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9日讯】◆6月4日夜，北京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我们怒不可遏，彻夜总动员。5日上午，我带领数千人冲进市委大院，我下令把大花圈挂在主楼正中央，然后在主楼广场召开追悼六四英烈的大会。我和汪挺发表了演讲，我在演讲中指出：“李鹏一伙已经表明他们的顽固立场，未来的斗争将是残酷的和持久的，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加紧建立有战斗力的自卫组织，在敌人把枪口对准我们开火之前，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
然后我们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组织起来，以武力自卫！”随后我便把工作重心放到筹备武装暴动上。
天安门民主运动遭镇压之后，各地民运都被镇压，蚌埠市也不例外，大部分同志和战友都匆匆逃走了。而我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烈焰，我决心组织大家抵抗到底。
6月8日那天上午，我刚派一个人去联络同志，又派了一个人去侦察驻蚌舟桥部队军火库，然后我坐下来起草一篇〔讨共檄文〕。刚写了一半，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以为是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我一扭开门锁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倒，我企图站起来，几条大汉已涌进来，为首的一拳击中我的肚子，其他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后面又有几个人冲进来，冲往里面的房间。
他们用一根绳子把我的双手捆在背后，又抓了一条毛巾塞进我嘴里，然后给我披上一件西服，把我架到门口，塞进正好停在门口的一辆吉普车里，飞快地开走了，后面还有一辆小轿车掩护。从头到尾都像是精心设计的绑架。
在八九民运期间，我曾掌管了了大笔捐款，我总是安排两个人以上共同记账，我自己从来不碰一分钱。那段时间所有的花费我都是自掏腰包，我也不允许任何部下花费捐款，全部派人送到北京，送到天安门广场。所以连那些审讯者都不得不佩服，八九蚌埠民运在财政方面太纯洁了。
我也不允许大家损坏任何公私物品，一切财富都来之不易，我一再提醒大家要爱护一草一木。我从中的体会是：只要领导人廉洁，部下也绝对廉洁。
领导人不贪污，部下谁敢贪污？那会被当成贼一样打！所以任何腐败都是自上而下的，腐败的根源永远在领导上头。
每到我演讲，周围数千人就会鸦雀无声，屏息倾听我的怒吼，我的悲鸣；我发自肺腑，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那是这片土地已久违了40年的自由呐喊。
那时我有如神助，我的的确确感到一种神性，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驱使着我，自由女神在引导着我，向前！向前！向前！我感到我积累了十几年的思想、激情、悲愤现在都如火山熔岩一样怒喷怒放！
我愿意用我这枝生命，像默默期待一生的礼花爆竹那样，冲向天空，即使粉身碎骨，只要有片刻辉煌，能照亮黑暗大地，给心灵已枯干麻木的中共奴隶们一点自由的希望！ ——《六四之后》
◆6.4之前的几天，真正的民运力量，其实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只有无奈的等待，中间分子全力在坚持有一个结果。但是共产党丝毫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认为威胁越来越大，必须下狠心出动大军和坦克开火了。这就是老人专制的可悲性，邓小平几乎不能理性地判断局势。
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主力，是一年级大学生。他们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积累，政治能力也极为有限。无论镇压与否，这个民运主力团队，早晚要一哄而散的。而当时中共认定的黑手，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方励之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领导和组织工作，只是在思想上影响学生，何况他们手下也根本没有可以运作的政治团队，每个人只能发挥个人影响。
真正投入这场运动的知识份子，只占全国“知识份子”的千分之一。而立场坚决、行动果断的知识份子比例，可能只有万分之一。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交流合作，匆匆凑在一起，早晚也要吵个不休的。那段时间我最头疼的就是开会，十几二十几个人争来吵去，一个晚上甚至整整一夜都解决不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后来我几乎不愿再参加会议，宁可思考或发出指示。
城市工人出于习惯性思维，又看不到现实利益，几乎不可能大批加入进去。至于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更不可能加入这场民主运动。
