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日讯】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１：《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鸣放期间，除了那些早已心灰意冷的人之外，凡在一九五二年被剥夺了教席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律学的教授们大多表达了希望恢复社会学系的意见。如今中共正式给予答复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还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了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注２：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绳，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样，凡主张恢复社会学系的，几乎全都成了右派。
譬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汉说过：“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调查。”“中国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这番话被定为欲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篡夺整个马列主义阵地”，（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以他是个右派。由于他还留过美，便成了“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奴才”。（注４：同注三。）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沈志远在整风时批评“国家资料保密制度太严、太广、太死，以至经济学者无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有些外贸资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而我国经济学者反而看不到。只对中国人保密，对外国人却不保密。”他被公开批判为“为反革命份子破坏国家机密敝开大门，有意破坏党的威信，反对党对经济科学工作的领导。”（注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沈还对大批旧中国的经济界人才被积压、浪费，未获新政府使用的情况提出呼吁：“开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场”，让这些人有机会归队，重新发挥其经济专长。当局对他的回答是：那些投闲置散的“都是一些没有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人”，沈主张聘用他们是“为了招兵买马”，“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从而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注６：同注５，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沈志远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想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五四”运动时代的积极分子，一九二六年被中共派到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归国后即以全副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新经济学大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二十年间印刷十八版，曾帮助无数青年知识份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三九年，中共军政界要人罗瑞卿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写文章，建议中共军队干部读沈氏所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沈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后虽脱党，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只因上述言论，他成了当然的反动派，立时被打倒。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沈志远的遭遇就是个辅证。
北大经济系的三位教授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六位经济专家，在鸣放中联名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但文章正在学者中传阅时，反右已开始，结果未及发表就成了“经济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篇被说成对党“进行了凶恶的攻击和污蔑”的文章，大致内容是：“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而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科学总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语录。规律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规律只是斯大林的语录。”“许多经典著作（指马克思著作－－引者注）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
若说“凶恶的攻击”，大约是指作者认为“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因而主张是“敝屣就要摒弃”！（注８：同注７。）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共从来是不允许“争鸣”的。所以某些执政者一点名，六位专家就一起成了右派。其实就在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还对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说：“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注９：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对杨献珍、候维煜的谈话。）他显然看出了根据马克思主义搞计划经济的毛病，因而应当容忍那六位学者对马列主义的“攻击”，应当允许更多的经济学家就此展开讨论。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他和别的中共领导人一样，听任这批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落了网。
那么学术研究还要不要呢？当然要，党还号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宣布：“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注１０：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至于谁个踩线，谁个反共，那裁判权就全归党了。
