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2日讯】(彼得‧玆维古立思(Peter Zvagulis)为英文大纪元撰稿，李亚妮编译)
本文作者曾任自由欧洲电台主编，现为国际时事作家。
国际特赦组织2005年的中国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改革取得进展, 但是﹐这对全国各地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毫无遏制作用。成千上万人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他们仍然在拘留所或监狱﹐随时面临酷刑或虐待﹐上千人被判死刑或已执行, 这其中许多宣判并不公正”。你在中共官方报纸里找不到上述内容﹐中共控制的人民日报只会继续为当局的“经济成就”大唱赞歌﹐出版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正式讲话。
这种现象是中国和中共独有的吗? 虽然我的经验是从欧洲共产政权崩溃得来的，但是排除文化差异，仍不难看出中共政权和欧共系统的相似之处。中国的经济搞活了, 然而﹐中共政权具备所有传统极权统治的特征。其它大的共产政权都不复存在了，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与传统的伟大国家的人民仍然遭受着中共的蹂躏。
20世纪的历史提醒我们， 散布仇恨的宣传可能给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带来灭顶之灾。共产政权的仇恨宣传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对政府假想的“人民公敌”进行暴力镇压的教义的基础上。中共在它专制的的几十年间﹐迫害了许多社会群体。今天﹐它迫害有独立观点的人﹑基督徒﹑其它宗教和少数族裔。在过去的五年﹐中共把精神运动–法轮功定为主要敌人。
我确信, 如果中国人能吸取中共统治期间的悲惨的历史教训﹐能避免其它国家极端极权统治所犯的错误﹐中国将会深受其益。欧洲共产政权倒台的教训适用于中国﹐共产政权的土崩瓦解不会总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现﹐西方社会经过一段时间后认识到和平演变只是自己一厢情愿﹐后来决定武力对付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暴力组织。
对不稳定地区缺乏国际关注﹐给那些罪犯提供了可乘之机。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即国际力量制衡的复杂性的证据。让我们回顾三个史实为例﹕
三年前﹐前南斯拉夫塞族领导人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坐在海牙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检查人员上呈米(Slobodan Milosevic)执政期间﹐发生在克罗地亚乌科瓦(Vukovar)的克 族与塞族人冲突惨案﹑波士尼亚斯里布瑞尼卡(Srebrenica )七千多名回教徒的大屠杀﹑和发生在科索沃各镇的屠杀酷刑的证据﹐他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并将在监狱终其一生。
2003年12月3日， 联合国国际法庭卢旺达专案组(ICTR) 在坦桑尼亚阿鲁沙(Arusha Tanzanian) 市宣布﹐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时煽风点火的三名新闻工作者﹐千丘自由广播电台(Libre des Mille Collines﹐RTLM) 创始人那赫曼纳(Ferdinand Nahimana)和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报纸看古儒﹖(Kaguru) 的老板和总编尼戈兹(Hassan Ngeze)被判终生监禁﹐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的另一位执行委员巴瑞亚瓦兹(Jean-Bosco Barayagwiza) 被判35年监禁。同年11月6日, 四位前卢旺达部长在阿鲁沙(Arusha)被判种族灭绝罪成立。
1945年5月1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妻子为逃脱审判﹐在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地下室自杀。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非常清楚﹐他的仇恨宣传要对600万死难的欧洲犹太人负责。
这三个例子有何共性? 它们和中共有何关系﹖他们都制造暴力死亡﹐对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遭受的痛苦负责﹔他们使用的最致命的武器之一就是仇恨宣传﹔他们当政时都不可一世﹔他们最终都得接受真理与正义的审判。人们会想﹐读了这三个例子﹐谁还想宣传仇恨呢﹖然而, 我们看到﹐历史似乎在重复﹐中共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掌权之前﹐是前共产官员﹐他曾接受苏联的宣传训练。米洛舍维奇和卢旺达罪犯的背景不同﹐但他们宣传仇恨的方法和后果相似。塞尔维亚和卢旺达煽动者的宣传﹐都使用了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马列共产理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宣传方法。他们都按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934年在纽伦堡集会上给纳粹宣传人员讲的那样做﹐宣传“必须有创意”﹐要多用“花样”。下面举一些现代的和当今的例子﹕
从1988年7月到1991年3月﹐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支持者操控的塞尔维亚日报波利迪卡(Politika)就固定有一个“反馈与回应”专栏﹐毫无限制的散布对非塞族人的仇恨﹐随之而发生的许多屠杀被称作“种族清洗”。
