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了彭德怀，毛泽东立即着手组织忠于自己的队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鲜作战时他称病推辞之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九年中未做什么工作。但是十个元帅中，林彪是唯一与彭德怀无私交的（据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卫秘书说，两人从未有过私人之间的往来），所以毛认为他最可靠，提议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战争中，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时的政委罗荣桓元帅是政治局委员，但未出席庐山会议。当彭真打电话给罗，告以毛拟让林出山的打算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立即直言表示林的身体不好，不宜担任此一职务，建议由贺龙元帅担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转达此意见，未被采纳。这样林彪便当上了国防部长。
应该说，林彪的思想同毛泽东很不一样，林的思想按毛的标准判断是十足右倾的。譬如，毛泽东主张实行供给制，认为奖金反会使人变懒。林彪则不同。他在古书中找到一段近三千年前姜太公的话：“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降饵丰，大鱼食之。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并在旁边用笔批道：“如工资的原理”，“工资之强大作用”。可见他的思想并不脱离实际。毛泽东搞大跃进，他不敢公开唱反调，便在自己的笔记中斥之为“凭幻想胡来”。实际可以说，在众多中共高层首脑中，林彪可算是头脑相当清醒的一个。
一九五八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的供给制呐喊的文章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殊不知当年红军长征打头阵的正是林彪的部队。林彪在和平环境下知道工资有其“强大作用”，足见他与准备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并不合拍。他后来的言论越来越左，那是为了向毛献媚，投其所好而作的表演罢了。
就毛的立场而言，选择林彪掌握军队这一招是做对了。他与林彪互相利用，彼此施尽权术，在文革中达到巅峰。借助军队这尊神，毛成功的镇住了刘少奇等人，并迅速将刘清洗、整死，从而实现了发动文革的主要目地。林彪则借了毛的庇护、纵容，成功的消灭了最有实力取自己而代之的贺龙。文化革命与庐山会议的关系由此可知一二。
基于共同的政治需要，毛、林在庐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靠份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中共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场所，会议应当开得很隆重，但是一百四十名与会的军队首脑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毛的打手康生扭转不了局面，便请毛亲自出马。毛看到高层军人不愿同彭划清界线，便决定利用与彭无直接交往的中层军人来当打手。他暗示将会议扩大到一千余人，同时派出十八架飞机将各地的军人接到北京。
军人毕竟比政治家秉直、正派，会议仍然开得不顺当。大会批判过后是小组表态，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合起来的那个小组，就没有人肯当打手。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军委办公厅组织人们到河北安国县参观时，曾检阅公社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可是不到十分钟光景，接连有几位瘦弱的老人昏倒在地。他们还发现社员在饿肚子，公共食堂里只有几笼红薯乾和清如汤水的玉米粥。他们回到自己的车子想吃午饭时，发觉干粮全被饥饿的农民偷走了。一位老汉带着一个女孩朝这些“人民子弟兵”的高级将领们跪下，乞求道：“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回想起这些场面，他们谁还愿意向为民请命的彭元帅落井下石呢？
主持该小组会议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解放军总参谋装备部部长万毅打破沉闷场面说：“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地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
经他这么一鼓动，总参谋部的副总长们，各部门的部长们，办公厅的主任们，全都鼓足勇气举起了手。
鸡蛋碰不过石头，万毅立即被宣布为“彭德怀的狗腿子”关押起来。但不怕死的人还有。当林彪在大会咒骂彭德怀时，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他大声为彭辩诬，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不出五分钟，钟伟被扣上手铐架出了会场。他一路还在喊：“毛主席呀，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你要警惕呀！”（注１：关于此次会议，参见马辂等着《国防部长浮沉记》。）
杀鸡儆猴，杀一只儆不住，就再杀一只。中共中央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兼副总谋长邓华就在被“杀”之列。邓华在一九五○至五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是司令彭德怀的副手。毛既认定彭是“祸首”，沈阳军区又是最重要的军区，彭与邓的关系又那么好，自然非除去邓不可。毛一贯善于借他人之手行事，所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批斗邓之前，只是说“有些同志对邓华有意见”一类不痛不痒的话，听任林彪出面去做恶人。林主持会议，批斗、搞倒了邓华，将邓逐出了军队。邓华被赶出军队时尚不到五十岁，他的照片从博物馆中消失，名字也从书中删去，好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一九六六年底，彭德怀在成都无意中听说邓华就在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隐居，便带了一名警卫去看他，但他到了墙外却停住了，担心会面后给两人都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他终于怅然离开了那里，不久彭被抓到北京入狱，一直到死，两位老战友都没能见上面。
