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成功打倒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必须消除政治局成员的反对。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凭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支持，毛不必逐个拉拢、搞政治交易，他只用一篇气势凶凶的讲话就镇住了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绝大多数。他的手法有二：一是狡辩，二是威胁。
彭德怀批评他“小资产阶级狂热”。他将“人民群众”抬出来反驳道：“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吗？”
毛这么说，貌似有理，其实则不值一驳。办公社，共农民的产，弄得农民只剩“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他们岂会积极？朱德在七月六日中南地区的小组会上对此就发表过意见：“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农民在跟着共产党造反时是愿意共产的，共地主、老财的产没人反对。可是现在办公社，共他们自己的产，谁也不愿意。当然几亿人，也有愿意的，譬如彭德怀家乡的老人们。他们相信了共产党的说法，把什么都拿了出去。等到他们发现这种共产只能换取饿饿时，他们后悔了，可是他们回不了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们要向彭下跪，为什么要引到食堂，将锅盖揭了给他看的原因。
至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说农民愿搞，非常积极，更是胡说一气。就在他去庐山之前，他回了一趟故乡，在老家韶山冲的村子里召开过老农、老党员座谈会。会上，他的老乡们对吃食堂大家饿肚皮表示不满。毛听了虽然不高兴，却不能在乡亲面前打官腔，便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毛前脚离开村子住庐山走，后头食堂便散了伙。毛泽东这个老家，大跃进中没有得到什么第一，解散食堂倒跑在了前头。这自然是沾了毛的光。正因为毛明知农民不赞成办食堂，这里才说他是在胡说一气。
“非常积极”的人是有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们。人民公社制度使那些干部掌握了孔夫子以来任何一位乡官或地主所没有的权力，他们当然欢迎。“乡社合一”或“政社合一”，对那些公社书记们实在是太美妙了。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位地主或地方官有本事将一区、一乡几万人的衣食住行全都控制得服服贴贴，而公社书记们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衣，布票由他们发，没有布票你一寸布也买不到；食，公社食堂叫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反正你家里既无粮食，也无锅灶；住，叫你拆房你就得拆，让你把窝盖在哪里你就得盖在哪里；行，他们不给你写信盖章，你住不进任何旅店，甚至买不到车票、船票。而他们自己，正如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所说，说假话做假事，做官受表扬，吃好的，喝好的，还可以威风凛凛的打人、捆人（按中共中央委员杨献珍的说法，是“社长打队长，队长打群众”）由于他们的权力比旧社会的乡官和地主的集合还大，没有人能限制他们滥权，因此其中以作恶为嗜好的便横行乡里，成了地道的土皇帝。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把全村的妇女都当成妃嫔，有的带女民工去修水利，将所有的女工都奸污了一遍。问题还在于这种恶霸在党的干部中占相当数量。如河南商城县，即那个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修水库，坝崩库□，淹死几千民工的商城，十三个公社的武装部部长，有十一个打人骂人、奸淫妇女、横行霸道。全县四十一个民兵团长，有三十个是这种恶霸。全县二百二十四个民兵营长，这种被百姓骂成“疯狗”、“土匪”的坏蛋占了一百六十五个。（注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通讯》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关于河南民兵工作问题的检讨报告”。）这些人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热心拥护者。毛泽东硬将他们同几亿农民、普通社员混为一谈，那只不过是狡辩罢了。
第二个手法是威胁。毛吓唬其党内同志，若他们不听他的，“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口气蛮横，目中无国、无法亦无党。
不幸，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虽然都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但他们并未受过民主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当年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但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是个“领袖”和“帝皇”的混合体。他们在毛面前，理论上是个同志，实则同臣子相去不远。七月二十七日政治局讨论对彭的处理，周思来提出彭是七分功、三分过，刘少奇、朱德亦表示赞成。毛泽东便威胁道：“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岗山了。”周、刘一看毛决意除掉彭，立即软了骨头，退缩转向，同意毛的意见，将彭定成了“反党份子”。
毛泽东一个狡辩，一个恫吓，立时奏效，满屋子职业革命家竟无一人敢站起来抗争。以后毛又将彭等骂成“忘八蛋”、“资产阶级的猪狗们”，彭德怀们也就成了人人可打的落水狗。
人们为什么不站在彭德怀一边？从以后两三年各人的言行来看，除了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同彭德怀思想上大致相近，但却帮助毛打倒了彭。原因何在？说他们缺乏道德勇气，是全躯保妻子之臣，似不够公允，但他们确实也怕当“反党份子”。几年前高岗、饶漱石一死一关的例子，对他们不可能没有影响。
高岗原本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的首脑之一，只是自认功劳仅次于毛泽东，对毛将刘少奇当作接班人提拔到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不满，欲拉拢几位封疆大员林彪、邓小平等人联合倒刘，取而代之。然而人缘不佳，游说失败，倒刘不成，反惹祸上身。刘少奇、周恩来联手打了个胜仗。毛见高、饶沦为少数，便支持刘、周将他们弄成了“反党集团”。高岗在狱中自杀，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则押了二十年，最后也死在狱中。
高岗一死，中共就涂改历史。画家董希文一九五三年画了一幅大型油画《开国大典》。画中，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厢站着开国元勋们。董曾为此被请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当面夸奖。随后此画印了几百万张，进入千家万户。但五五年打倒高岗后，中共即强令画家修改，抹去高岗，换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刘少奇被整死后，又令画家改画，将刘少奇从画面涂掉，将立在后排的董必武移来填空。这是后话。）
