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没有人收庄稼。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约为四百万，以后每年增加一百万左右，劳力主要来源是农村。可是一九五八年一个大跃进便从农村抽调了两千多万劳力去搞工业，职工人数比五七年增加了两千五百五十多万。（注１：《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薛暮桥的文章。）大量工厂运转不灵，每日赔钱，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说，农村劳力一下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按照张闻天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这（两千多万）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此外，为了炼钢、找矿、修水库，大办这个、大办那个，大量劳力离开了农业生产。
以山西为例，全省农村只有一半劳力干农活、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劳力。（注２：山西《党史文汇》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二十页。）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异。譬如，四川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九六二年（其时已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四川省人大会上曾说：“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可见问题到了何等程度。
说“人民母社”的不只是李井泉一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说过公社是“人民母社”、“搞早了”、“搞糟了”。（注３：“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筹委会”发行的《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到处散布说：‘人民公社办成人民母社了。’”（注４：《战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由此可见，中共的的高级干部对此不满的不在少数。
一九五八年秋，彭德怀坐车路过甘肃某处，看到已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便下了车进村找人询问。当时他不见男人，只见妇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老头，因为青壮男人全去炼钢了，全去了还没达到公社指定的必须参加炼钢的“人头指标”。由此推断，甘萧问题必定比山西还要严重（后来饿死人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到三十年前与朱德、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闽西地区。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长得很好，已经成熟，可是在地里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里谷粒已经撒地，公路上却走着一队队的背着背包的“钢铁大军”，都是些青壮年。他在龙岩决定自己去割稻子，当地的地委、县委书记们闻讯，只得也跟着去割稻。张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啊？”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长的意见，才决定暂停炼钢，放青壮农民回去收稻子，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粮食被毁弃了。
另一个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上面又指示办公共食堂，粮食不再分给社员。共产党这样做，本意是要将整日围着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因为又要找矿，又要炼钢，又要修水库，男劳力无论如何不够用。而且这又是实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径，大家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吃饭不要钱，多少可算是过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强制性地要求社员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员家里一粒米也得不到，他们只有吃饭干活的份，对收获的多少也就远不如有粮可分时那么关心了。
人们也许还是要问：男劳力为什么不跑回家去收庄稼？当干部下令将白薯犁掉、将稻谷烧掉时，农民为何不拒绝执行？为什么不造反？回答是高压恐怖政策发挥了威力。譬如据当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际，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还实行‘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坏人’、‘消极份子’的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消极份子”这帽子同右派分子一样，是没有标准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只要公社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当时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公社召开大会，说要放亩产多少多少斤的“大卫星”，有人站出来说是吹牛，办不到，于是立即被指为“反对大跃进”，当场用绳子捆绑起来。公社干部捏着农民的命把子，打死个人直如捏死个麻雀，“人民公社社员”就如农奴一般，毫无人权。如河南省西平县放了一颗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卫星”。这本是编造出来哄人的，自然有人出来抵制，结果对这颗“卫星”的态度成了拥护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分界线，凡不跟着起哄的抓起就打，全县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更是成千上万。（注６：见苏晓康着《乌托邦祭》。）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至于分配抓人的数字，这同反右派时下达指标一样更是厉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积极跃进，相比之下总有懒些的或者体质弱些的，总有对吃地瓜藤子、住地窝棚表示不满，发几句牢骚的。虽然干部明知他们不是坏人，也够不上“消极份子”的格，但要在限期内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便只好将他们抓去充数。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从炼钢炉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谁敢从找矿的山上下来去收庄稼？收不上粮食大家都没饭吃，对大跃进“消极”却是一个人倒楣、一家子受罪。这样，农民们也就听任干部们胡搞，听任农作物在田里烂掉，甚至服从干部的指挥，将好端端的粮食毁掉、烧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如甘肃省通渭县六月间调了二万三千民工去修水利工程，一万三千赴外县炼钢，共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九月，调五万劳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调二万五千人继续此工程，六万余人“深翻土地”。结果到地里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妇幼，大量稻子烂在地里或冻坏在地里，连该下种的冬小麦也误了农时没有种够。过了一年，该县饿死、外跑十多万人，这是后话。