在与彭关系密切的高级军事干部中，先后被当作“军事俱乐部成员”遭清洗的还有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沈阳军区政委周桓，铁道兵司令滕代远，国防部副部长萧克等上将衔军人。
被整掉的较低级的军队干部不可能一一列明，除了抗战后国、共、美三方谈判时周恩来的助手童陆生少将外（童在“反右倾”后被送北大荒劳改），值得一提的是慕生忠少将。
一九五一年，慕生忠率领一支先遣部队从青海跋涉到拉萨，历时几乎四个月，死了近百名官兵、成千的骡马，大批粮食抛在千里无人区。一九五三年，他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又指挥两万七千头骆驼的运输队从青海格尔木沿昆仑山脚向南行进。一趟西藏跑下来，骆驼死了四分之一。当时康藏公路（西康至西藏）正在修筑，但那条线冬季雪封山，夏季要塌方，不能保持畅通，因此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中外探险家听了都会摇头的计划：修筑青藏公路（青海至西藏）。国家没有这个计划，但彭德怀支持了这个近乎冒险的计划。吃尽千辛万苦，他们打通了海拔五千四百米高的唐古喇山口，修筑了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修路时，慕始终在工地上，修到拉萨。通车典礼过后，他又乘车沿公路北上，经兰州到北京，见到彭德怀，在彭那里连饮了三杯好酒。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将他请去，用赞赏的口气问他，“你当时怎么敢设想修这条路？”并且留他吃了宵夜，几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表扬过他。这样一位立过大功的英雄，在庐山会议后竟成了“彭德怀的黑干将”。
对张闻天的斗争持续了好一阵，直到将他身体弄垮，送进医院才告一段落，出院后，他找总书记邓小平要求工作，心直口快的邓小平建议他“研究国际问题”；经验老到的刘少奇则让他这个“里通外国份子”“暂时回避”国际问题，改去搞经济。国家经委主任李富春表示欢迎，但毛却将李的请示驳回，结果张只能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个挂名拿工资的“研究员”。
彭德怀执掌过军队，毛泽东防他甚于防张，将他软禁在明末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金屋藏娇（陈圆圆）的“吴家花园”（今京郊清华大学和颐和园之间）。为防彭自杀，安眠药须逐日按量发给。彭看出了名堂，对医生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当反革命。”不自杀这点他是做到了，文革中无数性格倔强、不甘受辱的人以死抗争，他却在苦痛中挺着，绝不自杀，直到被整死。可是“不当反革命”却由不得他，一九六七年毛将庐山处理彭的“决议”首次公布，就是为了正式通知全国彭是反革命，只是彭自己不承认罢了。
彭被软禁，昔日同事有胆量去看他的不多。朱德元帅当年是军队的总司令，虽然在庐山挨过批，会后在九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被检讨，他的检讨甚至被发至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县党委和军队的团党委，他仍然自信毛不能拿他怎么样，因此照旧去找彭下棋。李志民上将怕自己去了会有麻烦，便让儿子翻墙跳进吴家花园去向彭问好。杨献珍借口彭是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亲去看望过彭。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高级干部的生活安排，也去过那里。除此之外，能鼓起勇气去看望彭的就只有前国民党将领赵寿山了。
赵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主谋之一，当时是杨虎城的副手。事后他造访红军驻地，与周恩来、彭德怀分别长谈，并要求加入中共。由于周指示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他直到一九四六年受到怀疑，被撤销第三集团军司令职务之后，才设计潜离国民党控制区，到中共解放军担任彭为司令的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协助彭解放了大西北。探望彭之后，由吴家花园回到家中，赵悲愤填膺，痛哭了一场。
彭、赵二人的谈话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一切正直的、忠诚爱国的人的心。
由于人心不服，各地一直有人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因而也就一直有人成为新的牺牲品。如江苏常州有位原本授了大校军衔的老红军，在日记本中写了为彭鸣不平的话，不幸文革中被抄出，即刻进了监狱。四年后突然得到一份好饭菜，吃完刚放下筷子，看守们就趋前将他捆住，接着宣读逮捕令，再宣读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不准上诉。”他欲抗辩，可是脖子被麻绳勒住，接着就拉出去枪决了。这只是无数因彭而被冤杀的正直人士中的一例而已。
要将“大跃进”坚持下去，光打倒彭德怀、张闻天数人自然不够，毛决定清除所有“右倾份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场“反右倾”运动。
毛泽东每次搞运动时都有冒头的积极分子，这一回打头炮、受表扬的是辽宁省委。当时辽宁的第一及第二大城沈阳、大连，粮食眼见告磬，打电话到庐山向粮食部长告急，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大跃进给这个中国第一号工业省所带来的破坏，他应当比谁都清楚。可是他一见到庐山换了风向，便立即紧跟，会还没开完，他已经把“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的报告”写出来了。全国各省的反右倾，辽宁拔了头筹。毛泽东八月十二日指示将其报告印发各省市，要求各地像辽宁那样部署“反右倾、鼓干劲”，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向党倡狂进攻”的“歪风邪气打下去”。此时离庐山会议结束尚有四天。
