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１：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贯紧跟毛泽东，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举行的市党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周、陈等人。周、陈的本意只是说搞建设要量力而行，并不涉及“主义”。柯却摆出马克思主义祖师爷的脸孔，在主义上大做文章：“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柯的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看报告稿，一看到标题就叫好，于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并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赫氏的豪言壮语触发了毛的灵感，他当时即表示要紧跟苏联老大哥，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小弟弟英国。“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首脑的热烈鼓掌。
这是个很可爱的口号，并没有多少经济知识的刘少奇马上就接受了。十二月二日，他在全国总工会重复宣布了毛的这个计划。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显然也喜欢这个令中国人为之振奋的口号，郑重宣布，届时中国超过的将是十五年后的，而不是一九五七年的英国水平。这就有点要同苏联老大哥并驾齐驱的味道了，因为赫鲁晓夫在五七年宣布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的是“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而非十五年后的产量。
由于有了“十五年超英”的计划，毛泽东又想到要是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该计划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为此他恨透了周恩来。五八年一月在南宁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大动肝火，自称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并且不惜唇舌，二十几次提到“冒进”，大有不踏倒在地不罢休的气概。他在会上攻击周恩来“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点名说周“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甚至拿着柯庆施的文章直指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不敢顶撞他，只好做检讨，承认自己执行的“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二月，《人民日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再次鼓吹“大跃进”，而且要“全面大跃进”：“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跃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自称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告示全党：“我看应采取‘冒进’。”
周恩来是政府的管家，是做具体事务的人，他知道鼓吹“冒进”的结果必然是灾难。但是此时他只有挨训的份儿，完全没有力量抗辩。会后回到北京，他告诉秘书，五月间中共将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他要作个发言。由于“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发言内容主要就是“检讨”。为了这份检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竟不能构思出一段检讨的文字，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
这时候，再没有人出头抵制毛泽东的“冒进”了，有的只是应声虫。如中共辽宁省委就在三月九日号召三千万人民向“害怕‘冒进’的保守思想作斗争”，“冒进”由此成了新的时髦。“大跃进”浪潮终于被鼓动起来了，三年人祸就此降临中国大地。
顾名思义，“大跃进”是国民经济大跳一步，这对亟欲摆脱贫穷的中国当然是件好事，问题是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毛泽东本人在政治方面已将十分心计用去八分，能用于考虑经济问题的精力实在有限，再加上他戎马大半生，早年学识仅及于文史，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爱自然科学，甚至抗议校方将自然科定为必修课。他不是经济专才，无法创造经济奇迹，但他自己却不这么想。他真正相信有了社会主义，“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出来”。可是作为最高执政者，他却没有所谓建国方略，更没有让专家学者论证建设方案。他只是凭他的观念、想像做指示。譬如，建国之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北京市市长说过，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注２：《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也许这只是毛兴之所至，忽发奇想，说说就忘了，也许是党内同志抵制了这个荒唐的念头，总之这个主意未得实现，否则古都北京早已面目全非了。毛马上得天下，仍用马上那一套治理国家，毫无章法可言。为了发展北京，不惜大拆举世无双的城墙。拆得正高兴时，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却冒出一句：“北京城墙不拆也可以。”过了两个月，他又在党内的会议上说：“北京的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于是北京的城墙终于被挖得稀烂，进而平毁无遗了。（注３：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刘仁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落到这样一个出尔反尔、不照章行事的统治者手里，不可能不出问题。本来，一九五八年二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工业计划增长百分之十，农业增长百分之六。如果能实现，已是不寻常的跃进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中共在成都会议上就关起门来又按照“大跃进新形势”另搞了一套，将计划分别改为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六点二。一个月前千名人民代表的手就算统统白举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信口开河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注４：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李井泉发言时的插话。）