其实，即使是干部也明白糟塌粮食要受报应，来年断粮，他们的官也不好当。但是他们人在江湖，没勇气去制止那暴殄天物的罪行。譬如河北省的张家口地区地处关外（长城以北），过了重阳地就冻上了，由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山上采集铁矿石、砍树、炼钢，结果大部分秋粮都被冻坏、霉烂在地里了。地委第一书记葛启不敢把在山上采集铁矿石和砍伐树木的农民哪怕调一部分回农村，他对人说：“假如我这样做，马上就会落得个‘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被撤职查办。这倒也没啥，我本来就不想干了，罢官更好！但来接替我的职务的那位新任地委书记，还是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决定，谁都抗拒不了的！”
尽管人人都怕得“反对大跃进”的罪名，总还是有倒楣的，只是由于农村的社员都是无名之辈，无人将其受害的故事记述下来。幸而在城市里有些人因为在农村中发生的事而受难，从那些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在那疯狂的年月中，正常人是如何倒楣的。
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从部队转到地方机关，年年当模范。大跃进了，党支部召开大会，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他便响应号召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他的心是交出来了，却被鉴定为黑的。攻击大跃进就是攻击党，他因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开除党籍，被送去劳改了。
当时，因“攻击大跃进”而身陷囹圄的不知有多少。作家、《北京日报》编辑从维熙成为右派后被逮捕，在京郊土城收容所等候发配劳改场时便遇到过一位：“他来自清华大学，五九年因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份子的身份进了土城。”在江苏省徐州市，原东北林学院教师李志正化名写了两封致当局的信，抨击大跃进的做法，被查出后，蹲了七年牢房。
正由于说实话的要坐牢，人们便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名演员新凤霞去河北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指挥社员连夜将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嘘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她回到城里，将此事告诉名作家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为何不能说？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于五月间的中央会议上说：“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注７：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是全国各地便竞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处都是在搞新凤霞所见的那种把戏以应付上级。老舍说得一点不差，要是新凤霞公开揭露这种把戏，一定会和上述那位共产党员一样，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她的丈夫吴祖光刚戴着“右派”帽子去了北大荒的劳改营，她若也遭批斗，送去劳改，他们的家就毁了。
老百姓彼此之间还可以说真话，对于当官的则敬而远之，小心翼翼的管住自己的嘴巴，绝不说实话。自一九四八年二十六岁起就给毛泽东做秘书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闻说成都郊区的崇义人民公社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便于五九年初率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当时那里的农民已经在饿肚子，可是每当田家英问“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丰收不忘节约嘛！”他问了许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位“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说实话。直到农民们见他几个月中始终不吃公社给他安排的小灶、每日与农民吃一样的饭，脱鞋下田割麦子，同社员一起拉大车，逐渐相信他是自己人之后，才告诉他粮食产量其实只有几百斤，由于上级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干部便将应用作社员口粮的粮食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当然就只能给社员喝稀汤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初，即田家英于文革前夕以四十四岁的壮年自杀二十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一篇祭文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历史镜头：“田家英叉着手，抑望着‘公共食堂万岁’的大幅标语愤愤的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当时，公共食堂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儿子，反对食堂就等于反对党。五九年张闻天在卢山会议发言说：“你（指农民——作者注）要退出公共食堂，（公社干部）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可见，在公共食堂制度下，农民已无半点人身自由。同公社对农民的控制相比，地主对佃户、雇工的控制就算不得什么了。想要退出食堂的人反正无计领回自己的那份口粮，只得乖乖地一日三次上食堂去吃大锅饭，虽说白白挨一场斗，但毕竟未受皮肉苦。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比张闻天所说的更严重，社员们动不动就挨干部的打。
譬如海南岛文昌县城郊公社规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担者打；积肥，每日完不成一千担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亩者打。此外还有：挑土担子不满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没气了才往公安局送。（注８：见广州外语学院韶山公社红卫兵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编印的《捣毁黑省委，揪出林李明》小册子。）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说：“用秦始皇的办法完成任务，十天搞个小水库，很可爱，但有血腥味。”（注９：一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广东省委会议。）