庐山会议后，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说法，“食堂又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办食堂居然成为路线斗争的焦点。”《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报导“河南三十多万个食堂越办越好”，并斥责右倾份子，宣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其实早在庐山会上，党内对食堂持异议的人就已经被“抛弃”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上半年在其家乡无为县应农民的要求，开放了自由市场，并卸锅拆灶，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八月十日，毛泽东以他为例，说他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随后，张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董谦与助理研究员王绍飞，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五九年五月的半年间，在河北省丰润、昌黎深入调查了公社的食堂问题，写出一份《食堂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内部刊物中发表。由于发表的是摘要，编辑认为开头肯定食堂好处的那一段不必保留，只摘了讲食堂弊病的内容。刊物送到庐山，毛泽东大为愤怒，骂作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该报告作为“右倾”的典型，通报全国，董、王二人也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注２：见《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董谦的文章。）
由于以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标准，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对这些“红旗”非议过的人便都成了“反右倾运动”的整肃物件。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杨献珍在六月间作过“叫花子共产主义”的讲话，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毛的打手康生打电话将他叫去核实讲话的内容，第二天便召集除了杨这个党委书记以外的校党委全体成员去开会，宣布杨“反对三面红旗”，随即布置对他批判。形势险峻，杨不想做右倾份子被打倒，只得奉命听取批判、做检查。由于一次一次检讨总通不过，彭真看不过去，就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康生却坚持说：“我看还早得很哩！”直到一九六○年七月，身为中央委员的杨献珍终于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保证，康生才批准停止对他的批判。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副部长高扬对全民炼钢持有异议，又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大炼钢铁违背科学，庐山会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份子”，撤职、下放到边远的贵州省一间工厂劳动改造。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开章在大家发热时不肯随波逐流，为此受到批判，以后降调到山东做个副厅长。
一九二四年入党的涂作潮，资格比彭德怀还老。二八年彭起义时，他已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他一生坎坷，五九年时还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厂长助理，但位虽卑微，人却正直敢言。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彭的处置，于是被开除党籍。
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在大跃进初期曾积极过一阵，亲率学生下乡去搞“教育革命”，但当他看到问题时却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党委“用精神棍子打人”；说历史系让大学新生“苦战三昼夜”编三年级的讲义是“误人子弟、谋财害命”，说“我们这是办云南小学，而不是办云南大学”；又对市场供应紧张不满，说昆明是“四季如春无青菜，一年到头有苍蝇”。这样，他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降了职。
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邹鲁风与哲学系的副系主任在一九五八年曾受北京市委的委托，组织了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到河南的农村作调查，写出的调查报告中，有关于吹牛、浮夸、刮共产风的内容。于是二人一并被定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份子，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邹当时就自杀了。要是那时他不自杀，恐怕也只能再活不多几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过去的。李广田就没过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进昆明的莲花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倾”既搞成运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就不灵了，不论多遍远的地区都有右倾份子可抓。各地的党组织按照搞运动的惯例，在本部及下级中寻找“彭德怀的代理人”。譬如安微滁县县长兼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期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国家将农民的余粮征收过多，便在县委内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他的言论被一位有心的县委干部一一记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对将农民调去炼铁，五九年又为农民缺粮大声疾呼。这样，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一摊，“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属了。
