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古老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变革时代。它将使专制的中国成为民主化的中国、使农业的中国成为工业化的中国、使宗法制小生产的中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令人激动的大变革时代。
这一变革已经历时一个半世纪之多，但变革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今日之中国，仍然处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变革中，最令人振奋的是辛亥革命。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二十一世纪前半期的中国 ，都已在或将要在它的旗帜引导下前进。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迈进了一个新的世纪。同上世纪初一样，中国又将迎来一场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了这场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前夜。
与一百年前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一样，今天，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专制体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成为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今日之中国，不仅普通民众不能、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军棍政客们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延缓其政治生命，为了维护军事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甚至攫取更大的利益，军棍政客们只能继续加强其军事官僚统治和思想专制。他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换取其苟延残喘，并利用这最后一点时间，贪婪地窃取国库民财，迅速地积累起巨额的官僚资本。然而，他们愈是专制，愈是掠夺，愈是加剧其军事官僚机体的腐朽，社会矛盾愈是激化，愈是加快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迎着民主革命高潮的雄风，新的勇士，挺起胸膛，扯起喉嗓，扬起臂膀，拍起巴掌：向专制开火，为民主加油！
一、对历史的批判和批判的历史
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人既利用过去各代遗留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从事新的活动，又在新的活动中对前代遗留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就后者来说，社会在不断地变革和进步；就前者来说，每一代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又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至于变革和受制约的程度，则取决于现实中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交往的程度，以及整个民族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因此，我们要考察今日中国社会，对现实进行彻底地批判，就必须首先考察和批判我们中国的历史：古代的和近代的。
1、五千年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
到目前为止，五千年中国文明史都是专制主义的历史。
无论是秦以前的分封制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抑或是分裂时代的割据政权，其政权结构的核心一律都是君主专制式的。它们的本质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小农业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小农业需要简单协作，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简单协作形式就是家庭。家庭是自然经济下最基层的生产、管理和消费组织。为了协调各家庭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了各家庭、各地区之间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或外来的入侵，必然产生凌驾于各家庭、最终凌驾于各地区之上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完全是按照家庭的结构建立和运作的。因为家庭是专制的，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国家也是专制的。家长是家庭的君主，他掌握着这个家庭的财产及其成员活动的支配权，他的想法就是这个家庭的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国王或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长。“朕即国家”、“国家即朕”，这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家庭和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家族看重的是血缘关系，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着血缘或变态的血缘关系维系的。从皇室到大臣、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一个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这是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又一特征。
因为几千年来小农业生产方式没变，因此中国国家权力结构和功能也没变。同时，血缘关系网络又加固了君主专制。只要你读过中国初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你就会发现，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所变的只是王朝的姓氏和国号以及帝王的年号，不变的是君主专制政体。一部中国古代史，便是一部凝固的君主专制史。
在小农业生产方式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儒家礼教文化。它的本质就是小民的顺从和统治者对小民的奴役，用“五四”时期一位新文化运动代表的话说，就是“不犯上作乱”。儒家礼教文化是古代中国人的国教，是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它使君主专制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在它的光环下，君权对全体臣民进行着有效的精神控制。
小农经济、专制主义和儒家文化三位一体，相互适应，相互作用，这便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全部文明史。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持久稳定性的根源，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它使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续不衰、持续统一。中华文化的扩展、辐射，不但融合著周边各族而形成大中华民族，而且推动着古代亚洲文明的发展而形成大中华文化圈，同时又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然而，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却是以牺牲中国人作为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在这一文明体制下，中国人只知有昨天而不知有明天，只知有中国而不知有世界，只知有顺从而不知有自由，只知有均平而不知有差异，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自己……所有中国人都在君主的权力和精神的控制之下，只有“民之主”而没有“民为主”。另一方面，君主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种种非人道的、兽性的行为却是天经地义的。
小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政治专制主义和儒家奴性文化，而政治专制主义和儒家奴性文化又保护和延续了小农业生产方式，阻碍着自然经济内部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也就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政治专制主义和儒家奴性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中国一切邪恶的孳生地和遮阳伞。
十六、十七世纪，即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民主意识兴起。然而，由于皇权为代表的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的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阻碍，发展缓慢，民主意识被遏制。特别是代表野蛮文化的满清贵族统治中国后，本就很微弱的新的生产关系和民主意识被扼死于萌芽状态，同时却将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发展到极至。正当满清贵族挥舞着北方民族的马刀和汉族官僚贵族的权杖、高喊仁义道德，对各民族实行奴隶般专制统治的时候，当他们“天朝上国”的美梦鼾声大作的时候，中国的农业文明却遇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
1840年，这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开端，也是中华文明再创辉煌的开始。
2、变革，从挨打开始
鸦片战争被历史学家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次撞击。对于满清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来说，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下的被动撞击。中国被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是，它却使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变革和复兴之路。
