温家宝表达过类似的称许。在所有这些称赞中，“统揽全局”可能是对温家宝领袖潜质最恰当的描述。同样的称赞，来自朱镕基的无疑要真实和重要得多。不难推断，可能正是朱的这种评价和鼎力推荐，温家宝才在进入权力最高层将近20年之后，最终登临绝顶，一览众山。朱镕基的人所共知的个性决定了，朱对温的极力举荐，肯定不止是出于对下属忠诚行为的回报，更是对温家宝领袖气质和能力的一种肯定。这也有助于解释，温家宝为什么是朱内阁中分管部门最多的副总理。不仅如此，自从1998年开始，温家宝就一直担任中央金工委书记。而金融，正是朱镕基最为关注的领域。朱对温家宝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暗示了，温家宝早就已经是总理这个位置最重要的竞争者，而且，他已经为此热身了很多年。从1985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开始，温家宝虽然已经在中国的权力核心游走了将近20年，但只是在1998年之后才真正成为主管经济的首长。1998年，不仅是朱镕基内阁正式诞生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政策值得记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经济政策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转变。可以想见，温家宝是1998年之后中国一系列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这为温家宝内阁与朱镕基内阁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延续性埋下了伏笔。这种延续性表现在温家宝对前任的赞扬中。在担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上届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满意的。我们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开始的。”以温家宝谨慎、平和的性格，我们有理由相信，延续性将是温家宝经济政策的主要特色。不过， 温家宝也以非常礼貌的方式暗示了一些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他接着说，“……但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还要我们继续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显然，温家宝已经意识到在他任期内将要面临的一些特殊困难。那么，在温家宝眼中，究竟什么是“困难和问题”，又要进行那些“开创性的工作”呢？
温家宝的三农之懮：农村问题还是城市问题
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地区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一直是一组尖锐的不和谐音符。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没有人指望中国能够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农民不仅没有同步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其生存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却可能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这种情况近年来被人以典型的中国修辞方式概括为“三农问题”，而更形象的说法则是：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作为在朱镕基内阁中已经有5年分管农业经历的副总理，温家宝对这个问题肯定已经相当熟悉。所以在以总理身份举行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第一个谈到了农业问题。这个顺序显示，在温家宝那里，农民问题已经上升为中国改革中的首要问题，其中紧迫性可想而知。虽然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详细提到他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但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提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独特设想。在参加湖北代表团的座谈时，温家宝将中国农村问题归纳为所谓“黄宗羲定律”。他解释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减少农民税赋的政策，比如，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结果却是“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黄宗羲定律’”。无疑，温家宝已经将中国农民问题归咎为“农民负担”问题。最近几年在中国农村广泛展开的“农村税费改革”可能正是来源于温家宝的这种判断。虽然温家宝看到了这种改革的艰难性，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怪圈”。而在他看来，走出这个怪圈的首要方法就是，裁减乡镇政府的冗员。与许多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药方相比，裁减冗员的方案虽然已经算不得十分新颖，但从一个政府领导人口中说出，则好像还是第一次。中国改革20年以来，政治改革的滞后一直广遭诟病。这不仅表现在政治运作程序上，也突出表现在各级政府人员的不断膨胀中。温家宝是否要将农村基层政府的改革作为转变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一个新的试验，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一种全新的动力，是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密切观察的一个动向。一条不太为人关注的消息印证了这个趋势。在不久前的一篇报道中，中国农业部的官员证实，他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计划：在7年的时间中，用农民自治机构取代现有的乡镇政府。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广泛实施，这将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因为这将牵涉到中国4万多个乡镇政府的机构改革，大约350万（如果包括教师和离退休人员，这个数字将立即扩大到1200多万）乡镇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无论从其实质还是从牵涉的人口规模来看，这项改革都将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实际上，温家宝也间接地证实了农村下一阶段改革的本质含义。他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相信，熟悉中国政治术语的人，都能了解到其中的清晰信号。