这位年仅三十的县长被关进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将会遭到何等处置，也不甘当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苏北老家做个种田吃饭的农民。到了盐城，他与大群被饥饿逼迫、离乡讨饭的农民挤在一堆，同成了天涯沦落人。他顿时醒悟，决心救百姓于水火，于是毅然启程返回滁县，打算找当权派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他双脚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就成了布下罗网正在追补他的公安人员的瓮中鳖。当权派没有兴趣同他讲道理，他也就无计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后，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向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宣战，打头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县。该县县委书记正是这位当年“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陈庭元。
河南省各县传达中央反右倾文件的的会议，都变成了斗争会。譬如光山县委批判斗争被指为“右倾”的一名县委书记，由第一书记亲动手，众人一起拳打脚踢，直到打死了才甘休。
各地搜索右倾份子的办法不一，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准确。他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大约正副县长、县委书记及地委部长等级别的干部）作了个“测验”，将彭德怀在庐山的发言发给他们，让其表态。由于干部们还不知中央已将彭画上了“反党集团”的圈圈，纷纷表示同意彭的意见，于是纷纷落网。不过李为了保护自己的班底，预先将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召去透了风，所以倒楣的只是县一级的干部。
运动搞起来了，各行各业也就无一例外，都得抓人。建国初在英国剑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即启程归国的女科学家李林，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一批在反右时未“犯错误”、受到中共信任的知识份子入了党，其中有她一个。后来大炼钢铁，她感到难于理解，在党小组会上说：“我感到把好好的钢条拿去炼成了渣子，实在不大合算。”这样，反右倾时她便由受党信任的知识份子变成了批判物件，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痛斥其“右倾机会主义滥调”，“同彭德怀的言论如出一辙”，宣布“必须批倒批臭”。她的丈夫、当年同在英国留学的邹承鲁一直在上海工作，她孤零零在北京挨批判，一批就是三年，直到她得了神经紊乱的毛病，真的被批倒了为止。
另有一位女知识份子，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年轻人爱议论国事，她同几位同学书信往来，评论时事，不料成为“揭发材料”，所有相关的人均受到株连，一并入了“反革命集团”，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开除党籍。
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的女教员陈德蕙，一九五八年时读报，见天津市有五个姑娘发誓，不达亩产一万斤绝不嫁人，她冲口便说：“哎呀，那她们大概这辈子也出不了嫁了！”当时人们笑过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倾，有心人将她的这句话翻出来，她就成了“右倾份子”
。
中央工业交通部干部处女处长王竟成，因“右倾”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幸被救活。但她后来在文中再度服安眠药，还是死了。武汉大学有两位学生，同住一个宿舍，因为议论对彭德怀的斗争，被学校党委定为“为彭德怀翻案”，一起成了“反革命份子”。
武汉军区卫生学校在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的军人大会上，一位首长除大骂彭德怀外，又大肆宣扬对毛的个人崇拜。教员唐镜波疑惑不解，在小组会上发问：“是不是领导传达错了？”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成了“为彭德怀摇旗呐喊的反动份子。”军事法庭立即判决：开除军籍，送地方劳动教养。
一九二五年入党的文学家王任叔（巴人），在为中共革命工作的同时，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及译著，解放后先任驻印尼大使，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刚一反右倾，康生便指他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姚文元闻出腥味，破门而出，以一篇《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发难，全国大小报刊随即响应，批判运动搞了整整一年半。
陕西省有个王为明，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及人大常委会寄出了十几封信，对大跃进的做法提出异议。县法院根据这些信件将他定为反革命，判处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诉，上级的地区法院却改判为二十年。王被投狱后仍不服，结果更上级的省会西安市法院又加了四年，成为二十四年。他更不服了，索性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自然不会任这种信件递到北京去，西安照例将此“控诉书”扣下，根据“抗拒改造、加重惩治”的原则将其改判成死刑，打算将他一毙了之，免得他多事。幸亏死刑要报请省法院核准，省里的好心人朱笔留情，改判无期徒刑，救了他一命。他大难不死，一年后遇到了青天。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二年视察西安，亲自审阅要案案卷，发现了王的冤案，加以干预，王终于无罪获释。
从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抓大跃进的消极份子，到五九年反右倾、整“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一共整了多少，目前无从查考，但大致数目还是可以估计的。譬如第二机械工业部在北京的机关就“重点批判”了四百七十二人，可见比例极高。
“以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为例，到一九五九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之多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
浙江省各地．．．．受到重点批判的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占全省委委员的百分之四点五。”
