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讯】“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去年在这里讲百花齐放……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注１：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这完全不是事实。事实是：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上来，赋予全新的意义，并将“鸣放”引向政治，以至形成一九五七年年四、五两个月全国范围的批评矛头对着共产党的“鸣放时期”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毛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发动“鸣放”？
当然，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官员脱离群众、官僚作风的一面，但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一九五七年初，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是政权巩固与否的问题。这可由一月间召开的中共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的讲话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会议是“反右”之前中共中央召集的唯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都作了长篇讲话，“思想动向”是他讲话的主要议题。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反右斗争”，不可不读此一讲话。（注２：引自本书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的《学习资料》第二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作者保存该资料共四册，此章接连数段引文均引自此一资料。）
他在会上说：“思想动向的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了斯大林－－引者）……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指镇压一九五六年十月间的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马列主义），蚂蚁也缩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有屁让它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这里毛所谓的“他”，正是五个月后被从六亿人中“孤立”出来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作为一个战略家，毛心里已经有谱了。他下面接着就讲：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
全国二十六省，外加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大中小各三分之一，加起来大概就是九十万。后来果然抓了百万左右的右派，不过不是等到年终才“结账”，而是在年中六月份就结账了。
毛甚至在当时就连什么人是右派也已经有点谱了。在一月间的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谈到“年终结账”之后还讲到了如何“处理”那一百万人，并举例道：“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后来丁玲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受到全国各大小报刊、杂志的批判，被弄得其臭无比，连不识的女人都骂她是“妇女中的败类”，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知，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尽管事实上它并不存在。
对毛来说，那些“缩回去的蚂蚁”是潜在的威胁，不清除它们，他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就睡不安稳。波兰、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动告诉他，知识份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中共施加压力，催迫犹豫不决的赫晓夫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注３：此两句分别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从一月到四月，他做的是将“双百”逐渐往政治方面引，将“百花齐放”的“放”演变成“大放厥词”的“放”，将“百家争鸣”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
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毛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说：“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注４：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九四页。）他在这裹说的“言论”自然是政治言论，而他鼓动“再放”的显然不是科学、艺术上的意见，而是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即政治上的“鸣放”。
如果说这话还不够明白，那么几天后他在天津对党员干部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注５：同注４。）
此时，毛只要提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指的必定是政治，是邀请知识份子批评共产党，与文艺、学术已毫不相干了。
毛从天津南下，三月下旨到达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幸蒙召见，试探地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见很对、很好”（注６：同注４，第一九七页。）
可见，毛半年后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涉及政治”、“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与事实完全不符。
毛知道知识份子被“阶级斗争”斗怕了，便安抚人们道：“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注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的讲话，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六十二页。）四月十一日，他还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上海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来名教授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注８：《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九十一页。）
毛的引导相当成功。这时，中国的知识界人士已忘了“百家争鸣”的“鸣”和“百花齐放”的“放”，应当是指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立自成一家之言、竖标新立异之帜；大家一谈到“鸣放”，便不约而同地意指“不平则鸣”的“鸣”，“有气就放”的“放”，同他们的本行专业毫无关系了。
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倒未宣布收回，只是毛已不再理会它，任其冷冷清清地无疾而终，他自己则兴致勃勃地抓取得心应手的第二个“鸣放”－－政治上的鸣放去了。
这个“鸣放”，开始时行情也不看好。凡是不太健忘的人都知道，毛在施政大事上是不容他人置喙的。一九五三年，与毛同龄，常被毛请去作客的名学者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对共产党进城后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搞工业的政策提出异议，毛当场翻脸，将梁臭骂一顿，其用词之恶劣，不堪入耳。随后，各重要报刊发动了“向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的批判运动。以后在文革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更被耍猴子一样以绳子系颈，手持铜锣，敲锣游街示众，受尽了侮辱。
毛在批梁漱溟时，曾承认自己是个没“雅量”接纳意见的人。如今“鸣放”，他竟然将斥骂梁时的那副凶脸收起，换上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邀请人们提意见。对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来说，这实在是个新鲜事。过去几年，他们只是改造对象，自我批判，互相揭发，台上斗争，台下检讨，写自传，写交待，早已不敢想像自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改过，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其中是不是有诈？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
但是，毛泽东将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注９：，，徐铸成《一九五七年“阳谋”亲历记》。）这个做法十分灵，赢得了不少早先被一次次整人运动搞得心灰意懒的高级知识份子的心。
当时政治气候确实暖和了一些，连在狱中的胡风份子、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也得到了一份周恩来的报告，里面讲到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监狱看守对他说：“你随时准备出去。像你们这样的人是国家的宝贝……”贾满怀希望，觉得就要走出铁窗了。
不过，相当多的人仍然怀有疑惧。在听完毛的讲话后的小组会上，仍有人不相信共产党是否会真正实行“言者无罪”。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
铁券是过去皇上才给的东西，是保证不对臣子加罪的誓言。（注１０：如明太祖朱元璋□赐俞通源铁券文：“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所以，提出此一说话者只是表示自己怕被加罪而已，并不真的企求一张铁券。上海的文化界名人王造时教授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就比较实际：希望中共“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注１１：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报》。）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木且溆绦拢?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讥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响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例像随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注１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二○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里，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了篇短文，谈到多数知识份子对中共号召“鸣放”的态度：“他们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注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自己倒无顾虑，但他在五月九日中共统战部召集的会上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上，朱绍文说：“这几年来知识份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注１４：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一九一页。）
