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在寻找出路，千万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头。作为其中一员，二十五岁之前的毛泽东曾经信奉“观念创造文明”的学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圣贤作为“传教之人”，率领众多办事的“豪杰之人”去抓“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国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１：《＜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作了脱胎换骨改造，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革命的洗礼，他那圣贤传教、豪杰办事的一套思想并未死亡，只是被挤到脑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执政之后，站在天安门城头，面对千万人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他年轻时的思想逐渐复苏，决定了他执政二十七年间的种种作为。
毛泽东的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他认为他的思想总是代表人民的，或者说他总是在替人民思想。即使他知道他的想法与人民不一致，他也认为他的思想是人民中的先进份子的思想，真理是在他手里。他至死也没有放弃“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这一宏愿。作为一个“传教之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中国引向一个最新最美的画境。六十年代被认作毛的接班人的林彪曾大力彭吹中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注２：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林彪固然是为了博取毛的信任，而这也的的确确是毛本人梦寐以求的。
毛的思想的第二个特征是迷信“精神变物质”，而这不过是他早年“观念创造文明”的现代翻版而已。这个思想始终主宰着他。在文化革命前夕去世的中共哲学家、当时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艾思奇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中曾说：“思想上有革命就有革命，思想上有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这两句话正好可拿来做注脚，看看如何因为毛泽东的思想里有“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大地上就有了“社会主义”，看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如何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祸。
中国农民是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主力，陕北的农民对于靠那块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头号功臣。在那块中国最贫瘠的黄土地上，人们长久以来就在盼望有人能去搭救他们脱离苦海。三百多年前，他们这样传颂陕北的农民英雄李自成：“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五十多年前，他们又唱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数年后，刘志丹战死，陕北老乡又编了一首《东方红》歌唱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陕北人民对于“共产”和“幸福”的认识是朦胧的。他们歌唱毛泽东“是我们的带路人”时，对于毛泽东究竟会将他们带往何方知之甚少，只是相信那是一个新社会，一个美好的境界而已。他们当时不知道毛主席实施社会主义之后，大家就只能在大田里一字排开参加集体生产，以至在社会主义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日子反而更加艰难，大家比共产党坐天下之前还要贫困。（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九七○年前后周恩来谈到此事，说对不起陕北的农民，并为此流下了眼泪。）
其实，不仅农民们对“共产”、“社会主义”知之甚少，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此也不甚了了。说起来，大家都是马克思的信徒，都宣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但对于取得政权后该如何做，他们从未讨论过。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标准，就更缺乏共识了。由于共产党并无真正的选举制度，官司在中央政治局里打，谁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哪怕在中央委员会是少数（如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也就控制了整个党。所以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后，何时搞和怎样搞社会主义，就看其主要领导之间的官司怎么打了。
刚开始时，大家似乎是一致的。
中共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所说的话几乎相同。毛泽东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注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之会议闭幕词。）“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４：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刘少奇则说：“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注５：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全党（党中央）都赞成毛的主张：“在各种条作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注６：同注３）
主持政务的总理周恩来甫一建国就在政务院设立了中央私营企业局，并请了党外人士千家驹主持工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特地请著名的铅笔厂老板、民主建国会的吴羹梅任副局长，以示中共鼓励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并非儿戏。
别人都是表里如一，心口一致的。譬如刘少奇，当一九五一年上半年有的地方为了削弱乃至铲除私有经济，急于将农民组织进生产合作社以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他立即以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加以制止，指责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根据是中国农村生产力尚欠发达，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主张巩固公有与私营经济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周恩来是赞成这一主张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指示并领导起草了旨在保护私营企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当华东人民政府和私营企业局的千家驹就是否应将山东两座煤矿交还原拥有者的问题发生争执时，陈云支持千家驹的意见，将矿山还给了资方。