到了五月，他大概被自己鼓动出来的大跃进新形势弄昏了头，又改口道：“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注５：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他的根据则是“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首创精神”。
周恩来、陈云已被迫保持缄默。毛对于自己这出独脚戏似乎也有点忐忑，他在会议上自问道：“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但旋即否定道：“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份子。”不过，他的头脑还算清醒，当即通知新华社：“我说的这些可不要登报。”
一九五七年中国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毛泽东在这一年十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话尚不离谱：“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而到了第二年五月，他的思想便跃进了：五八年八百万吨钢，“明年一千万吨钢，后年一千七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注６：同注５。）到了六月中，他更大跃进了，他将他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叫去，说当年钢铁应当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即比五七年翻一番。（据刘瑞哲《大跃进史考》一文说，翻一番最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毛说了句“干脆一点吧”，就决定了这个计划。）
第二天李将毛的意告诉冶金部长王鹤寿时，王只是惊讶，却没有胆量去告诉毛：要炼出这么多钢，需开采多少煤，建设多少座炼焦炉，多少座铁矿，增添多少个火车车皮，电力从哪儿来，建炼钢炉的钢哪儿来．．．毛本人是不想这些问题的，他只是不喜欢八百万吨，即比五七年的钢产翻半番的计划，尽管那已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计划了；他喜欢翻一番，而且相信能够做到。正如两年前邓子恢只同意一年内将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半，而他坚持要翻一番那样。那次，他做到翻一番，而且将邓批判得从此在中央失去了发言权，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精神变物质”，“观念创造文明”，“思想上有钢就有钢”（艾思奇语）这一套哲学占据了他的大脑，再没有人能将他从这个逻辑中拖出来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国各大区建立各自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各省立即开始大办各种工厂。农村中口号就更多了：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大办学校，大扫文盲，大搞卫生，大搞科学．．．．凡是想得出来的可以冠上一个“大”字的口号，喊得越多越光荣。譬如，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也是湘潭人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此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另一位政治局成员康生（候补委员）则与彭相反，到处做报告鼓吹“大办”。他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每一个班办一座工厂、一所学校，要农业大学每一个班办一所农业中学、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等。
凡是“中央首长”鼓吹的，下面都会积极去办。如河南省遂平县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
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大办”胡诌乱吹。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七月七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注７：同注１。）
领袖发热，下面发烧。冶金部长王鹤寿在几天之内就烧昏了头。该部竟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中央报告说，明年钢产量要翻两倍，达到三千万吨，四年后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把中央的“七年超英”改成了三年。如果说毛泽东缺乏经济知识，世人不难理解，至多说是狮子大开口罢了。连冶金部部长也不顾专家的意见，斗胆向中央开出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包票，其无知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部长们是中共的职业革命家，中共用这些人而不是专家去治国是必然的。专家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眼里从来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如王鹤寿向中央报告一九五九年要产钢三千万吨后的第八天，刘少奇对《北京日报》社长、总骗辑说：“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他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由此可知，中共五八年的胡闹几乎是必然的。
自然，也不是人人都烧昏了头。电力工业部便顶住了风行全国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浪潮。副部长李锐自持是毛泽东的秘书，在部长刘澜波的支持下给毛去信，坦述己见。事后毛见到刘，“半打趣地”（李锐语）指着他说：“就你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可不是笑语，一年后李锐在庐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被打倒，随后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刘因一贯不爱开口说话，幸免于难，可是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却被抓去坐了牢。按现今政府总理李鹏的说法，刘在狱中“整整渡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
毛泽东说钢产量要翻番，本属厥词。如果中央政治局不予肯定，灾难还不会那么大。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却将这枝鸡毛当了作令箭，作为会议的决议告示全国，而且认可了治金部报告中的满纸胡言，决定在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但是直到五八年八月底，全国总共才生产了四百五十万吨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打死冶金部长也多不出一根钢锭来。要是完不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毛的面子往哪里摆？于是中央决定号召全民大办钢铁，简称“全民炼钢”。十月，中央召开各省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灾难就从这里产生了。