参加会议的党内高层人物都是职业革命家，自然不是胆小鬼。但是，对于其残酷性不亚于对敌斗争的党内斗争，他们却让一根无形的绳索绑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一失足便永远不得翻身。落得高、饶那样的下场。所以一见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党内地位曾经高如张闻天者，转眼就成了落水狗，他们第一件要务便是与彭、张划清界线，免得自己也落水。他们全都急急忙忙的转向，参加了批彭的大合唱。没有一个人作任何声援彭、张的举动，满屋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变成了口是心非的墙头草。
落井下石最甚的要数刘少奇。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使任何声援彭的举动都显得黯无希望。刘在庐山会后九月间清算批判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甚至这样说：彭德怀“在政治局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话总是讲不下去．．．．他很不高兴政治局会议，因此就不愿到会了，经常不来了。来了发言（别人）又不听的。所以他就跟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条心的。”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因为彭作为军队领袖，与其他九名元帅中的八个（除林彪）关系都很好，这八个元帅中有五位是政治局委员。
自然，并非所有人都打了彭、张几棍子。批判之初，毛泽东想将黄克诚拉过去，让人找他，要他与彭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但黄明白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呀，我没有石头。”毛将他和周小舟、李锐等召去谈话时，他只是据理力辩。谈到十二年前“保卫四平”战役时，毛说“那是我决定的”，黄毫不客气的答道：“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那次战役以共军牺牲八千多人而告失败）结果黄克诚也被陪绑，成了“彭、黄、张、周（小舟）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身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总参谋长黄克诚的入网颇出彭德怀的意料，因为彭在给毛写信前曾对周小舟说，写了信以后，他“可能被撤职，撤职后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不料毛不仅将黄一并打倒，而且因为彭、黄是军队的实际主事者，又编造出一个“军事俱乐部”，诬称他们搞地下活动，是阴谋家。这样黄也就和彭一样，翻不了身了。
当年的军队总司令朱德虽不敢明目为彭辩护，却也在旁不冷不热的说了一句：“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朱与彭这两位为中共打天下的正副总司令，私交极好，两人同住中南海，不是你来就是我往，饭后必摆开象棋杀它一阵。两人深交至此，却不能救援。他不敢说不该给彭戴右派帽子，便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由于朱德在会上还有过“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一类的发言，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泽东曾在自己的房间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张闻天、李锐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注２：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一页。）
多年后，徐向前元帅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受到何种“对待”，尚无从得知，仅知朱德“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注３：见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徐向前所说的“大局”，指的是维护毛的权威，避免与毛对立，名义上是维护党的团结，实则是认为党内除了毛，谁也玩不转。因此每当毛和某人对立时，他们都站在毛一边，不管谁是谁非。可以想见，如果朱德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奋起反抗，必定无济于事，因为整个党的领导层人物都不敢、不愿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押去尝试一下，抵制蛮不讲理的毛泽东。用陈云的话说，是想保住自己的党票。用流行于老干部中间的话来说，是想“保持晚节”。他们觉得，为共产党奋斗了一生，若最后被党打倒，按敌人处置，便是没有保持晚节，一辈子白干了。他们在同国民党斗的时候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们坚信为革命献身可以留芳百世，可是“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对毛一味迁就、退让，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当年三位主要的工业部长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一九八五年著文回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时说：“富春同志对一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同志：从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有的同志讲了违心的话。富春同志．．．．不为会上不正常的气氛所动摇，他对彭总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注４：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一九三五年助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军权的主要人物（会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主持军务，直至长征结束）。此外，他又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按说，王是助毛取得领导权的第一功臣，也就最有资格劝阻毛的一意孤行，最有责任制止毛将中国往灾难的路上领。可惜的是，他从未那样做。毛进城掌权之前豁达大度、谦虚从谏，但掌权后对于同志，无论曾如何有功于他，一旦触犯了，立即翻脸，决不留情。王稼祥对此有所认识之后，便采取了缄默以自保的方针。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回忆王稼祥的文章中说：“建国后，我们党所犯的多次‘左’的错误，特别是对人的错误处理，他都很不赞成，并且甘愿冒当时一些人对他的非议而不随声附合。．．．．他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长期重用某些坏人，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又感到无能为力而没有进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感痛苦的事。”（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新华文摘》。）