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上述他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一时安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协（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人士而抛出的定心丸。一九四九年九月首届政协会议期间，党外人士问他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他的回答是“大概二、三十年吧”。（注７：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第二十一页。）但他从未想过说了的话应当算数。所以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国尚未完全从国内战争和韩战中恢复，“各种条件”尚不知在何方，他不征得“大家同意”，就迫不急待的要搞社会主义了。他在六月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等“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注８：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因为是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是党的本分，刘少奇暂缓实施社会主义的意见在毛泽东立即“走进”社会主义的主张面前理不直气不壮，其他同志也无一敢用毛本人的话提醒他：条件尚未具备，人民尚未成熟，大家也未同意。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成员逆来顺受，默默地、消极地挨他的训，接受了他的左倾主张。
这是毛执政后首次向所谓“右倾”发难。此后他便以反右为己任，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制造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和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直至他死去，仍没有改变。
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几个小党（习惯称为“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他们还有几份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即使文章被新闻检查官删去，以至在报上开扇“天窗”，也无妨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活跃在政坛。到了共产党时代就不同了，他们个人在政府中得到了高位，可是他们的党却失去了舆论工具。共产党说要搞社会主义，他们只有拥护、拍掌的份。毛泽东屡次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法子也没有胆量下船。而他们的确无一人敢拿毛几年前说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句话来戳穿他的言而无信。
要搞社会主义，中央的私营企业局改由共产党员主事，千家驹只剩下了管理商标的工作，吴羹梅则被赶出大门，连自己办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该局又改名为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志着私营经济的末路。《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一天也没有实行就成了废纸。
一九五三年，中国约五亿人口，四亿从事农业。按照斯大林下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农业生产集体化、合作化。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决定着手“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注９：同注８。）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普遍地组织起来了。
靠了无远弗届的共产党组织，合作化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迅猛异常，毛的同事们只能在他咄咄逼人的催赶合作化进度时在旁稍稍洒点冷水而已。本来，农民们只愿实行田间劳作的互相合作，而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农具入到合作社里去，因此对办社一举并不热心。中共颁布的政策很漂亮，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到了下面却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譬如有的县召开斗争富农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指着正挨斗的富农对农民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结果原先不愿入社的农民赶紧找干部表示愿意入社，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要求马上入社。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河北省安平县老家去探亲，毛让他顺便了解乡村合作化的情形。李银桥了解到乡里是这样办的：区里派下来的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样自然无人敢不入合作社了。毛听了李的汇报，认为农村干部“胡闹”，为此还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信。但他只是觉得干部们的做法“太简单了”，合作化还是非搞不可，因此那“胡闹”根本无法制止。
自从搞合作社开始，中共就在那里搞“共产”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九五五年四月在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批评了下边用“连续三天三夜开会”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的做法。邓又指出，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一百年。名之谓‘借’，实际不还。”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亲身体验“共产”的含义。由于果树入社是不付报酬的，农民不愿被共产，宁可砍树。猪羊不愿送运到社里去，只有宰杀一途。而归到社里去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死亡极多，全国一下子减少了二百万头以上。当时全国已建成的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减了产。
到了一九五五年，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注１０：引自《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那些毫无基础、一哄而上成立的合作社急需予以整顿，这是党内高层人物的共识，毛泽东亦赞同在部分地区实行“收缩”。经政治局批准，邓子恢及其副手廖鲁言签署了解散大约两万个合作社的报告。中共中央为此下了文件。
但是，到了五月下旬，毛与邓子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九五六年应当发展多少合作社，邓主张翻半番，毛主张翻一番，即总数达到一百三十万个。邓坚持自己的主张，理由是这个数字已经由政治局批准，毛本人当初也曾同意过。毛泽东自己改变了主张，却反咬邓一口，说邓“右倾”，对合作社不积极，专替资产阶级、富农打主意。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他不指名道姓，却说“你们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注１１：一九五五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刘少奇本是邓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这时理应站出来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张，坚持按政治局的决议行事，并批评毛泽东的蛮横霸道的作风。然而，他为毛的霸气所慑，毫无斗志，一味退让。他在十月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检讨。不过，他还是说了几句实话：“我以为在土地改革后．．．．．大约还要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合作社没有认真的加以提倡和研究。”
