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7日讯】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要弄清这一点，还得谈点历史。
一九四九年，即中共刚刚进城，新中国尚未建立之际，毛泽东就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延安时代曾帮助过中共的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一看完报纸便提笔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这会把中国拖入泥坑，中国军民八年的抗战成果，都会断送在这个政策里。他以后和各省长谈话，或作公开演讲，都指出这个决定愚不可及，理由是苏联的政治体系和中国文化传统及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每日替他安排活动日程的王炳南告诉他夫妇：“毛主席一有空就接见你们。”但毛显然故意避而不见，他始终没能向毛面陈见解。（注１：林迈可一九三七年与白求恩大夫同船从美洲赴中国。自一九三八年夏起秘密访问聂荣臻将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后，即利用在燕京大学执教的条件为中共采购药物、电讯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与夫人、燕京女学生李效黎赴中共根据地，帮助中共架设电台，培训通讯人员。先后在晋察冀、延安工作了四年。引文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二月号第三十七页李效黎的文章。）
这个“一边倒”得当与否，其实可归结为对当时的苏共首领史达林怎么看。要看清他的本相，得追溯至十九世纪。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黑龙江，扬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当地清军签了《瑷珲条约》。此一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定为两国“共管”。俄国人抢去一大块肥肉，举国欢庆，将与瑷珲隔江相望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当时中国积弱贫穷，不堪一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而告终。俄国人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变本加厉，又将条约中划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于一九二○年九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幸列宁过早死去，未及实践此一宣言。史达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
史达林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外蒙独立之经过，乃又一明证。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曾一度策动外蒙独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苏共又支持外蒙共产党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宣布独立。当时谓中国本土尚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后自当回归云云（假设这是列宁的善良本意）。中共领导人表示相信这个说词。毛泽东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还说：中国革命成功后，外蒙将自动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史达林继承沙皇的衣钵，处心积虑欲将蒙古变作其附庸。他在二次大战后又用计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执政，刚进驻紫禁城的那个“黄圈圈”的毛泽东发现，在史达林控制下，外蒙“自动”回归祖国的梦想已经破灭。“新中国”要多方依赖苏联，毛在蒙古事务上只得放弃原则，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国民党的后尘，亲自到苏联签订了又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外蒙正式脱离中国，成了苏联卵翼下的一个附庸。
中共执政前，史达林做过的对中国人可以称为好事的，是抗战中的军援以及在日本投降前夕出兵东北。但细细说来，出兵东北这件事也做得并不光彩。
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七月间，美军大举轰炸东京，日本已毫无希望，只在苟延残喘。美国于八月六日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在长崎，苏联在该日出兵东北。十日，日本照会盟军表示投降意愿，十五日正式投降。
史达林在日本于冲绳对美决战失败、海空军覆灭，又在原子弹打击下举国斗志瓦解之后才出兵东北，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他如不出兵，日本亦会投降，但原本被沙俄从中国夺去、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转割让给日本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就该回归战胜国中国。史达林可不愿做这好事，他当初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日作战问题讨价还价，第一条就是要回库页岛、千岛群岛。他出兵的目的主要在于。而罗斯福也不觉得用那本属中国的土地换取史达林的出兵有何不妥。而中国又没有发言权，便宜便尽让苏联得去了。
史达林不费大力就取得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但他还不满足，又在东北大肆劫掠，拆工厂设备，甚至搬走商店的布疋、百货以及各地粮库的粮食，及至各类家俱，行径与强盗无异。苏军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对中方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苏联红军来解放你们东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这一点经济利益，难道你们都不肯吗？”（注２：香港《大成》杂志第十二期，赵世洵《东北闻见录》。）
当时负责与苏交涉苏军撤离事宜的国府官员蒋经国曾对驻苏使馆武官李修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注３：《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页。）
按李修业的估计，东北工业设备约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搬运那些物品，苏军违约拖延撤兵。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声明，予以抗议，但未能有效阻止苏军的抢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厂、矿山，苏军统帅马诺夫斯基元帅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对赴苏军总司令部（设于长春）商谈的蒋经国、董彦平、张公权等人说：“我方认为，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之战利品。现在，苏联决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之资本。”（注４：同注２。）并以拖延撤兵为要胁，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要求。所以，毛泽东攻击蒋介石，说他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夺取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果实是诬词，跑来摘桃子的第一个应数史达林。
对这件事，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所以在鸣放时，当年曾雄踞云南的龙云就把对苏联的问题作为他的第一条意见“放”了出来：“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机器和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