由此可知，王稼祥对于毛的批彭，也只是“不随声附合”而已，但这样也已经得罪了毛。文革中，毛听任康生等人批他、斗他，送下去劳改，始终不闻不问，到他病得不行了，才批准他回京治疗。直到被毛封为“接班人”的林彪于一九七一年死去，毛要收揽人心了，才说了王几句好话，而王不久即“在极痛苦和极度矛盾中”（胡耀邦语）死去。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的彭真，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明白不满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跃进最热闹的五八年十一月办了个杂志《前线》，创刊号的发刊词长达两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却大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可见他领导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没有跟着毛泽东发高烧。在庐山上他没有对彭德怀井下石，却也没有起来主持正义。据文革造反派的揭发，彭真于会后不久的十月间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们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顺耳，但未作声。”
一个“未作声”，一个“不随声附合”，一个“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从上述三位人物的态度，我们便可以想像彭、张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党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本身并不热心鼓吹大跃进，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最无原则，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最后表决时跟着毛泽东举手。除了举手，他们还吟诗填词，由于硬要同庐山的政治扯上关系，写的东西也就只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经过辩论求团结，领导英明正确声”这种讨好毛泽东的，或者“住行衣食无忧虑”这种为人民公社粉饰太平的文字。毛对这几位老人始终很客气，原因也在这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未上庐山（后来据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文章说，当时邓摔跤骨折，在疗养），他对此事的态度不详。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留守北京，也未上庐山。会后他私下对薄一波表示不赞成批判彭德怀，而且彭回到北京后，他是第一个去看望的，但他也只是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非虽不可不讲，但为了“大局”却似乎可以不要原则。毛泽东对彭发难的第二天，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元帅曾一同到彭的住处，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劝他反省自己，“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他们显然认为彭的信不错，但在党内引发冲突便破坏了“全局利益”。维护毛的威信，团结在毛的周围是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对彭说：“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注６：李锐《国防部长浮沉记》序。）由毛来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是毛下台或者死去，中国人民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二人一直供奉毛，任凭毛在文革中恣意乱国乱党，一直闹了十年都未实行兵谏的原因。他们明知毛在把中国往灾难引，却还是恭恭敬敬的应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将他的夫人、亲信一网打尽，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始终被那个“大局”、“全局利益”箍着，从未解放过。
一般的中央委员在此事件中表现各异。例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对彭本有个人成见，而且一贯在政治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因此“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罗的女儿罗点点语）。相反的，山西省长，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山西接到庐山的电话，知道中央要“反右”，当即在电话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敢抗上。对于中央委员们来说，党籍是命根子，他们不愿被开除，只得跟着毛反右。如原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一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中央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被召回国接受批判。此时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只得违心的跟着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视作亲信，刚开会时还帮毛改过诗稿，但他在会议中公开表态，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无异于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与彭一起打倒了。
李锐本来也深受毛信赖，是毛原来指定的“会议纪要”起草人之一。他在会上的言论使他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从此“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锐自述）。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去、毛泽东威望大跌，周恩来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将他从监狱释放，他才重见天日。