毛泽东是个高明的战术家，他对刘少奇只是旁敲侧击，把他比作“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打击则集中在邓子恢一人身上。这样，中央其他人便脱了干系，不必背“右倾”包袱了，大家都跟着批判邓子恢，宣布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按早先政治局决议行事的邓子恢成了罪人，而任意践踏党的决议的毛泽东反倒颐指气使，肆意训人。从这时起，直到二十一年后政治局一致通过二度打倒邓小平，中共高层的大多数领导人每到关键时刻就放弃自己的观点，附和毛泽东，向被批判斗争的对象扔石子。这样，他们客观上也就助长了毛的左倾错误和专横作风。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本是老话，现在又加上共产党这个以革命为宗旨，以反右为己任的组织，合作化的旋风自然越刮越猛。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时要求全国到五七年冬和五八年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入社。于是各省开会，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情绪”，修订计划，向中央报告。如云南报的是百分之五十五，河南是百分之六十，浙江是百分之七十，山西是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辽宁更革命：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注１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各省的干劲反过来又影响了毛泽东。他见自己的主张被全党接受，思想便又跃进了一步。七月间他的设想是五年完成合作化，十月间改为“三个冬春”，到了年底就宣布“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合作化了。而实际上，在这种一味向前赶的浪潮中，各省的干部各自鞭打快牛，日夜催赶合作化的推度。譬如四川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本计划到年底将全省百分之二十七的农户组织进合作社，一挨批评，只好将计划翻一番。他每天催下边报数字。为赶进度，只得下令“先搭架子，先挂牌子，具体问题以后处理”，等于强制农民入社，而将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一大堆问题搞成一堆烂账，受害的只能是千百万农民。
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于是全党快马加鞭，比毛泽东设想的“一个年头”还要快，一九五六年初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社会主义是来了，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七十万头。（注１３：《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另一说法是大牲畜减少一百多万头）（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七页。）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不是小数字。
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一九五六年猪比五五年减少百分之二十，砖瓦减少百分之二十七，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注１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社会主义了，农村经济却萎缩了。这还不够，这时的合作社还只是“初级”的，土地、农具可以入股，与社员的劳动一起参与分红。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劳动便是剥削，因此土地或农具牲畜多、劳动少的便剥削了土地农具少而劳动多的，这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这种初级社被称为“半社会主义”，于是毛泽东下令办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所谓“高级”，就是取消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红，全共产归了合作社。农民成了单凭劳动吃饭的无产阶级，这时他们的心情同唱“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的歌曲时全然不同了。
这个产如何共法，不读史料的人是无法想像的：
全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山西省，“有的地方．．．采取熬夜、大话威胁、大会点名等强迫命令农民入社。有的地方把社员的零星树木、羊只、蜜蜂等都转为公有。有的把社员的存款也归公”，谓之“刨私有根”。“有的强制山庄窝铺的农民迁移下山入社。”有的社干认为“合作化了，一家人了，哪还分你的我的．．．．”（注１６：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农民们没有力量同来自执政者的强制行为对抗，老实巴交的听候摆弄，稍有反抗意识的就赶紧杀猪宰羊、砍树。本不发达的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一次大破坏。
成立初级社时，农民们虽有种种犹豫，但终于相信，合作自有一定的好处，何况土地、农具还在自己名下，可由此得到收益，而且共产党又保证他们随时有退社的权利，所以终于报名入了社。事隔仅一两年，有的才几个月，上面指示办高级社了，他们才太迟的发现，执政者说话是不算数的。他们不仅没有不参加高级社的权利，连退出初级社的自由也没有了。
当众威胁，大会点名，三天三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汉子也撑不下去。农民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对自己的土地、农具、耕牛的拥有权，换得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除了土地、农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实行了一个类似苏共“余粮征集制”的“统购统销”政策。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除了政府规定的可以留给农民自己食用的份额之外的部分，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名曰“卖余粮”，其实是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各地，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这样所谓给农民“留足口粮”便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农民粮食不够吃，到了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再将粮食调拨一些回来，谓之“返销”。所以各地宁可让农民今天将粮食缴上来，明天再“返销”回去，甚至当天就扛回去，也要让粮食在国仓里走过一遍。这样做尽管国库粮没增加，国家任务却完成了。往返运输，劳民伤财。如河南省新蔡县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一年间，国家共征购了十七亿斤粮食，又先后返销了十四亿斤，即将七十万吨粮运走又运来，浪费了不知多少钱财。除个别获豁免的灾区之外，那返销粮只是借给农民，第二年须先还返销，再缴当年的征购。当年的征购任务是死的，农民的口粮却是活的，反正肚皮可松可紧。
这种统购统销制度，唯一的好处是政府调动粮食方便，应急救灾可朝令夕至。坏处是成恶性循环，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着饿死。这样，农民的主人翁感便消磨殆尽了。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吃饱饭的指望，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再热爱社会主义这个漂亮名词的人也泄气了。
这个政策，按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从一九五三年办被级合作社时开如实行的，毛泽东称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注１８：同注１７。）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毛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注１９：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所以到一九五六年搞高级合作社时，反对的呼声已经微乎其微了。
毛泽东并非高高在上，不晓民情。他后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对合作化）就不起劲，‘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是黄金时代。”（括号内为引者所加）可见对于农民不想加入高级社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