陶铸说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跃进疯狂岁月中无数善良老实的农民被干部捆绑拷打的事。单以甘肃为例，一九五八年决定从岷县截洮河水、引至数百公里外的庆阳县，沿途各县均调集了两三万精壮劳力投入此巨大工程。但是此工程是中共干部拍脑袋的产物，从未经由专家设计过。干到一九六一年，工程终以失败告终，期间累死、饿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被抓回来后关在黑屋子里活活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仅仅在离工地沿途某处不远的一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对打人一事深恶痛绝，他曾经愤愤的抨击那些打人的干部：“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骂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这样吗？因为他有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就是搞‘共产主义’。”（注１０：一九五九年六月与河南省及抚顺市党校人员座谈的讲话。）
毛泽东与陶铸、杨献珍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农村干部打人、捆人成风，毛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这样说：“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方法。．．．．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对干部的谈话。）
毛虽不赞成打人，可是他从未想过法律应当保护人民不被打。作为共产党的主席，明知党员干部以老爷对家奴的手段对待百姓，却放纵宽容，非但不主张制裁，反以“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为其辩护，唯恐给积极搞跃进的干部们泼了冷水，可见他对“违法”一词毫无概念。按毛的逻辑，以往千百年中官府征税、抽丁，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杜甫写《三吏》、《三别》倒是给“地方干部”泼冷水了。
由于打人、捆人可以不受惩罚，“以后改正”也就成了一句废话。这也就是为何一九五八年之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照旧打人、捆人的原因。
一九六○、六一年间，已因“反党”而下台的彭德怀元帅的警卫班中一位战士的亲属向彭诉苦道：“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可以说，当时全国各地大致都是如此。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此刘少奇将管政法的干部找去责问：“下面随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议设立“人民法庭”之外，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制止公社干部随意捆、打社员的风气。
在这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真正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反而成了什么机关都可以打、抓的对象，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甚属下党干的放纵。
在大跃进之前，法院系统至少还存在，虽然法院时时要听命于当地的党委，但形式上的尊严总还保持着，现在则要“多快好省”，法院就成了多余之物。“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由一个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注１３：引自《谢觉哉传》。）
全国范围内，执法者普遍不依法办案，律师制度于一九五九年一月正式取消，人民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补，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
说起来，那些胡判乱捕的事都是下面的干部搞的。譬如“全民肃反”这个口号，是徐水县委发明的，其实不过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外加一点创造罢了。毛在十一月间说，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注１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会议。）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九五八年那些荒唐绝顶的行为能在全国通行无阻。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拿湖南的数字乘以二十九似乎过多，打个七折，全国就斗了二百万，捉了二十万，杀了二万。这一斗、一捉、一杀，“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真的，毛泽东没有吹牛。这本是历代统治者消灭不同意见的惯用手法，毛后来将之归纳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套了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
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搞的阶级斗争是多方面的。一是批判、斗争一九五七年抓的五十万右派，然后逐一加以处置。譬如四川重庆市一次就送往长寿县农场三百九十二名右派分子，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分是重庆这个大城市的教授、学者、工程师。同时送去的还有一百九十名“历史反革命”，其中有多少冤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时全国都在大干这个、大干那个，右派分子则整日挨斗。原《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秦兆阳自一九五七年成为“大右派”后，即一直是批判、斗争的对象。《人民文学》归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党组织领导，那里不须办这办那，只要办人就行了。整人、斗人便是那里当权派的联业。中共当局正需要在社会上制造点火药味，因此对秦的批判是全国性的。中共的新华通讯社向全国发布通讯电文，各地报刊纷纷刊载，点名批判这位“插在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说他“诬称”党“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又揭露“他经常和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