年方三十七岁却已给毛泽东做了十一年秘书的田家英，与李锐是极好的朋友。他曾告诉李，毛缺乏经济知识。因此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找田、李等人开小会交谈时，二人曾向毛建议由陈云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庐山会上，有一位中央委员将田、李二人私下讲的话在全体大会上“揭发”出来。下山回京后，田给李打的电话又被人窃听。此后田虽仍继续当毛的秘书，却明显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职，罪名中有一项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发动文化革命，说过“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讲话时，田不赞成将彭的名字写进去。他被定为“一贯右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说：“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指为毛做了十八年秘书——作者注），落得如此下场！”随即自杀身死，结束了年轻的一生。
张闻天在他那份发言中曾说到：“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这话说得虽好，却说明他眼光并不敏锐。就在两年前，五十几万人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甚至一句也没讲，都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劳改、坐牢，家破人亡。他那时不站出来主持正义，如今却又幻想讲了不同意见可以不戴帽子，实在是没有看透毛的为人。按一九五七年抓右派和五八年拔白旗的标准，张闻天那份发言足够分成一百份，每一份都可以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或插上一面白旗，而他竟然对毛给他一顶“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没有思想准备。毛七月二十三日发动批判的第二天，他还在小组会上陈述己见：“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书卷气使人直想起与狼辩论、细数狼不该吃他的理由的东郭先生。
一搞成阶级斗争，当然就没有“温良恭俭让”了。各省长的警卫负责人被告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他们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刘的批准，山下九江市的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这几个人不得相互接触。
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哪怕把这几个人全扣押起来，只要政治上没把他们彻底搞臭，他们就可能东山再起。要是纠缠在大跃进、炼钢、办公社、吃食堂这些问题上，他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即使一时赢得了足够的赞成票将彭、张二人打倒，也难保众人内心就服，难保日后不翻案。为此他千方百计将他们弄成“反党集团”。会议集中批判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逼毛检讨，进而推翻毛，并追究他们的“秘密反党计划”，把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此外，毛又找了几件与庐山的议题不相干的事情大加渲染，力图将他们搞臭。
一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问题。
一九四○年八月，彭德怀指挥调动一百零三个团的兵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到十二月初为止，共毙伤日军二万人，伪军五千人，而彭指挥的八路军自己也伤亡了二万二千。战役进行期间的九月十八日延安几乎倾城出动，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起先，毛泽东是高兴的，他于九月三十日给彭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德怀同志，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泽东。”（注７：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但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不敢再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掉以轻心。在这之前，日军自华北抽调两个师团投入华中战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战役结束后不久却从华中抽了两个师到华北来。随后的两年中，面对日军反复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八路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三分之一，队伍也减少了。这样，毛觉得吃了大亏，别人也认为这是百团大战招来的麻烦。一九四五年中共开会总结华北抗战，彭就成了众矢之的。“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的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过早的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注８：《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薄一波的文章。）彭德怀只得检讨以自保。
现在庐山开会，毛要彻底将彭搞臭，这件事就又搬了出来。会上一致批判彭，说“百团大战是背着中央发动的”，“帮了蒋介石的忙”。总之，这成了彭又一大罪状。直到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审”彭，由于彭不肯接受在百团大战上对他的指控，横遭一顿毒打，当场被踢断了肋骨。
毛最初并无先见之明，所以会有请彭“多搞一两次”这种战役的念头。等到日军调集队伍向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大举反扑，他才后悔不迭。日军的团剿和扫荡，固然加重了华北人民的苦难，同时多少也减轻了南方诸省百姓遭受日军蹂躏的程度。为友军承受攻击乃至真的帮忙，只要对抗日有益，如何算是罪过？只有着眼于保存实力以便日后向国民党夺权的人，才会得出“帮了蒋介石的忙”的结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八月十七日）提到抗日战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的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国人自然要多受一年苦难，但共产党的实力的确可以增强不少，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可知，毛泽东为什么对招致日军打击、削弱八路军实力的百团大战那么深恶痛绝了。
在百团大战之前，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是消灭了几千日本兵的山西平型关战役，为了否定百团大战，平型关指挥者之一林彪特地出来自我否定了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任为中共元老，一九五○年病故——作者注）作的决定。”并指着彭说：“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注９：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意即指平型关和百团大战一样，都属同日军正面交锋的大战，不论消灭了多少日军，只要消耗了自己的实力，那就是对国民党有利，不该打。