辽宁省东北工学院教授许冶同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对人们为什么会欲放无胆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份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象，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注１５：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沈阳日报》）
被整怕了的知识份子不敢相信从此就没有“狂风大雨”，也没有“中雨”、“小雨”了。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所说：“尽管学校当局召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可是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广州《工商周刊》编辑樊建华在谈论人们为何不愿鸣放的文章中引了这两句唐诗，道出了多数知识份子的心声。
直到五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鸣放座谈会”上，共产党会不会搞“秋后算账”还是被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目却已相信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帮助中共改正缺点、作风的诚意。五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副主席龙云在会上告诉大家：“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想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再整？”（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也不怀疑毛泽东有整人的意图。在同一天的会上，他表示不赞成某些人要共产党保证将来不搞打击报复的意见。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也觉得缺乏保障，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注１８：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这个方案若真能实行，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反右”这个名词了。只是罗隆基当了共产党二十年的政治伙伴，对什么是“整风”竟全然没有了解，提出这种共产党绝不可能接受的方案，这也就注定他日后会成为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知识界中了解中共在延安那段历史的人太少了，所有官方的出版物都掩盖了延安时期的真相。人民只知道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从未听说共产党会把自己人抓去枪毙、砍头、活埋，会在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成百成百地抓特务；更不知道毛泽东一九三○年在江西清洗、屠杀红军内的异己份子，“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二十军全部消灭了。”（注１９：《龚楚将军回忆录》第三五四页。）当然，也不会有人披露真相，说中共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突围“长征”之前，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将几千名不可靠、“动摇”的干部、战士集中到十来个收容所，一刀刀砍、活埋，以致一九二八年一月与朱德、陈毅等共同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龚楚无法认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脱了队。
人们从未闻说那些暴戾的事情，连龙云、罗隆基这样在政治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将都不了解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手，普通读书人就更难猜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其实，就在龙云说共产党不会“开这样大的玩笑”前一个星期，毛泽东已经在调兵遣将，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抓右派运动了。早在五月十五日，毛就已经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干部。文中说之所以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毛将他的策略概括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其“诱”的对象则为占知识份子百分之十的“右派”－－“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
百万知识份子的命运已经由毛一手决定了：“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过了二十多天，当毛下令“反右”时，他们夹紧尾巴也来不及了。
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是龙云、罗隆基们发言的座谈会的主持人，他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注２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五页。）这一点不差。可正是他在毛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拚命劝诱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只要他将《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的几句话告诉与会者，就不会有人再坐在那里发言，会也就无法一直开到六月三日了（每两天一次）。
问题就是人们全被蒙在了鼓里。人们只知道党诚心诚意欢迎人民帮它整风，要人民大胆鸣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却不知道毛另外有话：“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他们更不知道毛只是存心“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而百分之十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他们鸣不鸣、放不放其实都一样了。
毛的“引蛇出洞”的谋略被党的高层接受，无人反对。各级组织将他二月底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层层传达，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信息送到全国去，让全国都知道：毛主席说了，“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还亲自点名斥责写文章对“百家争鸣”表示不满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人：“不让人家讲话是专制主义嘛！”陈沂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检讨。
毛不仅鼓励大家“鸣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允许罢工、罢课，“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等等。由于主要是请党外人士鸣放，毛特地于四月三十日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又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等等。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民日报》又于五月二日发表了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常爱贴这样一副对联：“日暖风和民主气，莺歌燕语自由声”。那时人们真的以为共产党来了，民主自由也就跟着来了。不料安稳日子过了不到两年，一个个杀气腾腾的政治运动就荡尽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期望。如今中共似乎彻底改弦更张了，真的爱上了鸟语花香、春风暖气，真的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了。
此时，各级党的干部也在自己掌管的部门动员人们向共产党提意见。譬如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就在社内号召：“有意见提完，有批评提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
辽宁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李荒亲自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有话放出来最好》、《要受得起批评》等文章，鼓励人们“要大胆放，大胆鸣”，并批评了不欢迎鸣放的干部。
江苏省政协委员会四月下旬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有人认为“不平则鸣”的“鸣”是发牢骚，不好，不要这种“鸣”。省委书记许家屯却说：“不平就要鸣”，“鸣出来就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就能得到平。”（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针对有人说中共是“先放后收再整”，保证“不会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注２３：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四月间党员会议中甚至说：“我们不能只准放香花，不能放毒草。”“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是教条主义。”
共产党的诚恳态度终于收效了，春风吹到玉门关，不久前被中共的整人运动弄得心惊胆战的人们，终于解除了戒心。
一位教授不知道毛泽东另外还有“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的话，竟然对中共的诚意万分感动：“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
山西省和省会太原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了毛的讲话的传达，在讨论会中，“许多人怀着又兴奋、又感激的心情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讲话的内容的深刻，态度的诚恳，给人以莫大鼓舞！’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注２４：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作家应该是不轻信的，可是刘绍棠太年轻了，他被形势感染得热血沸腾，在给他的朋友从维熙的信中写道：“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将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时代。”
艺术家自然就更容易冲动了。上海著名的电影女演员吴茵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过“伟大领袖”讲话的报告。她对共产党的诚意深信不疑，对还打算看看风向的伙伴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注２５：《戏剧报》一九五山年第十四期第十二页。）这个善良的、不谙政客手腕的女演员哪会知道，伟大的毛主席不过是在引他们这些牛头蛇身出洞以便聚而歼之！
不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似乎倒真心要造就批评共产党的气份，他在中宣部的大会上就带头鸣放起来：“党没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那“一个党，一个领袖……”本是人们骂国民党专制用的，如今中央宣传部部长将它安到了共产党头上，人们还有什么可顾忌，还有什么根据说共产党会对批评者“秋后算账”呢？人们嘴上的闸门终于打开了。
第四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