共产党组织之严密天下第一，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大小干部们的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可以是零，贯彻上级指示却效率奇高。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炼钢铁”。
国家计划委员会应是经济专家的大本营，是运筹决策的地方，可是那里也有“炼钢炉”。炼的什么钢？不妨记在这里：他们将好端端的铁丝网拿来，不计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投进炉子，烧成一块一块的铁疙瘩，然后扎上红布条，毕恭毕敬地捧到领导那里去“报喜”。
文化部除动员千万文艺家讴歌大跃进之外，还要直接对炼钢有所贡献，成立了炼钢的指挥部，由副部长、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省军区的第一政委，他竟下令省军所属部队和驻扎在安徽的野战部队的所有连队都搞小炼铁炉。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边，竟也以炼钢为己任，在部大院里筑起了土高炉，除了糟蹋钱财外，一无所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自东北回京，看到那“炼钢”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结束了外交部炼钢的荒诞行为。尽管因此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批评，说外交部炼钢不积极，他还是顶住了，未让那些炉子重新点火。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也顶住了“全民炼钢”的压力，坚决不干。他事后对他的孩子说：“我亲眼去看过，那叫炼钢么？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顶了。任别人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去凑那个热闹！”
但是，爱凑热闹的人确实不少，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炉子。在宋的支持下，秘书、花匠、厨师一齐上阵，成了“钢铁大军”中的一员。
包头钢铁公司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然应为“钢铁翻番”作较大的贡献，可是它不花大力量去改进大生产，却派人在国共内战时留下来的碉堡里大搞其“土法炼钢”，还兴致勃勃地请聂荣臻元帅参观，结果挨了聂的批评。
京郊的石景山钢铁公司（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也想搞土炉子，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刘仁警告他们：“不许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铁。”他跑到清华大学，见那里也在大炒其“土钢”，便批评道：你们不要这样搞了，你们有冶金系，完全可以搞点洋的嘛！”湖南省一度发动四、五百万人炼钢，连省委的大院里也筑起了土炼钢炉，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他将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吴鉴光请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内的土炉子，请吴发表意见；之后又将另两位省委书记请来，再度请吴谈看法，遂共同决定停止土法炼钢，将全省大多数的土高炉停掉，避免了一大笔损失。
但是张闻天、冯基平、周小舟们是挡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报》发布重要新闻，报导了毛泽东在月中“巡视大江南北”的情况：在武汉，毛“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一定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能亲眼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步行几百公里去“找”铁矿石的壮观场面的执政者。到了合肥，他便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一回北京，他便告诉记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注９：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对记者的讲话。）
毛泽东的诉诸报社记者这一招十分有效，不赞成这样蛮干的人不吱声了，全国上下立即变本加厉地大干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干部如何发疯吧：
《人民日报》十月十二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十月十五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十月十七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湖南省新化县建造了两千四百座炼铁炉，据新华社十月十八日报导，其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八能正常出铁”。这个“正常出铁”的数字肯定是假的，因为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卢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说，湖南五八年搞了五万个土高炉，其中有两万个从未点个火，何况点了火也不等于就能正常出铁。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三百六十五，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十月二十九日电：河南省当天六百七十万人上阵，日产一百零五万吨铁，一万一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一百三十三万吨铁，十万三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十万三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一千零七十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
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二十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三十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去炼钢呢？毛泽东后来说是“六千万人上阵”，“几千万人上山”（找矿），那指的是被迫置农田于不顾的青壮农民，如果加上城里的机关、学校、军队，那么至少是八、九千万，近一亿人。