直到一九八八年，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为彭德怀辩诬的书里也还是说：“百团大战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上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也是事实。”（注１０：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五九页。）这等于是说，共产党的军队就应当躲在战场之外养精蓄锐，以便日后向蒋介石开火，而不该与日军打大仗，让国民党军队得利。中共攻击国民党对抗日期间的合作没有诚意，这固然是事实，而共产党本身也彼此彼此。彭德怀为了打击日本鬼子而“帮了蒋介石的忙”，原因就是彭“不知其为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注１１：毛泽东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合作抱有诚意。
屈服于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检讨：“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毛并不因彭肯认错而高抬贵手放他过关。林彪后来说毛“要么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此语不虚。为了钉死庐山一案，杜绝彭日后翻案的可能，毛又将彭与高岗一案联在一起。
毛在庐山搞的决议中如此宣称：“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从高岗被捕到庐山开会，五年来都没有查，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查明”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注１２：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语。）这显然是栽赃。但这一招十分高明，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是搞倒高岗的主要角色，将彭与高拴在一起，本与彭观点相近的刘、周便不会伸手助彭，毛也就胜券在握了。
由于彭德怀是党内有名的生活俭朴、不图享受的高级干部，在生活细节上无可挑剔之处，毛便说他是个“伪君子”，以其俭朴为伪装，掩饰其政治野心。这自然不能服众，连毛的老朋友、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也大不以为然的说：“怎能伪装一生呢？”
用“伪君子”是批不倒彭德怀的，为了使彭永无翻身之望，毛泽东又给他和张闻天安上了中国人最害怕的罪名：“里通外国”。
此前不久，彭访问过苏联，同“苏联老大哥”交道打得不错。张闻天是毛指定的首任驻苏大使，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常往头号盟友苏联跑，说他“里通外国”就更方便了。在这上面第一个发难的可能是林彪。七月二十七日，奉毛指示刚赶到庐山的林彪提了一个恶毒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雪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通敌”的帽子扣不上，因为当时苏共还是中共的“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但说彭“里通外国”正是恰到好处，而彭事实上与赫晓夫的关系也不错。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赫曾与他会谈过一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会见的，苏方费德林担任翻译,我国防部翻译被拒绝入场。密谈三小时多，彭谈话后，非常得意，向一些同志说，赫把（将）去南斯拉夫（访问在）机场讲话的稿子拿给他征求意见，他建议赫‘不要说铁托是非马列主义者．．．．’赫欣然接受．．．．”（注１３：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彭不懂俄文，要说他与赫暗的有勾结，也仅此一次会谈而已，但因此断然说他“里通外国”，显然是罗织入罪，存心栽诬。
类似的栽诬，历史上早有先例，谙熟史书的毛泽东自然记着。一四四九年，明朝军队在土木堡被蒙古大败，英宗皇帝被俘，大臣于谦主持抗战，整整八年，抗战胜利，蒙古不得不释放了英宗。英宗复辟后，竟诬于谦“迎立外藩”，没有证据，单凭“意有之”便砍了他的头。毛说彭、张“里通外国”，一样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而且连“意有之”也不必说，就那么定案了。
九月十一日，毛在批斗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好像此案证据确凿，已不容置疑。张闻天挨完斗，回到家中，对夫人诉苦：“讲我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说完对着老伴不停的淌眼泪。他不明白，毛的目地是要搞臭他们，为达此目地，毛是不讲道理、不择手段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所作所为同整整五百年前的明英宗有何不同的话，那或许可以说这一次是旧日统治者的王气、霸气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这并非是说死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的几十名昔日帝皇的亡灵附上了毛的身体，也不是说唯有毛的头脑被封建毒素所污染，因为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的将毛视作或比作皇帝，他们的封建意识不一定比毛泽东少。
一九七一年九月，曾被毛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不甘失宠，谋刺毛不成，事败身死之后，朱德给林的评语是“犯上作乱”。这是个已沿用了两千年的标准术语。他显然把毛看成皇帝了。
一九六二年，副总理李先念在商业部长姚依林（现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副总理）向他转达毛的指示时发过牢骚说过：“是啊，第一代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都是厉害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也有类似的话：“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厉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连彭德怀也这么看。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曾与张闻天交谈，谈到历史人物，彭说：“中国皇帝一般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不仅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将毛视作皇帝，毛本人也是这么看的。张闻天当总书记时，毛说张是“开明之君”，并不完全是戏语。