虽然温家宝的用语相当克制和有分寸，但其中与以往任何一次农村改革完全不同的指向已经呼之欲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与表面温和形象不太相同的温家宝。这大概就是那个被外界观察家评论为“绵里藏针”的温家宝。这与朱镕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坦率说，朱镕基虽然被习惯于“英雄崇拜”的中国人赋予了完美的改革形象，但他实际上仍然是善于解决短期问题的行政能手（尽管这已经相当了不起）。换句话说，他只是利用了现有体制能够赋予他的资源来达成目标。经常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他的个人魅力，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体制所给予的资源，这是一般领导人很难做到的。而温家宝似乎已经显示出了开辟新的体制资源（或者动力）的走向。甫一上任，温家宝就展现出了自己性格的另外一面，并非是刻意要表现自己不太为公众所知的“坚定和魄力”，更有可能是因为问题的紧迫性所致。另外一个至关重要但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则是，朱镕基已经将现有体制的资源开掘到了极至。我们很难揣测，温家宝究竟想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但“温氏改革”面临着的棘手难题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温家宝所看到的那样，“黄宗羲定律”之所以成为定律，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农民问题的周期性的爆发，一直是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虽然当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具有了工业社会的显着特征，有些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但就农村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仍然具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特征。这就是说，当今中国还远远没有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威胁。相反，由于掌握话语权力的精英阶层全部集中在城市，农村问题很容易从主流意识的视野中消失。在这一点上，温家宝的懮虑无疑是相当具有穿透力的。然而，将当今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仅仅归结为“乡镇冗员过多”，却是非常有疑问的。起码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乡镇一级政府如果不是没有，也是相当精简的。但也就是在这些时期，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还是显着恶化了，黄宗羲定律还是照样发作不误。这其实说明，在中国历史上，“黄宗羲定律”与乡镇一级政权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很显然，农民问题的恶化还有非常丰富的体制性因素。我们必须将它置于更加宏观的背景上加以考察。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1949年之后，乡镇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膨胀是当下中国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的第一个问题就应该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国现在基层政权的膨胀与国家功能的膨胀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在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镇一级的努力中，中国共产党是最为成功的一个。但也正是在这种成功控制的背后，政府功能极大膨胀了。几乎所有上级政府机关，在乡镇一级都能找到对口部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乡镇一级政府人员的膨胀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整个国家权力膨胀在乡镇一级的表现。由于乡镇政府是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人们就很容易将农民负担与基层政权联系起来。基层干部在主流媒体中的漫画形象，使人们更容易将农民的困苦与乡镇基层干部的恶行联系起来。在媒体上，这经常会被肤浅地描述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关键是基层执行得不好。这与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农民遭受的是国家权力与“中间人”（无法官僚化的乡绅阶层）的双重剥夺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农民则完全是在遭受国家权力的剥夺。而乡镇基层政府不过是这种国家剥夺在直接面对农民时的代理人。所以，在整个国家功能没有得到极大缩减之前，仅仅在乡镇一级裁撤冗员恐怕并不容易做到。即使一时奏效，也难免日后会大幅反弹。温家宝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谈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时候，他说，“关键在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没有领会错的话，所谓“成败与否在此一举”，是温家宝在向他的听众暗示这个问题的难度。这种难度已经为一些最新研究所证实。这些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极大障碍。在许多实施税费改革的地方，乡镇政府功能与相应的乡镇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空前紧张。在这种两难之中，在乡镇一级放弃大部分（非公共产品）政府职能可能就是必然的选择。非但如此，在义务教育、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应该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移到农民身上（温家宝似乎正在利用目前的SARS危机推进这项计划）。这不过是将农民应该得到但以往很多年却被城市不公平占有的资源重新还给农民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夺其实是以城市为象征物的国家权力的剥夺。所谓农民负担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在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的一个后果。