2004 年11月大纪元报导，中国的小学生被迫接受反法轮功的仇恨教育﹐因为中共的封锁﹐我们只能估计反法轮功仇恨宣传的程度。
1993年底1994年初﹐卢旺达千丘自由广播电台(RTLM)播出一系列旨在制造种族对立的仇恨宣传节目﹐它告诉胡图族人﹐图西族人(Tutsi)有妖术和恶魔计划﹐“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杀你”。法新社(AFP)5月23 日自乌干达报导, 数以万计的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倒在维多利亚湖边。
令人惊讶的是﹐2005年6月﹐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多次收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诋毁电话﹐法轮功信息中心对这次事件深表忧虑，说它只是中共法轮功清除运动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回顾中共历次运动采取的办法就会发现﹐通常避而不提法轮功的人民日报7月5日断言﹐法轮功阻塞中共的卫星传送。
中共对待法轮功的偏执态度让我想起前苏联对“西方意识形态”转移视线的做法。它让苏共人士怀疑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等西方广播是所有独立言论﹑批评苏共体制观点的后台。如果没有拿来掩饰自己缺点的敌人﹐没有维持人民恐惧的血腥迫害, 共产政权就无以存活。
共产政权随心所欲的玩着仇恨宣传游戏﹔它们根据需要援用或无视普世接受的规则或国际法﹔它们创造假想敌﹐以转移人民对它们错误的注意力。
它们的宣传有两个版本﹐一个在国内用﹐另一个为国外准备。中共通过政府间接触影响其它国家政府﹐利用党团和民间渠道活动﹐这次美国和欧洲的仇恨电话宣传活动就很明显属于后者。
20世纪50年代﹐中共和苏共长达数年的宣传精心编造的谎言﹐说联合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是受美国控制的间谍机构。宣传称，美国生物武器导致朝鲜爆发天花。不断重复的谎言和申明﹐再加上共产政府官员在西方国家对左翼分子的影响﹐一些西方政界人士甚至开始询问联合国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
重复谎言﹑称欲加其罪者有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仇恨宣传的主要伎俩。米洛舍维奇政权给每条异见都贴上“恐怖活动”的标签﹐它一直在与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作战﹐不停的在国内搜捕“恐怖分子”﹔卢旺达战犯称图西族人是“蟑螂”﹔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鼓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有上述的政权暴行都很有名。
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卢旺达和塞尔维亚战犯仍在联合国法庭受审﹐唯一继续迫害无辜﹑罪行没有完全暴光的极权统治者就是中共。
每个共产国家的“敌人”的名字可能不同﹐但是它们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由于共产政权的宣传与现实不符，所以它们需要有人承担失败的责任。它们理想的敌人是国外﹐玩捕风捉影之术–清查假想敌在本共产国家的涉嫌机构。在中共的历史上﹐许多受害者都被打上“敌人”的记号。现在的受害者﹐希望是最后一个﹐是法轮功。
中共对法轮功的捕风捉影之术﹐和前苏联的做法相似。持续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始于20世纪60 年代。当时﹐苏共领导意识到，每个苏联人都看到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社会现实不符，他们马上把失败归到“帝国主义阴谋”身上﹐克格勃(KGB)头子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67年建立第五个部门﹐专门与“西方意识形态”斗争﹐ 全部西方媒体﹐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都是死敌﹐臃肿的官僚机构得让人民看它们还有用。国家控制的媒体肆无忌惮的对西方播音员和分析人士进行人格诽谤﹔安全部门迫害收听西方电台的民众。
国外阴谋的神话用起来很方便﹐所以它几乎持续到共产政权解体﹐不过这个神话的作用却有些讽刺意味﹐一方面﹐强制执行这个神话的人相信国外阴谋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相信来自西方媒体的消息至少99%是真的。一些前苏共精英和安全部门的官员后来承认，他们悄悄用西方广播作为主要信息来源。
看到苏共崩溃和欧共政权多米诺式的解体﹐我确信，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
这种变化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快﹐我祝愿中国的这种变化来得早一些。中共玩它那些肮脏的花样的时间越长﹐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越大﹐中共垮台越早﹐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悲剧在亚洲重演的危险越小。
如果人们的头脑被蒙蔽﹐与现实脱节的时间太长﹐被唤醒是痛苦的。传播真实而独立的信息可以帮助他们苏醒﹐回到现实中。最近的退党潮就是人民觉醒的一个清晰的标志﹐当这种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谈中共就要用过去时了。
英文原文﹕http://www.theepochtimes.com/news/5-7-7/3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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