在他的思想深处，领袖与君主是划等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毛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学敢于骂皇帝的海瑞，实际也就将自己摆在嘉靖皇帝的地位上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在湖北孝感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间一位年轻的妇女代表因头天通宵挑灯锄的伤了风，不小心将喷嚏打到了毛的脸上。毛倒十分和霭，对她说“不要紧”，又开玩笑的说：“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啊！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虽说是笑话，却也可看出，“皇帝”这个词在他脑子里总是潜伏着的。（注１４：参加座谈的梅白是这样回忆的，见《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是当时也在场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晏桃香冲着主席打喷嚏的事，根本没有。”见《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存疑。）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公然声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注１５：《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李锐将柯的讲话告诉毛泽东，本以为毛会斥之为无稽，不料毛不以为然的说：“他们是有所指的。”意思是有人反对毛（当然指是反对冒进的周恩来等人），柯这样说是为了对抗周，巩固毛的权威，自然未尝不可。
柯的马屁拍得恰到好处，过了两个月毛就将他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可知，中共以后将毛神化，将对毛的崇拜弄到“句句是真理”的程度，固然与林彪、柯庆施的吹捧有关，主要还是毛自己刻意造成的。他只是比较聪明，自己不开口罢了。
柯要中央委员们迷信、盲从毛，众多中央委员无一站出来予以斥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并不认为彭、张等人反党，却又在作决议时举了手。由此我们更可以设想，如果发表上述言论的人有机会坐上中央主席的位置，尽管可能干不出毛泽东那些荒唐事，没有魄力搞反右、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但一定会要求别人迷信、盲从自己，搞独裁的。中共在这种人治理之下决不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再引述几段刘少奇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在军委大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要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
“他（指彭德怀——作者注）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着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指一千多名与会的军队干部——作者注）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
“借着苏联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
“彭德怀同志几十年以来，背地里，背着中央，背着主席鬼鬼祟祟的说了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的坏话，阴谋搞他的个人崇拜．．．．”（注１６：引自作者保存的该讲话全文。）
助毛打倒彭，再助毛搞臭彭，特别是在军队高干中消除彭的影响，这也许是身为二号人物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却过于低劣。七年后，他恰恰就在这上面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一九七○年底访问中国，会见毛之后写的《漫长的革命》，有这么一段：“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的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文革中，毛利用业已如火如荼的对他的个人崇拜，煽动无知的青年“誓死保卫毛主席”，轻而易举地将刘少奇打倒，这一定是以搞个人崇拜为荣的刘少奇从未料到的。
其实，真正看透了毛的只有林彪一人。他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条旁曾写下批注，对毛有极为准确的评价：“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注１７：引自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四页。）相比之下，刘少奇的言论就显得太可笑了。
刘尚未来得及搞“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声有色了。正是赢得了几分崇拜的林彪协助毛整死了刘少奇，甚至比彭德怀还早死几年。之后林自己又败在毛手下，也死于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这三位中共元老相继死于毛毛，追溯渊源，正是因为刘少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做了毛的打手。
公平的说，搞臭彭、张、不仅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有过，连彭、张本人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他们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语），也不失为始终如一的君子，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投降了，太轻易的否定了自己，将自己的意见书贬成了一堆粪。
张闻天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庐山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谢你，．．．．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毛得此信，当即批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即张闻天）这封信”，并下令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表示“诚恳的感谢你”，承认对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毛接此信，同样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这封信可以又一次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毛指示将此信印发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每一个党支部。