在城市与农村的分配博弈中，城市以其国家权力占有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农民的困苦实在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所以，除了让农民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成为城市人的城市化道路之外，要想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就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从限制政府中的城市特权开始。显然，这不可能仅仅在乡镇政府这个层面上得到解决，也不可能仅仅在农村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博弈。换句话说，农民和农村不能只作为城市行政体系政策输出的被动接受者，也必须成为政策输入的影响者。在同样的向度上，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在中国，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城市问题，是城市权力在剥夺乡村50多年之后如何停止这种剥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如何以更加公平的态度接纳农民的问题，是城市如何加快自身改革以提高接纳能力的问题。非常清楚，当今中国农村的凋敝与中国城市改革滞后有着莫大的相关性。如果这个结论正确，我们就会发现，温家宝的农村改革虽然已经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却可能遇到比朱镕基时期大得多的体制难题。这与那些乐观者的判断恰好相反。这对于被外界普遍视为技术官僚色彩浓厚的温家宝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当然，人的潜力总是在困境中被激发出来的，在苛刻的约束条件下，我们或许会看到另外一个温家宝。不过，在温家宝马上就要展开的任期中，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温家宝面临的唯一的艰难挑战。
面对失业与贫困
在即将成为总理之前，温家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亮相，是2003年大年三十在辽宁阜新市的井下。镜头中，温家宝与一群煤矿工人一起吃饺子。显然，这是一个经过刻意选择的时间和地点。
虽然中国领导人嘘寒问暖的镜头，人们已经屡见不鲜。但作为新一代领导人，温家宝的这次亮相，显然具有新的政策思路的宣示意义。其中几个结构性元素：矿工（代表工人）、720米的井下（代表最底层）、阜新（代表中国失业最严重的地区），温家宝（代表新一代领导人），构成了一个即将发生的故事的大致轮廓。简单解读一下就是，新一代领导人将要下决心努力解决失业以及失业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据官方媒体报道，在井下，温家宝曾经对矿工们说到：“我一直想和煤矿工人一起在井下过一个中国新年，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老工业基地、老矿区的职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下一次矿井竟然会这么难，这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这可能会被一些人解读为做秀。但我们的理解则是，温家宝虽然一直关注失业以及城市贫困问题，但碍于自己分管的领域，在以前并不方便表达他的这种关注。而作为全面主管经济事务的总理，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中，他现在终于可以将这些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了。所谓“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表达的或许就是这样一层含蓄的意义。这个细节充分体现了温家宝恪守职务分际的本分和忠厚个性。难怪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在井下，温家宝甚至发出“我们脱离人民太久了”的慨叹。不过，不管这种传闻是不是为了有意勾起人们的某种历史回忆而故意编造的，温家宝对下层疾苦的关注肯定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他也确实已经将这个问题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这里，我们的确感到了温家宝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民生疾苦的细腻感受。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平民家庭的出身背景。在作为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曾经说道，“……全国2500个县，我跑了1800个。这使我更深地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我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勤跑基层，虽然是华人政治文化中体现政治领袖亲民、爱民的一种传统方式，但肯定增加了温家宝对中国下层生活的真实感受，并由此让温家宝与中国普通百姓保持某种在感情和精神上的联系。显然，这有助于温家宝把握中国民间社会的真正脉动。
与农村问题相比，失业及城市贫困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虽然早在90年代中期就有人不断提醒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但只是到最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引起中国精英分子的认真对待。于是就有了要将“增长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的呼声。鉴于失业与城市贫困阶级的问题发生在中国城市中，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温家宝将此列入其施政中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对待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有关当局还对中国的失业数据模糊其词，采取鸵鸟政策。两相对照，温家宝对这个问题的严肃和认真态度的确让人感到欣慰。这至少证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具有强烈的紧迫感。