历史学界就是这样。除了翦伯赞、吴（口含）等党员学者之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成了右派。因为“史学界的右派分子……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注１１：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共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写过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本人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前结束了光辉的一生（据说那是中国第一次使用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宣告野蛮的砍头时代的终结）。作为其事业继承者的中共五十年代的领导人，竟然没有一个担当道义，出来制止任意摧残知识份子的野蛮行为，诚为可叹。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自美国归来。在离开哈佛大学前，他对朋友说：“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主张‘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于是他得出结论：“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
国共内战期间，武汉大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韩德培作为教授会的代表走进汉口警备司令部，引用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典为被捕学生辩护，胜了武大法律系毕业的特讯庭长。之后他暗地对获释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可是，全国都成了解放区之后，统治党的对法治毫无兴趣的毛泽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再以“建设法制强国”为已任了。韩教授鼓吹法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利用法律武器和党对抗”的罪名，成了武汉大学四百八十多名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与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以后脱离政治，研究哲学，因此他在学校也是有职无权的角色。他在反右前对因受制于党委书记而萌生去意的韩德培说：“我在这里当校长，你怕什么呢？”李达为武大留住了一名人才，却未能予以保护，以至他在文革中被整死。弥留之际还后悔自己挽留了韩氏，说：“我不放他走……是我害了他。”其实韩教授即使离开了武大去北大（他已得到北京大学的聘书），也未必就能逃过这一劫。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虽说自己是留学十年的知识份子，也因“反右不力”而被降职，调到兰州大学去，但他也在北大抓了数百名右派。即使江氏不抓韩德培，其后的陆平大概也不会放过他。一言以蔽之，当时主张法律治国的专家们躲过右派帽子的实在没有几个。
武汉大学法律系因为成了“右派窝”，也终于被撤销了。教授们被送到关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教宪法的喂猪，教民法的剃头，教列法的烧法，教法理的放牛。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地下有知，一定会痛斥毛泽东“背叛本党宗旨”。
牵涉到另一批专家的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
一九四五年春，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召集了一批国内对人口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在陪都重庆开了个为期两周的人口政策讨论会。会议的总结性结论是：中日战争结束，社会秩序恢复，政府得以从事经齐建设时，中央政策应立即采取一个节制生育与减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国家建设的莫大障碍。（注１２：李树青，《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二至三页。）国民党政府自有其种种不是，但就这一件事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国府内自有明白治国之道的人。他们能尊重、采纳专家学者的意见，亦可称为有识之士。战后由于中共已有实力占据一方，正伺机南下，夺取全国政权，而蒋介石却以为可以用武力吃掉中共，引发三年内战，那个拟议中的人口政策未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底也召开了人口座谈会，再行谈论人口问题。北大校长马寅初及十年前重庆会议的参加者、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参加了讨论。几位专家的意见都是必须从速控制人口。为此马寅初写了篇《新人口论》（主要观点是“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吴景超写了篇《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九五六年刊登于《人民日报》。翌年吴氏又写了篇《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
其实，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已达六亿五千万，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问题已十分严重，早已不应停留在研究上，而已经到了必须立即行动、着手控制的时候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忧心如焚，写了本《人口问题抛砖集》，自己掏钱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大，希望来自全国的代表认真将人口问题作为议题。他的文章并有政击中共，他只是为农村中由于人口过剩，人力比畜力还廉价，以至于“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担忧。他怕因人口爆炸、生存空间不足而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骚乱”，但共产党却说他“伪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注１３：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毛泽东虽然说过政府要有“计划生育部”，但从没有认真把这当作一回事。当时，占据他头脑中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因此人多不吃亏的思想便左右了他。一九五八年谈到战争时，毛曾经这样说：“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对这样一个居然希望用二十亿人的生命去换取所谓的“资本主义全部消灭”的人，人们如何能指望他控制人口的过速增长？
此外，毛泽东从农村来，靠小米加步枪取得天下，对西方近代的发展不了解，也鄙于去了解。他看不出当时世界已经显示科技发展将剧烈改变社会结构的迹象，思想仍然停留在斧头、镰刀的时代，又一贯鄙薄脑力劳动者，自然就为“人多好办事”的思想所左右。他不把控制人口当作一回事，这一点从一九四九年他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时所写的文字可看出来：“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辩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斥。”（注１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至一四○一页。）