彭德怀这样轻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确又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对于同志们劝他“表现耐怨的精神”，“着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赞成，他认为：“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说服自己承认那封信破坏了“大局”，“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于是决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对毛低头认错，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对自己说：“这次我太急了。”（注１８：见彭德怀在庐山的笔记，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卷。）
至此，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闹剧。毛泽东固然在这剧中将他的专横、狠毒暴露无遗；彭、张的作为也表明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害怕身败名裂，更害怕被党抛弃——这个党在毛和他们对立时显然已准备抛弃他们而跟着毛走。他们不懂得“舍身取义”之真谛，他们真的相信“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当了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竟没有看透在庐山被共产党杀头同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头是一样彪炳千秋的壮举。他们以为上帝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们宁可违心的认罪，给自己泼粪，也不愿成为无党可归的人。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议付诸表决时，中共中央的委员们全都举了手，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包括那些“反党份子”们。
庐山闹了一个半月，以彭、张认罪为终，而轻率发动大跃进、祸国殃民的毛泽东非但不认错，反倒更加气粗起来，该纠正的、该反省的、该批判的，都成了伟大、正确的东西，统统原封不动的带回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茜谈到大跃进时说，“毛主席首先很快的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注１９：《邓小平文选》第三○五页。）
这话不能成立，因为还在毛泽发高烧时，周恩来、陈云等人就已经明白此运动之荒诞了。他们只是因为“反冒进”，被毛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作过检讨，明知举国胡闹，却被迫保持缄默罢了。至于“提议修改”五九年的计划指标，那并不等于毛明白了错误。在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的确冷静了一些，说：“我主张明年（钢铁产量）不翻两番，只翻一番。搞两千两百万吨有无把握？”“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将翻两番改为翻一番，只是高烧由四十一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论改错。更重要的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非但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一耙，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跃进，别人都烧昏了头，世人皆醉唯他独醒，一堆堆烂屎都是别人拉的，他倒成了宽容大度的好人。就在这个会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检讨不该鼓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粮食不足，毛却不以为然：“我们干社会主义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吗？”只是在江说明“放开肚皮吃饭，还要二十年，这个口号现在提早了”之后，毛才不吭声。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毛“首先”发觉错误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间，毛虽然在郑州会议上表示不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批评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的做法，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又承认“现在公社党委、省委、县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注２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郑州。）但他不引咎自责，反而将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统统训了一通：“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紧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注２２：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郑州。）他这么说，纯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林彪说他“功为己过为人”，真是看透了他。
要是毛泽东真的明白了错误，决心改正，彭德怀和张闻天可能就不会在庐山放炮。他们一个主持军务，一个忙于外交，本来连会议也不必一定参加（中央让他们自己决定上山与否）。他们之所以出头发难，就是因为看到毛文过饰非，不想认真清理错误。毛泽东却说，中央已纠正了错误，彭、张在庐山又提，是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所以，如果说毛已明白错误并提议修正，那么错的倒真是彭德怀和张闻天了。邓小平为了表明自己“坚持毛泽东思想”，给毛一个“首先”发觉、改正错误的结论，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毛根本没有认错。彭、张在庐山发表意见是必要而正确的。只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他们自己又一战而败，未能坚持真理，反倒承认将自己打成“反党份子”，“是党的伟大胜利”。他们致毛泽东信中那些低声下气的用语，客观上助长了毛在党内专横跋扈的作风。从此党内只要出现岐见、不管谁是谁非，总是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告终，“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金科玉律。
不过文革浩劫还是七年以后的事，紧接着庐山会议的是大张旗鼓的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抓“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运动。这使本来尚有可能避免或减轻的大饥荒迅速来临，铸成了令几亿中国人至今难忘的灾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