虽然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将这个问题列为他要解决的第三个难题，但征诸温家宝的各种公开言论，我们还没有发现他谈到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操作性方案。他只是笼统提到，要多渠道增加就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或许，我们不能苛求在一个拥有巨量过剩劳动力的国家中，中国领导人能够迅速拿出一套办法来缓解失业问题，但中国的就业问题的确非常紧迫。如果考虑到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发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中，我们就不得不对失业问题所具有的潜在爆炸性表示高度的关注。今年一季度，当中国经济9.9％的增长速度引起人们的一片欢呼之时，人们对同样攀升着的失业率数字却丝毫提不起兴趣，这不能不让人对中国主流舆论的麻木和无知感到担心。一些经济学家以他们惯常的昏庸，大胆地安慰我们的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经济仍然能够高速增长20年。但这毕竟只是预测——一种非常让人生疑的预测。这类戴着经济学面具但实质却与幼稚预测无异的梦话，几乎从来就没有准确过。以降低我们的智商为代价，其效果充其量是让我们变得稍微快乐一点。而这种快乐只会让我们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掉以轻心。如果哪一天中国马力十足但却高度紧绷的GDP机器突然减速（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失业问题就可能会让中国措手不及。实际上，中国的失业问题在近年已经出现了令人担懮的发展趋势，从国有企业的工人逐步蔓延到潜在的精英阶层。一些反映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报道以懮郁的笔调描写了这种现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艰难时代。在这些报道中，充斥着中国年轻大学生对社会和未来的困惑。有数据显示，在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中，将有50％找不到工作。这意味着，他们一踏上社会，就开始面临危机。这种人生挫折，是中国历史上最近几次革命中的青年学生同样面对过的。从这种历史记忆出发，中国最近不断增多的青年学生的失业就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当中国农村还有以亿计的潜在失业大军的时候，对中国失业问题的任何悲观估计可能都不过分。如果失业问题在一定时期内的确是中国人口资源的约束使然，那么增加社会保障以维护贫困阶级的基本生活尊严，可能就是一个必须马上着力的工作。最近几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飞速增长，这经常被一些官员用来标榜自己的成绩。但清楚的是，这个飞速增长仅仅是在极低的基数上取得的，其起到的保障效果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愈演愈烈的城市贫困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也有密切关系。对于任何一个有基本判断力的政府来说，剧烈的贫富悬殊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不道德的机制。而在中国，权力阶级的非法攫取就是这个机制的本质。勿庸置疑，这不是经济体制本身可以自动矫治的，更不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永远掩盖的。我们相信，如果温家宝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来理解中国的贫困问题，他同样会遇到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体制性陷阱。
无论如何，在未来的一些年中，中国的失业和城市贫困问题将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灰暗图画，温家宝能够让它变得更加温暖一些吗？
从SARS中突围？
就当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以懮虑的表情召开他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中国的另一端广东，一只不祥的蝴蝶已经开始鼓动它的翅膀。这双翅膀即将在京城掀起的飓风，马上就要将温家宝们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不幸的是，此时此刻的温家宝对此几乎浑然不知。比起那些棘手但显然比较清晰的执政难题来，“从天而降”的SARS多少具有一些“阴谋”的意味。抑或，它对我们兴致勃勃的时代误解是一个有意的讽刺？
从某种特殊的角度观察，历史的确充满着神秘的宿命色彩。从1988年开始，中国每一届内阁成立的当年都会发生一两起引发全局振荡的危机事件。1988年是物价闯关所引起的全国性抢购，继而在1989年掀起政治巨浪；1993年是房地产狂热所引发的全局性金融危机；1998年，朱镕基内阁正式亮相的当年，是水深火热的亚洲金融风暴和1949年以来最大的洪灾。2003年3月，轮到席不暇暖的温家宝内阁的则是SARS，一场典型的公共卫生灾难。就像刻意要为每一届内阁安排一次资格考试一样，每隔5年，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总要面对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危机。对于那些早已经条件反射式的习惯了用GDP眼光看一切问题的中国人来说，当2003年3月SARS刚刚在北京城露头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病毒会在转瞬间将一个全新的盛世带入一片古老的恐慌之中。不过，社会危机从来就是为政治领导人准备的最佳舞台。借着这个舞台，政治领导人不仅可以展现他们的个人魅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趁热打铁，加速推进他们的改革计划。当然，结果也可能恰好相反。在这个意义上，SARS危机实际上为中国的新任领导人提供了一次诱人但却十分危险的机遇。不管愿不愿意，温家宝都已经被推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心。
人们注意到，在SARS正式成为中国的社会危机以来，温家宝是中国领导人中曝光最为频繁的一位。据我们粗略统计，从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公开谈论SARS以来，温家宝在各种场合就SARS所发表的讲话已经达到15次左右。虽然这是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职责所系，但如此高密度的讲话和考察活动，足以体现温家宝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取姿态。实际上，一则公开的消息已经将温家宝在SARS问题上与众不同的进取姿态暴露无遗。4月26日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他的讲话中不寻常地提到，“面对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严峻形势，……我们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对国务院及各地政府的工作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里面包含的信息虽然十分丰富和复杂，但有一点却是异常清晰的，那就是在SARS问题的处理上，温家宝所领导的国务院一直是现行体制架构中最为活跃和主动的因素。