“在学校，主要是批判‘党员专家’．．．．例如，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党员教师骨干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占百分之九点七。”
至于农村，“得来有个档规定，要把农村重点批判的人数控制在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下，可见当时受打击的面相当宽。”（注３：《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二页。）
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便是五百万，这还仅是“重点批判”的，那么总共究竟整了多少人？
两年多之后，邓小平透露了被证明整错了、已获平反的人数。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旬，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一个人影响一家人，一家三口人，五百万人就影响一千五百万人。”（注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页。）
怎么能抓出一千万倾右倾份子批判斗争？是不是有这么多？如果知道当时整人的法子就不会疑惑不解了。农民或者小队长之类最底层的群众，肚子吃不饱，却还要服从指令大干这个、大干那个，免不了要说怪话、发牢骚，而这就够得上“反对大跃进”了。机关、工厂、学校的人，大跃进时倒吃苦不多，但很快经济就搞得一团糟，出门上街买这没有、买那缺货，带着一肚子气到工作场所，难免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出口，如果碰巧让党支部书记听到或被积极分子报告上去，多半会被打成一个什么“份子”整一通。
一九六二年二月，刘少奇、邓小平指示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直接去各省搞甄别、平反。其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到河北去，他曾这样形象的批评河北的“反右倾”运动：“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读了这些话，对于一千万这个数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千万人中，大多数是对大跃进不满意，说过怪话，因而被扣上“坏人”、“消极份子”、“反三面红旗”帽子的群众，可称为“干部”的约在一百至二百万之间。（注５：见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邓的原话是：“全国平反的干部有一百万、二百万没有？党决定：平反，不恢复原职，不补发薪水．．．．”)
一千万，这还不包括未被平反的。譬如作曲家王洛宾，他的许多歌曲，包括几乎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高高的白杨树底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歌唱，历久不衰。一九六○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一直未被平反，一直关到七五年才出狱。这个优秀的音乐家在监狱中呆了整整十五年，平反了，可是意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当初抓他的罪名是什么。
一千万，这个数字已足以告诉世人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已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灾难来自何方。为了将中国从灾难的泥潭中拔出来，一九六二年时主持中共党务的刘少奇、邓小平断然决定对县以下干部和普通群众的错案采取“一揽子解决”、全部平反的办反的办法，一举解放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毛张贴了以刘、邓为目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而“平反”一举正是所谓“右倾”中的一条。毛将平反错案罗织成罪，以此作为发动文化革命的一条根据，制造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即此而言，历史是非便如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了。
在全国到处都在批判，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同时，即从一九五九年九月起，《人民日报》就又不停地大吹跃进的牛皮。江西，说是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着上升”；河北，“粮棉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总之，从报上看来，全国是一片喜气洋洋。
《人民日报》自然是在哄老百姓，问题是毛泽东是否知道实情？他知道。据他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十月一日是“国庆十周年”，庆典一结束，毛即南下。其“专列（专用列车——作者注）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注６：李银桥、权延赤执笔《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五、二五七页。）
以毛的睿智，此时他必定已从他那“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但他不肯也不能向彭德怀认错。以他的倔强好斗的性格，从不对人低头的作风，他不承认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也许他还想再争口气，他拒绝改弦更张，表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注７：引自《党史文汇》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上韩钢的文章。）避免大饥馑、经济大崩溃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反对大跃进”的人都被整掉了，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党也就更“便于领导”了。一九六○年一月，政治局在上海开会，一致认为“反右倾”带来了极好的形势，因此六○年应当继续“大跃进”。毛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并且再度作了个半点现实的影子都没有的决定，要在一九七二年生产一亿五千万吨钢，“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注８：《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而六○年的钢产量则由原计划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改为二千零四十万吨，之后又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这就是庐山会议的成果，会前将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会后则将六○年的计划几度加码到二千二百万吨。