革命和执政是大不相同的。毛以革命家的气概说出上述豪言壮语，却无意以执政者的身份研究人口与生产的关系。他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而竭力主张节制人口、渲染人口膨胀的危险，无疑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怀疑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吴景超在反右初期未曾料到自己也会被共产党视作敌人，便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全国人大会上发言，批判已被揪出的右派葛佩琦等人：“如果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工农群众就会拿起铁锤、会起锄头来与他拚命。”他以为自己与共产党同一条心，但共产党却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很快就将斗争目标转到了他的身上。
吴景超是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座谈会的参加者之一，与其他五人一起被划为右派，其罪名有“鼓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提倡大学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毛泽东点名骂他：“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注１６：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的讲话。）
回想九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国庆宴会上，周恩来特别邀请吴景超坐到首席桌，与政府高级官员一同进餐。现在，他突然被宣布为“大右派”，全国从南到北，无数广播嗽叭一致声讨，如同从天堂堕入地狱，个中滋味，他人实无从体会。
一九五一年，吴景超受新政府之邀，到广西参加土地革改。他看到农民受苦的情形，深受感动，临行时把全部行李衣物都送给了当地农民，只身返回北京。这样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硕学鸿儒，不明不白地成了毛氏“阳谋”的牺牲品，虽未被送往农场，但降级、降薪，从此失去了教书的权利。那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无休止地折磨、纠缠着他，直到他在文革中被抄家、斗争，郁郁去世。
另一位主张节制人口的主要鼓吹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问题时，毛泽东正在鼓动鸣放，因此当天便表赞同：“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这样，反右初期的火并没有烧到他身上，他的《新人口论》还能于七月初发表。马寅初自己对中共反右一度也是积极支持的，但不久他就成了问题人物。不过中央统战部向周恩来请示是否应将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周保了他，说：“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于是他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但日子没有安稳几天，马氏就成了全国的批判对象，各种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竟达一百六十多篇。北大校园内在党委策划下，共贴出九千多张大字报对马老加以围剿，说马“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注１８：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睨视着边上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是一个既具有西洋学者维护真理的精神，又秉赋了中国士大夫犯颜直谏传统的文人。当局的有组织围攻没有使他屈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交给《新建设》杂志社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稿，在文中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还贴了一张纸在北大的食堂里，声明自己将在那里当众发表演讲，表明自己的观点。三天后，他的稿子落到康生手中，康即宣布他“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遵命，立即发动全校对马寅初实行大字报围攻，并匆匆解除了他的北大校长职务，同时将他定为“内控右派”。“内控”即“内部控制”。共产党内部将此人定为右派，但不公开宣布，除了极少几个校党委首脑，人人都被蒙在鼓里。
毛泽东将胡风所说的“与论一律”篡改为“不许反革命份子发表反革命意见”，真是威力无边。马寅初这样的“右派”再也找不到一家报刊、杂志发表他的一个字了。他只能痛苦地在家里说：“我如有一块阵地多好哇！”
马寅初长寿，在毛死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看到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而吴景超却没有能等到这天。作为一个学者，挨批挨斗总还是个人小不幸，而其正确的人口主张得不到推行却是中华民族极大不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吴氏与其社会学、人口学同行在重庆制订人口政策时，没有想到战后又来了个内战，推迟了政策的执行，更没有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中，又因为执政者的无知和专横而推迟了二十多年。今天被公认的事实是：错批了一个马寅初，多出了三亿人口。这三亿人口成了中国的沉重负担，今后十代、八代的子孙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荒唐的是，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一九八三年）中国大陆曾隆重办了个“学习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座谈会，郑重其事地表示要“坚持”“毛泽东人口思想”，理由是“计划生育是毛泽东同志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苜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创举”。与会者一致称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口问题方面的贡献”，说毛“对中国要实行计划生育的态度是明确的、正确的”：“把毛泽东同志同马寅初对立起来”，“是不符历史事实的”。（注１９：《人口研究》一九八四年一月号第五至七页。）
的确，毛泽东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譬如，“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注２０：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谈话纪录。）但那都是空话，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主席，他没有提出一个办法，反倒在中国最孚众望的两个人口学专家呼吁节制人口时，将一个打成右派，一个打成“内控右派”，撤职冷藏。如果说毛氏在人口问题上真有什么“创举”的话，那倒可以算作一条。