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领导人，在SARS问题上采取一反常态的透明化和主动出击的策略，温家宝不会不知道其中所隐藏的风险。而如此高的一线曝光频率，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更是特别需要避讳的。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治领导人应该遵循的潜规则是老成持重，谨言慎行。任何僭越这一规则的行为都可能引发诛心之论，将自己置于十分脆弱甚至危险的境地。但形势所迫，温家宝恐怕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情况，正应验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引用过的那句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温家宝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必须这么快就开始履践这个诺言。
温家宝及其同仁在SARS问题上看似突然的透明化转变，并不是无迹可寻的。在作为总理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温家宝被问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时，他用毫无新意的语言回答了这个敏感的问题。很明显，温家宝想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含义丰富的命题，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范围内 。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发争议，另一方面也可能符合温家宝作为技术官僚的本性。在中国这一批几乎全部都是理工科出身的新一代领导人的眼中，那些宏大但却很难把握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的操作性。他们往往更善于将一些大得令人畏惧的计划分解为小的可以操作的具体目标，一个个去突破。温家宝这种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化成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式，很难满足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胃口，自然也就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回过头来，结合温家宝在SARS事件中的表现，我们发现，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并非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曾经说到，“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虽然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调门，但却是一个从来不曾实现过的目标。而温家宝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将“群众和舆论监督”切实地付诸于自己的执政实践，则多少有点让人始料不及。或许，对温家宝这类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看他说多少，而是看他做多少。在SARS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看到，温家宝做的要比他说得更多。显然，温家宝及其同仁已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突围。选择舆论监督作为突破口，温家宝以及新一代领导人无疑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体制创新之路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舆论都是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其实，诸如“三贴近”（宣传思想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之类的“新”说法，早已经为这次SARS中的透明化转变做出了铺垫。只不过，由于语言太过平淡而没有激起人们的兴趣罢了。中文语言的可解释余地非常之大，其意义完全因人、因形势而定。这一点，中国问题研究者不可以太过忽略。如果这一次在SARS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开放趋势能够延续下去，将无异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虽然以这种速度开始革命可能并非是出于温家宝们的本意，但形势比人强，SARS事件已经将他们那些看上去更加长远的改革计划大大提前。在这个意义上，时代正在推着而且催促着新一代领导人往前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预料温家宝们究竟想在舆论监督这条道路上走多远，但SARS所激起的震荡已经突出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必须往前走。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力量。事实上，只要他们愿意倾听时代的声音，新一代领导人本身就是这种历史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SARS事件还没有彻底结束的迹象，其所引发的灾难也很难在现在就做出完整估计，但一个巨大的教训已经凸现出来，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是何等重要和宝贵。早有论者指明，现代社会乃风险社会。其本质意义旨在揭示，现代社会风险的快速扩散特性往往会急剧演变成整个社会的系统风险。契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发生的疯牛病等一系列风险事件无不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现在正在中国蔓延的SARS更以最直观、最残酷的形式在为我们补课。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成为控制风险的首要之务。这与投资领域教给我们的常识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温家宝内阁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似乎已经表现出了善于倾听和善于学习的某种新政特色。不过，我们想提醒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政府向社会单向的信息披露，而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在信息方面的双向互动。