秦兆阳与刘宾雁的通信显然被抄了（或者被迫交了），报上登出其信件的片段，并作出结论，说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秦兆阳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有一天借口上厕所，从会场跑开，到了中国文联的楼顶上，想一纵了之。就要抬腿之时，他的目光落到了前方雄伟的故宫上。他犹豫了，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终于没有跳下去。回到会场时，斗争会的主持劈头喝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自杀？”当了二十年共产党员的秦兆阳听到这种没有人性的斥骂声，止不住当众痛哭了一场。秦兆阳没有再试图自杀，但是确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那大跃进的日子里通过厕所的视窗或者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早在“反右”斗争中“揪出”的右派之外，一九五八年又搞了一场“反右补课”。这又是毛泽东的决策。他在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完，唯余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其管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以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为荣。说是“补课”，其实只是简单的补充名单而已，决无任何意义上的“课”可言。
譬如，北京一所医院里的青年医生王贤才，曾说过苏联医学不见得最先进，不应该只学苏联一家。一九五八年要“补课”，该医院须补充三名右派，王便于六月底被补成了“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补的“右派”，又有一些大跃进独特的色彩。如前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曾昭科，转业至湖北省水利厅任副厅长，五七年冬带领几百名下放干部到湖北红安县，上山开辟林场，因无力阻止为烧炭炼钢而前去砍树的人群，不得已而抄起了枪，打算借此制止砍树的浪潮，不料被说成是“挡钢铁元帅的驾”，成了“右派分子”。这种右派，同五七年因鸣放而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毫不相干，只是共产党组织图方便，顺手抄顶现成的帽子扣到他头上罢了。
浙江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论后，积极在本县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并搞了一个推广包产的经验总结。大跃进的锣鼓一响，他便被批判为“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积极提倡‘多劳多得’，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被送到一家小工厂当烧饭师傅，直到八十年代直接写状子向邓小平申诉之后才获平反。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及五八年的“补课”，全国共有五十五万多人成了右派，他们全都是中国称为“人才”的人。譬如北京大学就有七百人被戴上“右派分子”和“极右份子”的帽子，另有八百人受到不同的处分，总共占北大学生、教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右派学生被送往北大荒劳改农场，有的甚至被送入监狱，被枪决。这种大规模地迫害无辜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是届指可数。
一九五八年批判、斗争的右派及“补课”追划的新右派，为什么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呢？因为中共认为整个知识份子阶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所以将他们划归“资产阶级”，又是因为他们要说话，要对中共的治国之道发表意见。为了将他们改造成共产党政权下的顺民，当局再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运动。中央候补委员康生在一次大学校长的会议上说：“现在对知识份子的压力还不够，逼得也不够。必须强迫他们下乡，去劳动改造。如果他们已经感到四面楚歌，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再逼他们一下，让他们来个八百楚歌。”（注１５：引自林青山着《康生外传》第一五七页。）这压力很快就奏效了。
上至科学学院的各研究所所长，下至一般的大学教授，差不多个个都在批判会上登台自我检查，或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或检查自己给学生上课是“与社会主义竞争，与社会主义抢学生”；或痛斥自己“最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或承认自己“脑子里百分之九十八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就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改造的份，没资格对国事说东道西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也就因此而“便于领导”了。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作过一番说明：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从前年整风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着重于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翘起尾巴。在反右斗争之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间有些人的尾巴还在翘，无非是说我们不行，非他们不行。此外，我们的路线也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进行批判，不打这个仗是不行的。打这一仗的结果，批判的结果，效果很好。”（注１６：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说一九五七、五八两年整肃“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效果很好”，的确是事实。五八年荒唐的大跃进持续了那么久，中国的知识份子几乎无人出头予以批判、抨击。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几十万人被斗争、被遣往劳改营之后，其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知识份子，或随风起舞，或保持缄默，敢于公开对“三面红旗”评头品足的可说没有。就这一点而言，反右及其“补课”，对中共来说正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大规幕整肃知识份子，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主要干将。邓至今不愿否定“反右”，正是出于不愿否定自己的私心。
有些人虽未成为右派，却也一样做了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譬如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民），由于一九五七年中共号召人民“鸣放”期间，一一婉谢了登门采访请他给共产党提竟见的记者，因而未落网当上右派。五八年六月初，他奉命在两个月内整理、改编了十五出旧戏本子。可是当他正废寝忘食地埋首写作时，突然受到官方杂志对他的批判：《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受此打击、刺激，他当晚便突发脑溢血，左半身瘫痪，从此未能下床，直到六一年初完成口授长篇历史小说《杜甫》后第三日溘然去世，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在中共执攻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宗教界人士也遭了殃。在辽宁大连市，当局决定将一座教堂拆掉改为工厂。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教堂当然也归“国家所有”，控制了市政府的中共官员便认为他们有权处置教会的财产。身兼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的牧师竭力反对，结果是蚍蜉撼树，教堂拆了，他落得“反革命”帽子一顶，被送进监狱，三个月后瘐死狱中。