在庐山会议前的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曾写过一个《党内通信》，致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告诫他们：“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可是一年还不到，他自己就率先说起大话、唱起高调来，于是全党又跟着他发起了跃进烧。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发布社论，宣称国民经济进入了以兴办水利，大办食堂，并特别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复，还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决定生产资料要由生产队所有向公社所有过渡，以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理想。这样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干过的那些荒唐事又变本加厉的干起来。譬如山西组织了四十万人的宣传队伍，到全省各处去宣传庐山会议的公报、决议，宣传反右倾。公社干部搞“共产”的劲头又一次高涨起来。他们向下索要物资，摊派家禽家畜，或无价征收，或低价收买，或有价无款。下面的干部不愿被共产，便藏东西不让公社干部看见，或拆掉机器、胶皮车，或宰杀家畜家禽，吃掉卖掉，总之又造成了一次大破坏。
这一年冬天，全国又有七千五百万人“大办水利”。欲知如何办法，不妨读读下面一小段文字：
周小舟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被撤职派到湖南浏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去劳动改造。“一九六○年早春，乍暖还寒，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工地上是一种什么景象呢？男男女女打着赤膊，有的还画了花脸，跑到前面的赏饮一杯英雄酒，迟到的罚跪。路过另一处时，他看到那儿集中上千人，在毁掉现成的油茶林、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把男女劳力分开，住在野外搭起的茅棚里。小舟目睹此情此景，难过得直擦眼泪。”（注９：《周小舟传》第七十一页。）七千五百万民工中，周小舟见到的不过近万，其他地方未必是赏酒罚跪，但胡干蛮干却是大同小异。
这股浪潮十分汹涌，毛泽东也知道，也觉得势头不对。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一份档上批道：“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但他看不到这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然结果，他不明白在共产党垄断权力，又有着“县官不如现管”传统的中国，当权派以党的名义为所欲为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他一方面指示各地县委“以后务要注意改正”，一方面继续全力以赴地推动大跃进。在三月份的中央会议上，他又提出新口号，要在全国推动“五大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卫生工作运动。
前鉴不远，彭德怀、张闻天以及一大批说了几句真话的人的下场摆在那里，无人敢出来抵制毛的疯狂行为，不过此时惨绝人寰的大饥馑已经开始，毛的“五大运动”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反正是搞不下去了。当然，也没有人能把中国从这场浩劫中解救出来了。
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彭德怀无法了解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全部事情，但他知道形势的走向。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发行全国的党刊中陈伯达写的批判他的文章的空白处写道：“现在的情况是左倾．．．．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左倾者看不出．．．．千万人将要遭到饥馑，甚至要饿死一些人。”（注１０：《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一书第六○○页。）
一九六○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细的彭元帅发现院墙外的榆树技上新长出的叶子被人捋光了。他虽来自不长愉树的南方。可是他知道榆树只剩光溜溜的树枝意味着什么。十七年前，即一九四三年春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地区在日本侵略军的围剿下几乎断粮。有的部队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采野菜。总部所在的麻田村，村外有许多榆树。在那时，同各种野菜相比，榆树叶就自是珍品了，老乡们抢着摘不说，连八路军的男女战士也都上树采摘。当时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见了，大发雷霆，呵斥道：“不许与民争食，懂吗？”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场，为此曾委屈得流了泪。
现在彭元帅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院墙之内，院墙外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京啊！北京大学就在几步之外，清华大学五分钟就可走到，颐和园万寿山抬头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过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可是这里的农民将榆树叶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国百姓在吃什么呢？