炼钢首先要有钢铁筑炼钢炉，在这之前还必需有高炉将铁矿石炼成铁水，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铁矿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一亿人都是冶金专家，两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钢锭下来。怎么办？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这儿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读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直到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在争权夺利之时尚且想到它，特斥资重修。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表示效忠中央，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议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学生，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就此被一扫而光。
人说文化浩劫始自一九六六年，甚实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一九五六年时，浙江省龙泉县的副县长为了城建需用砖石，决定“古为今用”，将本县宋代和五代的两座古塔拆毁，砖拿去盖房，塔内所藏的一百余卷唐宋写经、彩色佛像画全付诸一炬，翻出的几十斤古钱、铜塔则全部作为废铜烂铁卖给了供销社熔成了块块。事后，此人总算遭撤职的处分。但到了五八年，党中央发号召，全国上下一齐乱来，就无人为这类罪行受罚了。
遍布全国的拆风，风源始自中南海。毛泽东自有他的逻辑：“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注１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中国只是换了一个政府而已，并没有因此而更换它的主人。祖先留下的财产应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可是许多中共官员以为他们挥舞着“全民所有”的旗帜，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便有权任意处置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东西了。拆函谷关的新安县委书记和拆龙泉古塔的龙泉县副县长，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小角色罢了。
拆古迹是为了取得筑炼钢炉用的砖。且不说普通的城砖并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炉”也烧不到足够的温度，炼不出合格的铁水。就算炉子合格，燃料从何而来则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历来缺乏燃料，当时即使正牌的钢铁厂，燃料供应也不充足。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像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那么，全国千千万万个土炉子拿什么来炼铁炼钢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炼焦炉里烧成焦炭后方能使用，而建个炼焦炉至少也要一年半载，于是便出现了世界钢铁工业世上前所未闻的怪事：“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指优质的、可用于炼焦的煤块——作者注）被白白烧掉。”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调查，从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见。有正规炼焦炉的钢铁厂因缺煤而停产，没有炼焦炉而有煤的却没日没夜地将煤白白烧掉，这是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农村呢？农民是无处可买煤的，但他们有伐薪烧炭的传统。古时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吗？于是全民炼钢立即演变成了全民伐树。欲知这全民伐树的后果，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之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干得如此彻底，以至当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将红旗扛回来时，上百座山上已打不到一棵可以挂旗的树了。
树木不足的，经济林也砍。湖南古丈县，是重要的桐油产地，一九三五年产量曾达三百五十万斤，可是“大跃进”后的一九六○年却一下子跌到了二十五万斤。
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县有个八十多户的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着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但那是一片山坡沙土地，种不成麦子，结果丢荒，任其成了草丛，兔子窝。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红军长征时最年长的徐特立，当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两年前回过湖南老家，一九五八年底再度返乡时发现，昔日葱茏的丘陵，黄泥裸露，林子全毁了。因此当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跃进战果”时，他问道：“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书记只好实说：“烧炭炼钢铁。”徐特立摇头叹气：“我们不能毁祖宗山，作子孙孽呀！”他回京后即给家乡寄去了两千元钱助其植树。
一九七一年初，叶剑英元帅回到老家广东梅县，对地区干部说：“我离家半个世纪了．．．．家乡的路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路，田园房屋还是老祖公留下来的，没有变；只有一样变了，就是山光了。”他还对陪同的省委书记王首道说：“这对不起后代人呀！”彭德怀元帅一九六一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着光秃秃的山头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山上都是和尚脑壳，绳子一扯无牵挂，森林全被破坏了。”“过去两边都是丛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四川农民以能吃苦耐劳著称，千万名青壮农民被公社调到有铁矿的地方，用人力车、双肩挑的办法将矿沙自百里外弄来，日以继夜地烧。资中县本是林海，一个“大炼钢铁”就把许多山头搞秃了。邻县的县委书记不肯为炼钢毁林，被撤了职。川西平原银厂沟，为了炼钢砍伐了整整三万亩竹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千古绝唱《阿房宫赋》使我们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始皇时代曾经遭受过一次大难。但蜀山的木材毕竟换来了一个巨大的宫殿，若不是毁于秦末造反大军点的大火，留在至今可能是世界一大旅游胜地。但二千二百年后，四川的森林竟在毛泽东时代又一次遭难，焚烧的木材换来的仅是无数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又过了二十年，大自然的惩罚来到了。一场大两降临十分之九为山地的四川，没有足够的森林存蓄、阻挡雨水，山洪一泻千里，半个四川变成了水乡泽国，房屋倒塌，人畜伤亡，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祸根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歌树。（这里应当给浙江临安县的中共书记们记上一笔，大炼钢铁时他们曾明令“天目山上的树一棵也不能砍。”，今天天目山风景区芳草不老、森林长绿，自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一九五八年全民砍树的恶果几十年后仍在影响国民经济。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散布在山区，山区砍了树，灾难也就来了。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一九八○年回到江西老家，发现乡亲们十分贫穷，村干部把原因告诉了她：“当年后山上有数不清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前山上碗口粗细的树也密密麻麻地长满全山，但是‘大炼钢铁’以后全给砍光了。”“山秃了，地也贫了。下一场大雨，泥沙都冲进田里，肥田变生了，能不贫吗？”