新任北京市长王歧山先生在他征服了很多观众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曾经非常诚恳的说，“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对于SARS这样一种最新的流行疾病，政府和官员们在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其危害程度。然而，如果当中国民间第一篇关于SARS的报道在今年2月初出现的时候，政府不是压抑它，而是鼓励更多的自由讨论，中国政府官员可能就会在更早的时间掌握更加充分的信息，也就能够更及时地采取措施以控制风险扩散，而不需要等到境外媒体报道已经铺天盖地的时候才大梦初醒。SARS也就根本不会像政府官员所感觉到的那样“突如其来”。在王岐山先生上面那一段非常动容的自我检讨中，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对于信息的掌握总是比民间更及时更准确。这个前提中所包含的真理，在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平均分配的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适用。实际的情况是，民间社会经常扮演着教育并向政府传播信息的角色。在这里，民间媒体构成了风险社会最重要的预警体制。其意义远远不止于人们常说的公众知情权——这一现代文明社会中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从SARS中吸取教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训。如果不能在这个认识问题上突围，温家宝及其同仁在舆论监督上开始的突围就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在将自己与前任作比较的时候，温家宝曾经有意强调过，他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这段剖白在当时听上去多少有点让人觉得突兀。但现在看起来，这段话的意思就要容易解读得多了。的确，SARS事件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温家宝性格上决断和魄力的一面。虽然在建政之后50多年的历史上果断处理几名高级官员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但在一个新班子立足未稳之时就大开“杀戒”，则是非常罕见的。依温家宝以及其他主要领导人温良的个性，果断解除孟学农，张文康的职务，应该不是出于打虎树威的企图，更可能是出于在危机时刻必须严明纪律的形势使然。于此，我们也能够看出温家宝及其他主要领导人对“稳定”的新理解。最近10多年来，“稳定”一直是中国压倒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温家宝无疑是这一观念的拥护者。但上面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当稳定蜕变成僵滞和冷漠的时候，温家宝和其他主要领导人可能不会容忍。不过，严申纪律、铁腕治吏毕竟只是传统政治中的治标之策，与现代政治的真精神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作为一国总理，仅仅凭个人的道德力量和道德表率去推动庞大而冷漠的官僚体制，其最终结果肯定不容乐观。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温家宝正是试图以自己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的道德榜样去激发他的下属的。在温家宝频频出现在一线的身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内圣外王于一身的儒家政治家的典范。温家宝的这种精神气质，与他的前任朱镕基简直一脉相承。然而，在感佩于温家宝的道德境界和极其充沛的精力的同时，我们也悲哀地发现，温家宝实际上已经相当吃力。以一己（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同样道德理想的同仁）之力去推动一个体制的运转，其难度早已注定。相反，如果这个体制是一个真正对下负责因而也就能对民间压力做出积极和及时反应的体制，温家宝们的工作就要轻松得多。或者干脆说，SARS根本就不会发展到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地步。所有迹象都表明，在SARS事件初期，温家宝受到了下属及地方政府的严重误导。就在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听取了卫生部的汇报之后还认为：“……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发现疫情。”但仅仅过了十几天之后，温家宝有关SARS的口气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是温家宝在其后一段时间中对专业机构和医院的密切走访和考察。显然，温家宝对卫生部的4月2日的汇报并不放心。不难推测，在高层对SARS问题的最后判断上，温家宝扎实、细致、勤奋的个人作风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不是这样，SARS的严重性肯定要更晚才能被最高决策机构意识到。温家宝的勤政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一个完全依赖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德行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并做出反应的机制，肯定不是健康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等到最高领导人了解到真实情况并督促官僚体制做出反应时，控制事态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对于这一点，相信温家宝现在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不管难度有多么大，建设一个更健康、更文明的政治制度，都是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一个必须突破的方向。否则，更多、更大的危机总有一天会将他们压垮。