所以这场运动根本没有真正威胁共产党政权。
当时其他方面的乱象，包括军队的不稳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员的动摇，都是一种假象，全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丧失管理造成的。几个讲话、几篇社论和一些电报电话就可以稳定局势，根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其实就在6——4前几天，新生的民运力量意气已尽，队伍已出现涣散迹象，而且谁也没有办法挽救颓势。大家必须回家休息了，太累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
真正坚决留在大街上和广场上的民运骨干，为数寥寥，也就不会坚持多久。他们也必须与群??在一起，否则毫无力量。
与中国相比，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高得多，宗教力量也强大，文化水平也高得多，与西方文明在地缘上和文化传统上也更接近。而没有这些条件的中国，当时并不可能迅速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去推翻共产党政权。
邓小平等人，更没有考虑到，由于共产党40年前，毛泽东几乎血洗了民主力量，以及连续40年的黑暗极权专制，一波又一波的清洗运动，中国人的素质已经降到了人类最低点，愚昧和野蛮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多少公平合作、建立民主政党的可能性。一个能够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强大的、协调的反对党阵营，即使中共允许生存发展，没有10年20年的时间，也几乎没法形成。
解放军向学生市民开火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死结，把扭转中国人苦难命运的一次机会，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前途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可悲的葬送掉了。
而共产党也就只有沿着野蛮专制的黑暗道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惊慌失措的中共》
◆一周后他们把我转押到蚌埠看守所，竟然只有三个人押我，我才感到形势不妙。途中我看到马路两边农房十分低矮，茅屋居多，就叹息道：“你们看看，几十年来你们把农民弄的多穷？不感到有罪吗？”后来一直主审我的陈炎林冷冷地说：“农民就是农民！永远都是农民！”
多么可怕的观念，共产党人驱使农民为他们流血打下红色江山，却认为农民应该永远贫困，而他们自己反倒高人一等了！ ——《生死考验》
◆因为我的许多演讲是在市中心，而且由于成千上万听??鸦雀无声，屏息听我演讲，所以公安局的录音特别清晰、完整。在法庭上播放那些录音时，当那遥远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声音回荡在我耳畔时，我虽病势沉重，浑身颤抖，还是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终至泪流满面。
我的声音竟然那样激越！我的声音曾经那样激昂！如金石交错，如阵阵雷鸣！那也许就是我青春的证明，那也许就是我一生的价值所在，我怎么肯否认？——《漫长的审讯》
◆自古以来，被监禁本身就是做人最大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坐牢，即使天天可以吃美味佳肴。所以人类普遍采用这种方式惩罚罪犯，威慑犯罪。
但是在中国，监禁却变成了维持黑暗专制的专政工具，经常用来打击好人。在监禁时还要加给你羞辱和严重的虐待，令你度日如年，痛苦不堪。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回忆这种痛苦经历，写下这种屈辱经历，尤其是热爱面子的中国人。
我在回忆并写下这些经历的时候，心情沉重，眼中常噙泪水，夜里常做恶梦。还有恐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几个人闯进来再把我抓走，再投入人间地狱，再过生不如死的生活，并且没收我的电脑和写在里面尚未发表的文章。
看守所里最可怕的是拥挤。晚上睡觉，每个人连平躺下的宽度都没有，地下都睡满了人。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侧身睡觉，也不能随便翻身，有时动一动都不行，会碰醒两边紧紧挨着你的人，那就可能导致一场激战。
小便憋得再急，也要尽量忍住，否则等你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了。这样睡久了会令人浑身骨疼，感觉就像被捆绑起来，就像四肢被钉在墙上的蝙蝠，或夹在书里的标本，而且是活的标本。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独自拥有一张床，可以展开四肢，可以翻身，不会碰到别人。
他们太荒谬了，他们太野蛮了，他们背离正常人性太远了！仅仅他们这样折辱人类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何况还有其他一千样一万样！
