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9日讯】回想起六四的年代，当年的我正在台湾的大学象牙塔里浑浑噩噩的数日子，最喜欢的歌手是崔健，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拿起了笔，找到录音带包装上的空白处写下四个大字︰撼人心弦。崔健的《解决》唱得很快，得看着歌词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就算住在台湾的人对中国大陆的社会情况体会不深，当时崔健的歌曲里散发出来的反省、批判与台湾流行音乐差异很大，相比之下高低立判。即便是后来台湾歌手为了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集体录制的《历史的伤口》，给我的感觉只是激于义愤，到底跟大陆的歌手出自心底的反思不同。
后来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大家以为外部的刺激会让中共政权渐渐走上民主，两岸统一前景一片大好，因为这些带有批判色彩的歌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这种想法之幼稚。
就读研究所时，一位教授从国外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员，书报讨论会上、外校学者的演讲提问都让我们觉得中国大陆的学者基本功非常扎实，毕竟是十三亿的人口筛选出来的。一次不晓得是什么机缘，我们的教授问起了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这位学者马上从作学问的态度转换成“党员”的态度，“没有！没有！六四没死半个人！”我们教授心理盘算，“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时你人不是在国外吗！这么大的新闻没听过。”当然现场没有戳破，不过看得出来就连身在海外、最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人员都被共产党洗脑洗的不像样，“学者”与“党员”的身份一直在切换。
后来学期末大家习惯上都会小聚一番，也算是教授对研究工作人员的犒赏，当时台湾的扒飞餐(Buffet)物美价廉，大家一阵狂扫之后，就算是平常最贪得无餍的饕客都已经偃兵息鼓，而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的同胞依旧拥有“绵绵长力”，看得大家瞠目结舌，最后大家的结论是“他是文化大革命饿怕了！”
再有一次因为采样必须要安排一队研究人员亲赴内地，教授请这位大陆学者预估一下经费，前后两次报价极其悬殊，“学术”自然而然的成了商品，教授觉得自己成了冤大头。
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带着研究助理到上海的一所大学交流研究方法，也算见识到了大陆的“知识份子”。我们的助理谈到很多，像是午餐餐厅一片狼籍，就算是硕士班研究生也是随地一扔，卫生观念让人摇头﹔闲聊时上海的研究生问我们的助理︰“你有小虎队的录音带吗？《红蜻蜓》很好听。”不是说哪个音乐团体的作品如何，而是在台湾这样的歌曲不是研究生的“档次”，况且你们不是有过崔健这样的歌手吗？
写出这些不是要标榜台湾经济进步、开放，领先中国大陆多少，只想提醒这些差异的背后元凶就是共产党，党文化让讲究证据、实事求是的科学家指鹿为马﹔为了利益可以放弃中华文化士大夫的言行标准﹔青年学子则在愚民政策下追逐普罗文化，连基本的洒扫、应对、进退都不会。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控制”，还没有思考能力的“愚弄”，这就是生在台湾的我对共产党的观感。这几天以来，我一直盯着陈用林出走的消息，后来又多了郝凤君，一时之间好不热闹。中国的知识份子醒了，真好！彷佛又回到六四的年代，不知不觉我的嘴里又哼着《花房姑娘》、《一块红布》、《一无所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