“高级化前土改后”，也即是毛泽东执政的最初几年，的确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农村纳入毛式社会主义轨道，农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连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出了大力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尚且对搞高级社不感兴趣，中共执政后才同它打交道的大片“新解放区”的农民的态度也就不问自明了。但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高级社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五亿农民根本利益的所在，只是农民们目光短浅，自己看不见罢了。
党内也不是都赞成这样急匆匆的向社会主义赶的。当时不仅农业马不停蹄的往社会主义奔，工业建设也一味求快，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不顾国力，不计民生，大量地开工搞新项目，结果国家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林严重不足，很多工程难以为继，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下定决心说：“反右倾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他指示起草国家预算报告，指出“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损失。”（注２０：《党史研究与教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四十六页。）周这么说，有实例可以佐证。当时强制在全国推广使用对多数农田不适宜的新式农具双轮铧犁，一九五五年九月本计划生产五十二万部，到五六年上半年就加到三百五十万部。其实生产能力只有一百八十万部。即使那一百八十万也有一半从未卖出去。卖出去的那一半也多是合作社为应付上级而买的，买去后也是扔着闲置，直到风吹雨淋后成为废铁。（注２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三十六页。）
同年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决定制止急躁冒进。刘、周及副总理陈云都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给党的干部降一降温，便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此文并非为批毛而发，党内实在也无人有批毛的胆量。但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表示建设应加速，主张追加基本建设的预算投资，因此他认为这篇社论是批他的。社论稿经由政治局常委审定，传到毛那里时，他仅批了“不看了”。社论于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毛泽东即给予当头棒喝：“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列主义的”，“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广西南宁的会议上还忿忿地说：“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
从执政开始到他死去的二十多年间，毛泽东始终专横地不许别人反他的“左”，反他的“冒进”。他的作风使他的同事无法与他正面理论，只能迁就、退让。他一吼，刘、周、陈就都哑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无法与毛正常讨论，只好充哑而已。这样，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抵制急躁冒进的呼声被压制下去了，中共也因此失去了一个阻止毛在极左道路上愈滑愈远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加了几句迎合毛泽东的话：“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农业生产合作化开始了特别迅速的发展。”他不仅自己认了错，而且也封住了所有党内同志的口。
不管情愿不情愿，进入了高级社的几亿农民过上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个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段文字：
浙江省永嘉县“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以后．．．．．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浙江人本是十分勤劳的。农民变懒只不过是因为被共了产，不再感到自己是翻了身的主人，失去了生产的热情而已。这正是全国的缩影。高级社规模比初级社更大了，其经营管理与社员的切身利益隔得更远，社员对合作社的管理也就更不关心了。结果就出现了邓子恢所说的现象：“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几亿农民的“变懒”，中国人的“变懒”，正是始自毛式社会主义通行全国之时。“高级化前土改后”，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的那种尽管贫穷，但生气勃勃的景象便不复再现了。不仅是农村，整个“新中国”的“黄金时代”也随着毛式社会主义的建立而消失了。
赵树理是当时被公认描写农村生活写得最好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段文字。当时，这位共产党员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间给上级中共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注２３：《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但是，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树理也好，党内高层首脑也好，对于这种惨况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共产党的宗旨是搞社会主义，而高级社又正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他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在毛泽东面前说“社会主义应当缓行”。他们当初投身革命，为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实现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主义不甚对劲，却没有觉察到毛泽东正在将中国领上灾难之路，更料不到两年后天将降大祸于中国。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而未受阻挡，原因就在于此。
中共目前评论毛的功过，将他在短短的三年内使全国社会主义化说成一功，而一九五六年后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去才是一过。其实，毛泽东不顾国情，在三年内强制性的将几亿农民赶进社会主义，从而造成生产力破坏，人民受苦，这本身就是一过。邓小平后来搞改革，首先就在农村大致上恢复了“高级化前土改后”的状况。一九五六年高级化一役，毛实在无功可论。毛在五六年搞的高级社，同五八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不仅动机一致，做法雷同，造成的危害也只有大小之分而无本质之异。从那时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几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始终停留在赵树理二十多年前说的“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的境地，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及历称“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两广，甚至连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四川，人民都穷到了极限，祸根就是那个不足月即早产的高级社。自从有了它，几亿农民的手脚就被捆住了。
“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搞起了大跃进，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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