龙云是个军人，可是粗中有细。他说“日本投降，苏联出兵”，却不说“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对毛泽东的“苏联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说表示异议。龙云曾主滇十八年，抗战时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由于与蒋介石关系不佳，抗战胜利后被蒋的嫡系部队挟持到南京。名义上他是军参议院院长，实则没有行动自由。后来他化装逃出南京，到达香港，派人到昆明推动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使云南得以和平解放。一九五○年初，他在香港接见记者，表示“阻碍中国建设繁荣的毛病扫除得干干净净，全中国人民都清楚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远景”，随即北上到了北京。
在人民政府里，他享受“副总理”的待遇，但此公不好好享清福，遇事总爱发言，意见又往往与中共主流不合。一九五○年中国出兵朝鲜，他当时就表反对。这件事在肚子里憋了几年，现在又放了出来，目标还是直指苏联：“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皆由中国负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注５：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页。）
本来，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史达林和金日成想解放南韩，自有其说词。但这一对冒险家不审时度势，不计算成功的概率，以为划了三八线，美军撤退，南韩几成军事半真空，他们便可来个闪电战，突然袭击，一举击破，于是仓促行事，挑起了战事。他们虽然一度打到了汉城，但美军一个回马枪，杀得金日成老本丢光，南韩没有得到，北韩也差点输掉。此时本应由肇事者史达林自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史达林这个老孤狸却要他人收拾残局。中共不希望鸭绿江对岸出现一个敌对的政权，为安全计，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计，都可以成为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中国出了人不算，还要出武器。史达林一个子儿不出，却大做其军火生意。苏联提供的一枪一炮都要中国付钱，天下无赖，无出其右。韩战三年，中国伤亡三十三万，（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第十一页：“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战斗减员三十三万（不算北朝鲜）”。）国内百孔千疮，百废待举，但毛泽东却硬充好汉，让几亿百姓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所得收益如何？毛泽东有如下说明：“一九四五年，史达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史达林相信我们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注７：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打了韩战，取得了史达林的信任；可是战争结束，斯某也死了。这么一打，中美关系扣上死结，台湾问题解决无日，中共实在是损失惨重。有些人认为中共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交锋，而且打了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打了胜仗。（如不出兵，北韩共产政权必定垮台。不过事后挑起战祸的金日成并无谢意。文化革命中双方交恶，朝鲜反说中共是拍打到自己国土上，才跑到朝鲜去打的，吃亏的反是他们。）殊不知与此同时，对苏联老大哥要忍气吞声，吃了哑吧亏反而不敢张扬，实在是办了一件大大的辱国外交。只是由于“家丑不可外扬”，中共默不作声，世人不予注意罢了。
中国人民吃了史达林如此大的亏，中共的宣传机构仍然天天在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么事都要挂上“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广播里则反复高唱“莫斯科－－北京”，“史达林和毛泽东率领我们¨…”
批判知识界崇美思想时，官方最爱引用的一句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现在崇苏，几乎是“苏联的烧饼比中国的月亮圆”。有例为证：一位干部去过苏联，回来说了一句“苏联的红场比我们天安门广场小”，结果被逼当众检讨，说自己错了。其实人人心里明白，莫斯科红场只顶天安门广场的一角。
一九五三年史达林死后，全国到处有人痛哭。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九五七年鸣放，中共许诺“言者无罪”时，人们心中的不平就一股脑儿放了出来。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面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注８：同注５。第一○四页。）
“亡国灭种”，似是危言耸听。但十多年后，毛泽东的确也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语录告示全国，差别只在于先知与后知而已。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苏军用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之后，就已有人站出来抗议了。如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马云风（时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就贴出过一张大字报《苏军滚出匈牙利》。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吴弘达则在会议上发言：“一个国家派兵到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是违反国际法的。”尽管催逼赫鲁雪夫出兵匈牙利的中共领导人把反苏视同为反中共，当时还是容忍了这些言论。（马、吴二人被抓去坐牢、劳改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到了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中共号召鸣放，人们也壮起胆子放了。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注９：《提高惊惕，粉碎右派阴谋》第一○五至一○六页。）
蹩脚货是有的。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马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者之一。在鸣放中，他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苏联老大哥派来的所谓专家，在经常来我们院的十几位中，除三几人真正够得上条件外，其他充其量只不过工龄较长的熟练工人，或刚从大学毕业而全无实际经验的黄毛小子而已。例如¨…（略）¨…又如（略）¨…再如水工组的一位所谓专家，甚至连计算排水隧洞的系数也不懂。可是他们仍被奉为（权威）和每每以绝对权威自居，乱下指示，乱发批评。另方面生活特殊，如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假日去从化温泉休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便是‘一边倒’的代价？”（注１０：小链《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引自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一书。）
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的批评则直指高等教育部：
“高等教育部¨…有一个时候，曾经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有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自我解嘲一番。”（注１１：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教授们也有类似的不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陈友松便在《人民日报》上批评了校方“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怀里，没有重视中国专家的潜力”。
关于中国专家受排挤的问题，可以下列事实为佐证。
一九二八年自日本归国后，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的经济学家王学文，抗战前夕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成立“马列学院”，由党总书记张闻天亲任院长。王学文则任副院长兼教务处长，并亲自上课堂授课。一九四○年，王担任过总政治部敌工部长。一九五○年，他将受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委托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一部分“绪论”写成，《人民日报》予以连载，并刊印发行。但不久后，一位苏联专家提出这本书有问题，与斯大林的某些观点不一致，于是原先称赞该书“别开生面”的陈伯达立即转舵，对王大加批判，而审阅书稿的陆定一、胡乔木也未坚持应有的原则。于是王被罗官撤职，从此赋闲在家。