全民砍树一事，毛泽东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维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今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制的小炼铁炼钢炉——作者注），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他在十一月间举行的郑州会议上对此说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反而是“大为节省”。他的逻辑是：“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个经验。这是收入。”（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在第一之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明明是无理狡辩，，可是竟镇住了党中央的同志。陆定一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没有勇气戳穿毛的诡辩。
几千万农民，大多数只识得几个字，相当部分没有文化，又没有起码的仪器、工具，即使将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里的铁矿。不过找不到铁矿不等于炼不成钢。“大跃进”时人们就将各种各样的铁器拿回炉炼一炼。这样，最新式的“炼钢法”就在中国诞生了。北京人将暖气管拆掉、砸碎，填进“小土群”的炉膛里，等熔到八九分时往外一倒，就炼成了“土钢”，这效率比国家计委裁铁丝炼钢高得多。上海洋建筑多，有的是铁门，黄浦江边的外滩还有一圈铁链围住花草，这些都可以取代铁矿石拿去炼一炼，于是它们陆续变成了牛粪堆似的“土钢”。一般百姓家里多少总能翻出几斤铁器来，于是云南昆明市组织了六、七万“儿童团”四处寻找废铁。至于他们寻获的战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铁器就无人知晓了。
身为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到甘肃武威步兵学校视察，发现全校官兵一齐在炼钢，无一人在搞军事训练。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里，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都炼钢烧了，连家里的铁锅也被收走砸掉炼了“钢”。彭回京的火车路过河南省时，正值夜晚，处处炉火冲天，车流不断。他伏在车窗口看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于是他决定回乡调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发现村子里也有“炼铁厂”，不过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河北省高阳县有个邢南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为了向上级献忠心，竟把全部织布机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
由此可知，一九五八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当年秦始皇用收缴的铁器只铸成了十二对金人，大约收走的只是首都咸阳附近地区的铁器而已。但如今全民炼钢，共产党的命令下达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那造成的破坏就真正“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了。
军队作家李延国在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告诉我们：在他的山东老家发生的“人类历史极残酷的一幕”：“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着筐走进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那是父亲去世的头年冬天，带我到市上用地拱子小车推回来的——用妈妈编草鞋挣来的钱。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里含满了泪水。”
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
我们不知道秦始皇收缴天下铁器时遭遇过什么样的抵抗，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的全民砸铁锅没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当权者，默不作声的任人糟蹋。一个政权将人民控制得如此服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后人当然会问：难道中共百万基层干部就真那么愚蠢，连“建设”与“破坏”都弄不清了吗？当然不是。可是上级每日都在催报炼钢的数字，他们明白上级关心的只是数字，并不关心钢的质量，甚至并不指望用那钢去办什么大事，说穿了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游戏大家会玩，只要将三斤重的铁锅砸掉、烧化，就完成了炼钢三斤的任务。你光荣我也光荣，你戴红花我扛红旗，何乐而不为。至于贫苦妇人一把一把地编织草鞋，日积月累，攒钱换来的铁锅，顷刻化为乌有，关那些干部们什么痛痒。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通讯并不发达，许多地方连电话也没有，可是砸铁器炼钢的法子不迳而走，几乎同时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出现。
作为这场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本是全民砸铁器的始作俑者。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指示说：“要拚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宁波、胶东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工业虽不发达，铁路决不至于没有经济价值。毛泽东自己走火入魔，一味蛮干，又担心百姓反对，便补充一句道：“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注１３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连铁路都可以拆，上海外滩公园的铁链也就没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个体育场的跑道内外堆满了近一人高的牛粪状的“土钢”。它们的前身也许是一千座铁门，一万个铁窗，十万根铁链．．．．