撞击是被动的，变革也是被动的。被动变革的动机是拯救现存腐朽的专制政治制度和早已衰落的传统文化体系，保护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改革者到头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近代变革的实际行动是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它的理论基础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保护大清帝国，维护传统制度和文化，而不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含义。《南京条约》签订后，满清贵族们满足于暂时的苟安，没人理睬林则徐、魏源的建议。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将满清贵族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才想起“师夷长技”来，于是才有洋务运动。不过，这时的“师夷”不是“制夷”而是镇压国内人民的反叛和暴动。洋务运动的代表们是一群出卖民族利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封建权贵。他们将林则徐、魏源的理论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是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的，它的最大成绩是建造了一只据说是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最后因由政治腐败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清政府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搞洋务运动，所以，当洋务运动破产之日，也就是民族危机加剧之时。洋务运动不能缓和清朝的统治危机，更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拒绝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近代民主制度。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不幸，是近代中国最沉痛的教训。然而，一百多年来，洋务派的后继者却一再重复着这个教训。
洋务运动对于洋务派及其效忠的官僚贵族集团是一场悲剧，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悲喜参半。洋务运动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传入中国。因此，洋务运动在加强军事官僚统治的同时，也为其灭亡准备了条件。这是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之流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但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3、悲壮的维新之路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民主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
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和民主意识同封建专制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在加剧。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互相交织，于是才有了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性质的维新变法运动。
作为政治运动，维新变法从1895年春“公车上书”开始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结束。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他们是一群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但同时又是具有一定民主民族意识的爱国知识份子。因为他们具有近代民主意识，因而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因为他们曾是封建营垒的一员，长期接受封建文化教育，因而他们又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他们希望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为中国寻找出路。他们是爱国的，但他们心中“国”的化身就是满清朝廷，他们希望通过维新变法革新满清王朝，并在它的统治下走出民族危机的困境。他们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维新变法的失败只是一种现象。应该看到，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里程碑。谭嗣同等六君子为满清王朝提前举行了葬礼，他们又以其鲜红的热血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序幕。这一幕是如此地悲壮，以至于一百年后，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谭嗣同那一声呐喊和他的头颅落地时山崩地裂般的震撼——“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百多年了，中国仍是如此专制和腐败！面对先烈的英灵，我们该觉醒了！废除虚伪民主掩盖下的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这是二十世纪遗留下的难题，也是二十一世纪初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
维新变法后，为了阻挡迅速兴起的民主革命潮流，满清贵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们，也搞起了所谓“新政”，预备实行所谓“立宪”，以期延缓其灭亡。然而，适得其反，“新政”不但激化了本已激化了的社会矛盾，而且为其准备了行刑的工具。这是一条规律，历史上任何专制政体保护下的“变法”的必然结果是加速专制政体自身的覆亡。当然，不“变法”，专制政体的覆灭会更加迅速。就像商品（或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必然取代小农业生产方式一样，民主也必然取代专制。小农经济滋生专制，市场经济孕育民主。
4、“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
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毁了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学习那个时代的民主斗士，不是因为他们推翻了满清王朝、冲击了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进步、富强去呐喊、去抗争、去流血牺牲。上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造就了新世纪的英雄，而英雄们又创造了新世纪的历史。我们只要读一读《同盟会宣言》、读一读《民报》发刊词、读一读《革命军》、读一读《猛回头》和《警世钟》，我们就会热血沸腾，我们就会拍案而起，去完成先辈们未竟的事业。
孙中山是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杰出代表和领导人，他将其理论概括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像火炬一样，昭示着未来，引领着志士，指导着中国。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中国未来民主社会的框架。
三民主义是当时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它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是“反清复明”的新版本。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当时民族主义的最大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束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而孙中山却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宣布承认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孙中山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切实的革命纲领，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动员广大人民从事民主革命事业。即使曾经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家，也在辛亥革命后走上了与他分离的道路。
第二，因为民族主义是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这就削弱了反对专制主义这一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任务。孙中山将“民族”主义放在“民权”之前，并将两者看作一种革命的两个方面。孙中山则以为满清王朝的结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孙中山便发表演说，“今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于此。”其实，两主义一个也没有达到：满清退位了，帝国主义列强还变本加厉的蹂躏着中华民族；皇帝的年号取消了，专制政体依然如故，军阀政客们的专制独裁更有甚于皇帝小儿。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便会发现，九十年来中国的民主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三民主义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思想文化革命的内容（有思想但没有对旧思想的革命），而几千年儒家奴性文化正是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要知道西欧从专制的中世纪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化，是以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开道的，譬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曾对腐朽黑暗的专制政治发动过猛烈地攻击，为民主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由于上述缺憾，三民主义倡导的民生主义也就自然成为空话。因为经济状况虽然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但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制约的。