在与论一律的中国大陆，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一片“坚持”声。不过，那些喜欢一家独鸣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本事掩盖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策动“大跃进”时曾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注２１：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的插话。）“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注２２：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十几年后，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八亿了，他却又高喊“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沉浸在斗人整人的无穷乐趣中，“控制”一词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的人口问题严重至此，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
按照当时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说法：“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注２３：一九五七年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所以除了大学之外，凡是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右派便一堆一堆地抓。出版界就是一个典型。
在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章伯钧以中共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为由，说：“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因此他提议由“知识份子组织出版合作社”，并“由国家货款来扶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产修鉴于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垄断出版审批大权，主张撤销这个局，并说：“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五月间，不少作家和编辑提出了办“同人出版社”（由作家、编辑自行结合搞出版）的主张。其中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还主张撤销出版局后，“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他不赞成出版业“一切只有国家的”，主张国营和私营的出版社并存、竞争。
到了六月，中共大举抓右派，凡是赞同此一观点的无一逃脱。中共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自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右派分子要改变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大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他们是为着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注２５：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这个逻辑，中国出版界的编辑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大规模迫害。
贵州人民出版社钱革等七名编辑，因筹划办一个名为《文学青年》的杂志，与官办的期刊《山花》唱对台戏，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积极准备出版反动刊物”。（注２６：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青海省文联、《青海日报》的一些人，提出将官方的《青海湖》杂志“自由结社化”的改组方案，并打算如改组不成，便自筹资金办《夜莺之友》。这二十余人被定为“妄想在文艺界造反”，全都成了右派。（注２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出版业学习苏联，出版、印刷、发行三家独立，但有些人主张恢复过去的做法，三位一体，联合经营。孰优孰劣，本非政治问题，但现在“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学苏联”，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局宣布，“我们说首先要向苏联学习，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右派分子说，不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机构和制度都是落后的’，苏联什么都没有，只有教条主义。”（注２８：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以，凡主张出版、印刷、发行联合营业的人便都是右派。
其实，这些文化人应当知道《新民报》是怎样在中共执政后从中国消失的，绝不应当对独立办刊物抱有任何幻想，一听说中共答应给自由就昏了头。所以他们成为右派，说不该也真该。
一九二九年，四川人陈铭德创办了《新民报》。一九三二年，也是四川人的邓季惺女士大学毕业，加入《新民报》，为妇女版编辑。第二年，陈、邓结婚，双双通力办报，逐渐将该报办成全国有影响的大报。至一九四五年，已同时发行上海版、南京版、北平版、重庆版、成都版。一九四八年冬，政治上亲共的二人拒绝国民党政府迁该报去台湾或开辟台湾版的意见，匿往香港，不久到了中共治下的北京。中共待二人甚为友善，但对其报纸却毫不客气。北京版《新民报》被并入中共北京市委的报纸《北京日报》，上海版《新民报》成为《新民晚报》，其余各版均被党报接收。陈、邓二人丢了报纸却没有丢饭碗，陈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被派了个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的位子。虽说两个位子都是闲差，与报纸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都不抗议，所以《新民报》是在和平的气氛中消失的。可惜陈、邓二人在鸣放期间了点牢骚，邓说自己有职无权，“局内的好多事情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我好像成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注２９：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一七页。）结果二人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陈六十、邓五十，要是鸣放时不吱声，再当上十年太平局长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除了报刊杂志，不管何种专业，只要一帮专业人士凑在一起想做点发展本行的事，就是反党。这是一九五七年中共的逻辑。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演出队队长赵森林、总政治部歌舞团舞台设计师刘世彩谋划成立一个“舞台美术设计公司”，因而被指为“企图这样来篡夺舞台美术界的领导权，脱离党的领导”，成了“右派小集团”。而李畅在这罪名之外另有一罪：“李畅是大汉奸李鸿章的后代。”（注３０：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工程技术界人士一向不为新闻重视，连姓名亦很少为世人提及。如安徽人盛德纯，二十年代起即从事公路工程，三十年代起任安徽水利局局长，四十年代主持修复长江大堤安徽段，一九五二年起任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编写成《安徽水利志》。又如浙江人励润生，早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在美国留学、工作后，于一九四六年归来，在前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一九四九年，资源委员会迁台湾，他坚留上海，旋赴云南，为云南铜业公司及东川矿务局副总工程师，长年在矿山工作，著有《金属矿的通风研究》等。像盛、励这样勤勤恳恳地为国为民奔波了大半生的学者，不知有多少上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名单。（注３１：盛、励二人事迹见一九八八年版安微《全椒县志》第六七○页及浙江《象山县志》第六三二页。）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批农业专家，如柑橘专家、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西南农学院家蚕育种专家蒋同庆教授（中国第一部家蚕遗传专著《蚕体遗传学》的作者），甘薯专家、科学院薯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盛家廉，以及专研究野生大豆的徐豹等，都是右派。