彭知道了形势严重，当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时，他递给她一篮子自己在院子里摘的野菜，说：“你带回去吧，这都是吃得的．．．．”
一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势更严重，自然很难比较。但有一件小事告诉我们，大致比较一下还是可能的。一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倾”被整肃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已平反复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三前后，他是冀西地区的党委书记兼八路军分区的政委）。有一天，他走访了四十年前的驻在地，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忆及当年缺粮，以野菜树叶充饥的情形。他问当年房东的女儿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李反问：“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数点着：“杏叶能吃，杨叶能吃．．．．”李接道：“柳叶、柿叶也能吃。”
“柿叶涩呀！”高不表赞同。
“是涩，”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话了。一九六○年他正在贵州劳动改造，知道当地农民饿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们还嫌涩不吃的柿树叶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势更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农村也差不多，譬如某县立中学，学生有粮食供应，不像农民有饿死之虞。但吃的是什么呢？从公社领来已剥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锅里炒——锅下烧的也是这个——直到炒糊，磨成面，与地瓜面混在一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面，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面。蒸成窝头吃下去之后，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级学生蹲在厕所里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处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只是他们的做法比较科学，将光棒子搓成浆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后掺上玉米面蒸成窝头送上饭桌，人吃了还不致拉不出屎。
学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计划商品粮”，连他们都吃光玉米捧，乡下的农民自然只能拿树叶来充饥了。如北京东郊的顺义县，农民们把从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树的叶子也捋光吃了。
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北部的人忆述，一九六○年时他的父亲曾到造纸厂通过熟人走后门买来造纸用的纸浆（用稻草粉碎而成），掺上一些面，蒸成窝头供家人填腹。
一九六○年局势之严重，不仅是河北省从南到北吃尽了树叶、玉米棒、稻草浆，而是全国几乎同时都发生了饥馑，无一例外。譬如笔者的一位一九七○年前后的同事，家在东北辽宁省农村，那时家中将用了多年的枕头里的填充物——辗去小米后的谷子壳也掏出来吃了。
湖南省溆浦县，本是一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可是人们也没有吃的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家在那里，虽无粮食，但可上山摘弥猴桃、板栗、树叶充饥。他母亲挖来厥根，捶碎、过滤成淀粉，给丈夫、女儿、儿子吃，自己则只吃过滤剩下的渣，结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们面前有幅中国地图，不妨将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听听安徽作家陈登科在他的《故乡行》一文中是怎样“话凤阳”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二天，陈登科到了凤阳。“我所走过的大小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凄怆、荒凉四字外，便是衣不遮体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凤阳只有一个字：‘穷！’”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即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陈又到凤阳，“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穷’字却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陈三到凤阳。“走马观花，参观了四个大队，所到的村庄，庄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震霄汉，歌声连天．．．．尤其吃饭不要钱，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也有人暗的在问：‘来参观的人这样多，一摆就是七八桌，几十桌，又是酒，又是肉，这笔招待费将由谁来支付呢？’但是，大多数人，吃了，喝了，都说好，都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陈又去了。“跑了好多村庄，所见所闻，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浮肿的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对凤阳又恢复了第一次的印象：凄怆、荒凉！”
一九四八年的荒凉源自战争，一九六○年的荒凉既非源于战争，也非源于天灾。须知《人民日报》数月前还在刊登各地“齐报秋粮丰收”的报导。
不过，陈登科的文章还没有告诉后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透视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说过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里，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