党中央只是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纲”，到了下面，文思敏捷的干部将之改为生动的文学语言：“钢铁元帅要升帐”，各行各业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着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受到上级的压力。他们主动、自觉地那样做，因为反正生产拖拉机赚钱或改制炼钢设备而赔本，都是国家的事，他们自己绝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拖拉机不生产不打紧，反正我们有几千年赶牛耕田的传统，耕牛不足，我们有的是锄头，所以这种“让路”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有些情形就不同了。譬如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该厂的总工程师、现今政府总理李鹏一九八四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我对‘大炼钢铁’．．．．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一个政府部长，对属下一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一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由于政府总理周恩来怕再度被毛批为“促退派”，对于“大炼钢铁”只好表示积极。国务院将全国分成若干片，八位副总理各领导一片的炼钢运动。十月一日国庆日游行时，周甚至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游行队伍里的土高炉模型对朝鲜代表团团长说：“我们生产那么多铁，主要就是靠这些炉子。”
政府不灵，党组织呢？陆定一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控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等一切新闻媒介乃至文艺、教育机构。他受周恩来委托外出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完全看清这场全民炼钢运动是一场祸害。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他自己却不能与他控制、制造的舆论相对抗。当无数的通讯报告、散文、诗歌将那“遍地火光”描绘成美丽的图画、新时代的曙光时，当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无一例外地为疯狂行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时，这位宣传部长却找不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宣传工具来揭露“大炼钢铁”的荒诞无稽。在“舆论一律”面前人人平等，部长先生也不例外。他等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在《人民日报》上披露当时亲眼所见的炼钢的农民所过的生活：“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从陆定一的描述来看，那些民工们过的生活决不会好过被秦始皇征去修阿房宫、筑长城的万喜良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泽东已经认为胜券在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飘飘然起来。他说当年钢产量不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一千二百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至于美国，毛当时最新版本的豪言壮语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注１５：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致刘少奇、陈云等人的信。）
美国是可以被超过的，正如一千前世界第一的中国后来被西方超过一样。问题在于，用毛泽东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这种方法追赶发达国家，犹如南辕北辙，永无赶上的一日；不仅赶不上，而且造成了空前的灾祸。就在毛泽东神采飞扬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谁人料到”时，他自己实在没有料到，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了。
这时，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看清楚了形势的严重，这就是彭德怀。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达湖南平江。三十年前，他三十岁，在这里率领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起义，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这个县有五万多人跟着他参加了红军，全县在革命中牺牲的人共近二十万，包括他的两个弟弟。一九二八年该县有七十五万人，到五八年人口尚未恢复，仍不足六十万。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当然是为了子孙能过上好生活，但是他们失望了。在彭德怀召集的当年起义的老红军座谈会上，老战士们纷纷表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不满。一位叫黄杜芳的残废军人甚至告诉彭，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可会造反了”。会快结束时，黄递给彭一张条子，彭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只见几行工整漂亮、书法甚佳的毛笔字，是一首步汉代民歌《小麦谣》韵的小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老红军黄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写这手好字，也不可能读过古文，因此这大概是乡间一位秀才写了托黄呈彭大将军的。《小麦谣》的原文是：“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两千年前，汉王朝频受游牧民族侵扰，不得不派大军长驻西土，致使妇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历史重演，却不是为了抵御外敌，而是要在一年内钢铁翻番，这实在是史无前例。第二天，一位公社负责人向彭汇报，大讲其炼铁炼钢，彭忍不住打断了他：“你们炼钢又没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农民怎么生存哟！我劝你们不要搞了。”
可惜的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无力改变这个局面，无法阻遏行将到来的灾难——尽管后来他真的应老战士之请，为人民“鼓咙胡”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