北京大学新闻系女学生林昭被划右派后，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但由于发现及时，经抢救，未能如愿。（不过，她以后还是被枪毙了。）
林昭自杀获救后，曾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长）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林昭的质问自有其道理，但校长却也有他的难处。当年蔡元培没有“阶级”负担，他只是向当局交涉，抢救青年学子，不必担心当局给自己按上什么罪名。现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学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饰一番，教训几句就混得过去的。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对蔡元培那样的学者毕竟要退让三分，蔡的保释才能成功。不仅蔡这样做，四十年代国共内战时北大校长胡适也常为保释被捕的学生张罗，而且找过国民党要人李宗仁，请他运用影响力使学生获得自由。
同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对高级知识份子要尊重得多。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在北平对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领导人按名单抓人，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躲进冯友兰教授家中。军警查到冯家，客气地问：“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答没有，军警未加搜查便离去了。姚逃过这场搜捕，终至贵为中共五人核心之一、政府副总理，恐怕多少与国民党尊重教授有点关系。
中共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说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也是动辄得咎。在得了天下的新政要们的眼中，他们从未有过蔡元培那样的地位。肃反时大学生们数以百计地被无理关押审查，他们无一去向政府（掌实权的党委书记们）交涉。即使鼓足勇气去与政府当局交涉，也无成功的可能。如今抓右派分子，连大学教授都纷纷落纲，还会有谁去救学生？更何况大学校长自己还免不了中箭落马呢？
武汉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就是一个例子。马是湖北省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曾一度加入中共。他的“反党言行”主要是：“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注３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被说成是章伯钧的农工民主党的“骨干份子”、“医药界统帅”，“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定为右派。
贵阳医学院院长张舒鳞，因“好几次诬蔑肃反是‘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又企图“独霸”学院，“违抗省卫生厅的领导”，戴上了右派帽子。（注３３：李宗恩、张舒鳞二人“言行”，均见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河南农学院院长吴绍（马癸），因为批评河南党政领导“把群众路线当成灵丹妙药，认为知识份子的科学放狗屁”，也就被那些“党政领导”们定为右派分子了。
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一九五四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五六年成立中南矿冶学院，中共请他去当院长，应当说是重用这位专家的。但中共并不欢迎他过问政治，而他却偏偏要对政治发表意见。他给《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办别是非的标准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分论”、“唯鬼神论”，他被指为“要和共产党争权夺势”，成了右派在学院的“代理人”。（注３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至于打成右派的大学副校长，那就多了。不可能一一列举，今仅在此列举数位：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东北工学院副院长张立吾，河南医学院副院长张静吾。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曾庶凡，甘肃工业大学副校长王佑民等。
所以，不管是教授还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校长，中共抓起人来是绝不手软的。北洋军阀、国民党实难望其项背。不仅大学校长，教育部内的党外人士也成了清洗对象。
教育部一位司长级女干部陈霭民（前述陈新民之妹），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多年来一直支持共产党。成为右派后，她被送到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改营去了。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放弃在世界一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机会，一九二六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化学系系主任。他是我国实验化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于一夜之间成为右派，被撤了部长职务。只是由于其声望太高，中共未将他送去劳改。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注３５：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这当然是“右派言论”。再加上六月一日储安平作了那个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后，林汉达在会下对人说过“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反右中那人将此话揭发出来，林就逃不脱戴右派帽子的厄运了。
林汉达原是燕京大学教授，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他们的民主促进会在共产党的专政机器面前只是一个民主摆设，当林被中共宣布为反党敌人时，除了喊几声“坚决拥护”外，就只有闭嘴的份了。
另一位教育副部长柳（水是）也在那时被称为“右派”而罹了难。
所以林昭实在不应当质问校长。校长、部长，谁也无力搭救学生。他们能自保就已经不容易了。
第十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