地位、功劳高如王学文，尚且遭如此对待，一般与苏联专家意见不合的中国专家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譬如优秀的经济工作者顾准，入党已二十多年，担任过上海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可是在中苏开发黑龙江水利资源的谈判中，他作为中方代表，□制了苏方的无理要求，又说过些批评时弊的话，就被说是“反苏”，成了右派。（注１２：《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十五页。）
当然中苏专家合作无间的例子也有，在此不提。
中国专家不受重视，中国专家的书自然也不受重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抱怨道：“解放后，大部分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注１３：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高级知识份子如罗隆基，说话就比较委婉：“中国的宪法，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行之于中国，不可能无问题。五年计划也是抄写苏联的，内中也有许多不妥。”“社会主义国家，由苏联领导。苏联一手拿着和平以及平等的旗帜向世界招手，一手指挥大军镇压匈牙利人民，干涉他们内政，这种和平阵营可能粉碎。¨…将来是不是有麻烦的问题出现，累及中国，也要作个远见的估计。”
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黄琪翔则更加直接地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注１４：同注５第十一至十二页。）
过了大约一个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七月十一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对鸣放中的反苏语论作了总结：“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右派¨…的言论，¨…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他还引经据典说，“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谊是上了宪法的，所以“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注１５：引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六号第一○四页。）
这一条，龙云等人在鸣放时多半没有想到。在这个没有人认真将宪法当回事的国度里，人们确实忘了宪法中的那一条文。
但也许鸣放者并没忘记宪法，只是认为自己说的事实，并非“反苏活动”。民盟女中央委员王立明抨击了抗日战争后苏联红军在东北到处奸淫妇女的行为。这种事，东北无人不知晓。本书作者在东北生活八年，苏军丑闻听过无数。一九七一年，本书作者到牡丹江市，当地人仍愤慨地谈及此事。一九四五年时尚是中学生的一位干部说：他当时的女教师全凭剃了光头，混在男学生堆中劳动（清理战争废墟等），才未被红军官兵认出，拉去奸污。此类事，中共官方并非不知，但为了拍苏联马屁，硬说王立明“造谣”，“破坏中苏友谊”，给了她一顶“右派”帽子。
二次大战后联合国成立时，王立明曾作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当上右派后，她在家中写了一份改造联合国这个组织的计划，打算日后有机会时呈交周恩来。不幸文革来临，她家被抄，这份计划成了她“里通外国”的证据。她被捕入狱，死在那里。
王立明之当右派，说冤也不冤。早在一九四九年，东北作家萧军就因为批评苏军军纪太差、到处强奸中国妇女而被一棍子打倒，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王立明对此应当有所闻知。苏共、苏军是碰不得的禁区，硬要去碰，焉能不遭劫？
党内也有人因为“反苏”成为右派。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有段文字说明自己是怎样成为“极右派”的：“一九五六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史达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雪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报告在省委高级干部中作了传达。¨… 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份子的罪名之一。”（注１６：《新华文摘》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三五页。）
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还宣称：“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注１７：同注１５。）违宪外加人头□地，有了这两条罪名，对右派们就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了。
“反苏”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余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戳”。（注１８：清军将领增祺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 折，转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一页。）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注１９：清吏周树模致朝廷外部《俄人占瑷珲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见《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二页。）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注２０：《中国的战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上课时曾画了一幅地图让学生认。学生看不明白，他便说：“这是我们的东北。”说着将十九世纪时两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的轮廓勾勒出来，问学生：“看这剩下的，认出是我们东北了吧？”这样，他便被定成了“反苏”的右派。
南京工学院学生陈森辉看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对同学说库页岛原本是中国的，这也构成了定他为右派的罪名，他被“宽大”，被下放到苏北泗洪县一家工厂去劳动改造，但工资却只发给一半，以为惩处。
中央美术学院年仅十八岁的学生袁运生，鸣放期间正在外地写生、作画，在旅顺见到用俄国将军命名的街道时，对同伴表示过“真叫人扫兴”。回到学校，同伴告发了他的上述言行。领导将他叫去，说：“经过研究，你被划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双桥农场一群右派分子中的一个。
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学教授陆钦墀在一个并非“鸣放”的科学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论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夺走中国的领土，并批评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及理论家胡绳（中宣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书中有意“刷去”这段历史。不久，中共反右，说他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了一些¨…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其实他只是指中共不该为讨好苏联而“刷去”这段历史而已。由中共给陆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史达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了。
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扩张、侵略本性的苏共。
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当然就成了“右派分子”。
第六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