专制体制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5、“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三大任务并存：一是反对军阀专制，建设国内和平民主；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三是清算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实现思想解放。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不足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天缺陷。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以西方的技术和器物维护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维新派倡导“兴民权”，但他们却要披着儒家的外衣，其作用不只是让变法减少阻力，实质上却起到了拯救儒家文化的作用，后来干脆喊出“保教”的口号。辛亥革命倡导“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以此作为推翻满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但它却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关于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影响，我们今天的教科书称之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看来，中国人在思想上从这场政治革命中所获得的也不过是一些“观念”罢了。但是，任何彻底的政治民主革命都必须首先以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为先导。中国近代没有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变革的产物。这是一场迟到的文化革命。它高举着谭嗣同和邹容的殷红的鲜血书写的“人”字大旗，从武昌起义的炮火硝烟中走来。它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为武器，大胆地、猛烈地、毫不妥协地向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儒家奴性文化开火：“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创造性成为近代人文主义的精髓。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富有理想和希望的时代、一个批判和建设并存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而创造了英雄的时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得不让位于民族革命，民主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共产主义。于是，新文化运动流产了。
6、“走俄国人的路”
辛亥革命后，满清小皇帝退位了，北洋军阀凭借武力建立起更专制、更黑暗的军事官僚统治。孙中山聚集一批资产阶级职业政治家（或许称“政客”更恰当一些），开始了与军阀政客们争夺“民国”领导权的殊死斗争。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军阀之间互相攻击，列强之间互相争夺，军阀和列强又相勾结，内战升级，民不聊生。于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民主革命”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统一起来了。
这场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起点的。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北洋军阀，但是，它却是以争取民族的主权和生存为号召的。因此，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民主主义的。这场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觉醒，它将自辛亥革命以来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们汇聚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进行新的斗争。
由于西方列强的持续侵略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次失败，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怀疑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不再相信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于是，俄国十月革命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激进份子学习的榜样了。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产生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英雄们成了它的第一批成员。同时，孙中山也在困惑中将目光投向苏俄。就这样，“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先进份子的普遍愿望。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操作下，诞生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语）。于是，才有了“国民大革命”。大革命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旗帜，但在实际上却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新生代与晚清时期成长起来的军阀政客们争夺中国主宰权的拼杀。这一时期被中国共产党的史学家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国民党夺得了全国政权，共产党则在此前一年被它踢出“统一战线”。从1904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这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终于成了中国命运的主宰者。然而，它却由二十多年前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蜕变为专制主义独裁者了。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这个政党是在为中国的民权而斗争的话，那么，其后的行动便是为它的“党权”而奋斗。1927年，国民党建立起与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没有任何本质差别的一党专政。它将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相结合，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军事官僚集团谋取最大的利益。党即国，国属于党。“党国”利益高于一切，而“党国”的利益就是军事官僚集团的利益。它的政权自称为“国民政府”，其实只有“国”而没有“民”。人民的生存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更何谈“民主、自由”！这就是孙中山为之倾注了大半生的号称“国民”之政党的统治！据说，它正是继承了总理兼国父孙中山的事业。
仅仅二十多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高举民权大旗的革命战士到专制卖国的独夫民贼。民主主义者蜕变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革命者蜕变为被革命者。中国的革命党，中国的民主斗士何以会走到它的反面来？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但是人的活动却能对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里，孙中山一方面潜心研究（确切地说是设计）中国民主进程的方案，他将中国民主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实践上致力于同北洋军阀进行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他认为，只要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就能按照他的意愿改造中国，但他忽略了，权力结构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实条件决定的，连他个人的意识、权力和风格也不例外。因此，军政时期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军事斗争的现实相结合，加上苏俄共产主义 “军党专政”体制的强烈影响，就形成了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领袖独裁”的思想。或许，这一思想对于聚集革命力量，推翻旧势力的统治是有作用的，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克伦威尔、法国历史上的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但对于国家的民主进程却是极具破坏性的。虽然，孙中山主观上是要通过“领袖独裁”夺取政权，最终过渡到宪政时期，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却成为野心家实现真正专制独裁以谋取集团利益的最理想的工具。192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蒋介石集团不就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进行独裁统治，并为其谋取特殊利益的吗？
在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中，从1924——1949年的二十二年，被依次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国民的革命）、“国共十年对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这二十五年里，中国政治斗争的主题是争夺政权和实现民族解放，不管是掌权者还是夺权者，都以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为借口，而加强着本集团的专制体制，而真正的民主建设则因此停滞在晚清和辛亥革命时期。
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政权。其实，国民党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共产党力量的强大，而是它自身的独裁和腐败。国民党是被它自己打败的。1949年，只能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对于政治体制来说，只能是一个独裁政权取代了另一个独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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