社会危机历来就是民众了解他们领导人的最好窗口。在SARS危机中，中国民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温家宝勤政亲民的政治作风。在我们看来，温家宝无疑是中国最忙的人，他几乎是在用个人的全部精力在与体制和时间赛跑。有人曾经统计过，从4月12日到5月5日的短短的24天内，在马不停蹄的考察和出访的同时，温家宝光视察北京就达到5次之多。除了鼓舞士气之外，温家宝显然是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抚慰民众并唤起中国民间的广泛参与。然而，中国民间社会在SARS危机中的反应却是相当被动的。从最初的麻木，到后来的恐慌，再发展到自发的相互封锁和小规模骚乱。这种反应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是原始的。一夜之间，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四散逃亡，其景象犹如世纪之末。从瘟疫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民间社会对这次灾难的反应，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经典案例，更因为它是检验中国民间社会自组织能力一次极好机会。很不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端原始和消极的社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除了用最原始的方式自保之外，中国社会中剩下的就是“他人即地狱”的敌意。那些平时在街头或电视上疯狂做秀的所谓群众组织，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透过电视画面上那些貌视热闹的传统政治动员，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沉默和幼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应对灾难，有的只是原始的本能。当那些号称受过最好教育的大学生，也纷纷开始加入仓惶的逃难队伍的时候，这种感觉让我们尤为震撼。或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埋怨中国民众在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仓惶和无力，当我们看到那些毫无保障的民工疲惫露宿于北京街头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仅剩下悲凉和忏悔。许多人在预测中国前景的时候，曾经举出过他们认为最强有力的乐观理由，那就是中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但通过这次SARS灾难，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的全能政治结构。中国社会行动结构的单向性传统在这里体现得格外清楚。一个长期积弱、缺乏自我组织和自我维持能力的社会，或许能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带来一时的治理之便，但绝非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福音。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应该了解，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永远不会有一个成熟的政府，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也永远不会有强大的国家。在这里，SARS危机为温家宝们洞开了另外一扇改革的大门：社会结构的改革。与政治和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社会改革是一个最受忽视的领域，而其重要性却一点也不比前两个领域逊色。对于温家宝及其新一代领导人来说，亲民爱民固然重要，但培育民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可能更为急迫。换句话说，加速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将是温家宝们一个不得不完成的重要改革任务。以中国社会严重发育不良的现状看，在未来的执政之路上，温家宝实际上面临双重困境，他既要面对一个呆滞的政治体制，还要面对一个呆滞的社会。几乎可以肯定，随着中国社会中各种积累了多年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这些体制问题所造成的约束将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刻地困挠温家宝的执政。温家宝会选择突围吗？抑或，他如何突围？
仔细研究过温家宝讲话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温家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事务性官员。在他的讲话中，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多余的意识形态的虚饰，全部都是具体的工作安排。条分缕析，层次清楚，但却缺乏激情和感召力。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温家宝技术官僚的个性特征。一般而言，技术官僚并不擅长宏观和远景的谋划，而更善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他们往往会将体制的突破融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这种人可能不会给人们以激动人心的展望，但往往可能给你带来惊喜。站在这个角度，温家宝开始让我们有所期待。这种期待不仅建立在我们对温家宝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判断上，也同样建立在我们对温家宝个人信念的判断上。
从SARS危机发生以来，温家宝去学校视察的频率非常引人注目。从4月18日到5月4日，温家宝先后考察了7所中学和大学。这些看上去纯粹公务性的考察，无意中已经透露了温家宝个人的某种潜意识。联想到温家宝过去在政务繁忙之际，曾经数次默默回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我们有理由判断，温家宝对学校有某种偏爱。这当然不仅仅显示了温家宝对青年人的喜欢和某种怀旧情结，更显示了温家宝急于在学校那种独特的环境中找到些什么。而青年人云集的校园环境能够给予人的可能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曾经让我们所有人都激动过的理想和信念。成年人容易忘记自己的理想，学校往往是唤醒他们信仰和理想的最佳情境。对于处在危机关头，必须咬牙挺下去的温家宝来说，信仰就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资源。就温家宝那一代青年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这种信仰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民主、科学和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坚持信念并不容易。温家宝也不会例外。这大概就是温家宝要着重指出自己“有信念”的真正原因，看得出，温家宝实际上是在以此自勉。
温家宝最初的教育是在南开中学完成的。这所学校或许是中国最大的一所中学，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两位总理、一位副总理以及数量庞大的名人。不用说，那所学校的独特氛围和文化已经给了温家宝一生至为重要的熏陶。这一点，可以从他多次回访那所学校的故事中看到。时光流转，温家宝求学时代的南开早已不复是张伯苓时代的南开，但我们相信，“允公允能，月异日新”的校训已经深深注入了这位后代学子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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