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驰名中外，是西北地方最大的寺院，也是藏族人民举行宗教活动的圣地。大跃进了，当局不说取消宗教自由，却说“宗教制度改革”，将塔尔寺革了命，关闭了。主持该寺的藏族活佛却西被送到青海省水电设备厂去“改造”，二十多年后后方获共产党许可重入寺门。塔尔寺一关就是二十余年，成千上万的藏族人民失去了举办佛事的圣地，连他们的圣人也被赶去劳改，如何能不痛恨执政的汉人？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的原因很多，箝制笃信佛教的藏民的信仰自由，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其实，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时，鉴于四川西部的藏民已搞过叛乱，便曾颇有预见地说“西藏不安心，．．．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注１７：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可惜他既知人心不稳，非但不采取解救措施，反而封人家的圣地，抓人家的圣人，好像存心逼人家造反。中共在五八年的所作所为，与五九年的西藏叛乱有直接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几例只是零星的“阶级斗争”，虽然为害不浅，受害者的数目也不少，但毕竟不是中共中央指令搞的运动，波及面也就有限。而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就不同了，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这就成了继反右之后的另一场大规模整肃无辜的运动。
五月间，毛泽东号召“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等于白旗。”（注１８：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之会议。）于是全国的共产党组织闻风而动，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一大批人就此遭了殃。
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治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犯了“反对党的领导”，“搞一长制”的忌，成为“白旗”被“拔掉”了。只因他与现总理李鹏经历类似，也是中共早年烈士的遗孤，受到周恩来等人保护，未被送去劳改，且在周安排下回到北京，还能随聂荣臻元帅外出调查“大炼钢铁”。不过，连有陆达那种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识界、技术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明白，李鹏说他当时对大跃进“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实在是正常得很，谁人不怕挨整呢？
自美归国的医学博士宋儒耀，回国后开创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他率队赴朝，医治了大批伤员，曾荣立大功一次。一九五七年反右他未落网，大跃进时却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此后整整二十年，他被剥夺了操手术刀的权利。
大跃进本与军队无关，但五月间，政治局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奉命到京接受批判，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他一阵“教条主义”之后，整个军队，特别是军事院校也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特别是军队中的知识份子。
“拔白旗”运动并无新意，无非与中共历次搞的政治运动一样，好人挨整，无辜蒙冤，拿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来说，“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掉了，现在证明是红旗。”细数毛泽东制造的整人运动，无一不是红白混淆、人妖颠倒，每个运动都是一场灾难。其实，他的党内同僚很多不赞成他的统治手法。譬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于一九五九年初召集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开会，公开同毛泽东唱反调，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只可惜各地党的干部中靠整人邀功、升官的大有人在，所以“拔白旗”运动照旧搞得热热闹闹，继反右之后又摧毁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份子。
应当说明，由于“白旗”、“灰旗”的定义含混，远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样明白，这帽子也就不如“右派”那么可怕。虽然受的苦难因人、因地而异，总体来说，“白旗”们的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家破人亡的事也少些。大学里的白旗教授们受的处置就不如右派教授那么恶劣，大批右派教授被剥夺授课的权利，或进了劳改营，而白旗们——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傅鹰，就未受处置。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刘少傥是江苏的两面大白旗，不过二人只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比右派们受的处置轻很多，尽管他们犯有“庇护右派分子”、“默认和同情右派谬论”的错误。
还有一些情形，“白旗”只是落后的代名词，够不上是严重的罪名。譬如一九五八年湖南省粮食估计产量比周围省份都低，老受中央批评，按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说法，叫“被插过白旗”。但抗日战争前后给毛泽东做过秘书的周小舟仍然深得毛的信任，被“插白旗”似也并不严重。他后来罹祸是因为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与五八年的“白旗”并不相干。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他以五十四岁的盛年自杀身死，时间正选在毛泽东的生日那一天，那又是后话了。
在不同时期给毛泽东作秘书的周小舟、田家英，一个不满十五岁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刚出头便成为北京的大学生领袖；一个幼年失怙、自学成才，不足十六岁便奔赴延安，十九岁便在中共的“最高学府”马列主义学院当教员。两人都是在二十多岁时就当毛的秘书，本来都可以成为中共的栋梁。不幸先后自杀身死，时间都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死于北京，一死于广州，一北一南，起因却都是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所以，要讲清一九五八年之后那段人祸的历史，不能不费点笔墨，将庐山会议前后中国形势交代一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