过度拥挤也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斗殴与此有关，哪怕手指头宽的地方都要长期争夺，国与国之间说寸土必争是过于夸张，只有在看守所里才是真正的寸地必争，你必须时时刻刻向你的左邻右舍表明，你将浴血捍卫那□米之距。牢头狱霸建立恐怖统治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能每天晚上自己睡得宽敞点，不挨挤，不被挤醒无法入睡。
人像刺猬，相距太远了会彼此思念，相距太近了会彼此厌恶，如果成年累月每天24小时近在咫尺，声息相闻，腿脚相碰，会彼此厌恶，而且与日俱增，到随时可能爆炸的程度。
所以尽管只要打架就会被干部拖出去踩在脚下用竹片痛打一顿，再戴上背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仇恨要痛打一架。我在蚌埠看守所每天都会听到通通通通的声音，那是有人在铺板上打架，如果声音特别杂乱，那就是在打群架。
看守所惩罚打架还有一种酷刑，叫“苏琴背剑”，就是把人一只手从脖子上拉到背后，把另一只手从胁下拉到背后，然后用铐子把两只手拉铐在一起。一会儿你的上半身就全麻木了，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带镣也是很痛苦的，换衣服洗澡上厕所都很困难。不过最恐怖的刑罚还是“花起来”，就是用细麻绳把人五花大绑，绑的人喘不过气来，细麻绳会勒进肉里，痛苦不堪，还会给人留下残疾。
还有可怕的半夜袭击。有一天晚上我被嚎叫声惊醒，起身看到吴好正挥动一块铺板痛打相邻而睡的四川人，四川人已经满头满脸的血，失去抵抗能力，抱头嚎叫。
吴好还在痛打，被惊醒的人都退向一边观看，我知道吴好几天前接到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之后多次扬言：反正要在劳改队呆一辈子了，不能老是侧着身子睡，至少要平躺下来睡觉，即使他再挖掉一个人的眼珠子加上七年刑也还是无期徒刑。他要打人立威，而且往死里打，看谁还敢挤他！现在惨剧终于发生了，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在看守所，碰上这样疯狂的死刑犯或无期徒刑犯真让你没办法。
眼看着吴好要把四川人打残打死了，下一个不知要轮到谁，吴好完全疯狂了。我推开大家喊道：“必须制止他，否则要出人命，后面就会轮到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率先冲上去夺铺板，吴好放弃铺板猛击我一拳，我扔掉铺板回击，这时大家才一拥而上，围击吴好，终于把吴好打倒在地按住。
要是白天，干部早开铁门进来了，但是夜里干部轻易不敢开门，我们只得死死地按住吴好。拖了很久，值班干部才睡眼惺忪地带着五六个二劳改和一个持枪武警打开铁门，把吴好拖出去铐起来调到别的号子。
到了夏天更难熬。看守所的墙又厚又高，没有窗户，铁门紧闭，又拥挤不堪，热得你头昏脑涨。在蚌埠看守所，每年夏天从五月初到九月底，我的头都是昏沉沉的，好像夏天坐在火炉上，不停地流汗，又无处可避。
全看守所都不例外，包括隔壁19号，那是唯一的女号，夏天也只有脱光衣服避暑。有好多次，我们听见女看守在临下班前站在天窗走廊上厉声斥??女囚们：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听清楚，今天晚上谁再敢脱光衣服睡觉，明天我一定给她上背铐，看她还怎么脱衣服？ ——《日夜煎熬》
◆除了逢年过节有些鱼肉，每周一次加餐有几片肥肉，平时都是咸菜汤加米饭。咸菜汤咸的不能再咸，根本喝不下去，只能挑几片老白菜根吃。或是萝卜片，一吃就是几个月不变。我经常想：这些饭菜给猪吃，猪都可能不吃，为什么会给人吃？
当然在饥饿面前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那些做饭的二劳改也是人，督工的干部也是人，为什么要长年累月地做这样的饭菜给人吃？所以每当管号干部找我谈话时我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从无改进。
其实这正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被统治被管理者没有任何权利，提意见白提，敢反对就打击你。连续几十年退化下来，给人吃的饭菜还比不上猪食。我深信，人类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么难吃的食物，而中国的囚徒已吃了40年，还在继续吃下去。
有一段时间突然改吃馒头了，说是标准面粉，可是比芋头面窝窝头的??色还黑，而且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粮食仓库里工作过的人说，这是垃圾面，是面粉仓库里因为面粉口袋破了，或口子没轧严实而漏到地上的面粉，一段时间清扫一次，再装起来几分钱一斤卖给养猪场。如果发霉了猪都不肯吃，而我们现在吃的正是这种发霉面粉做的馒头。
开始我们还忍住，以为过一段时间会换好一点的面粉，或者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这里黑心的人，黑心的事太多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但是有一天馒头特别黑，味道特别难闻，我抓了一个放到鼻子跟前，简直想呕吐，我看看别人，个个愁眉苦脸的，我觉得反抗的机会来了。
我站在铺板上用力地把馒头扔到地上，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这批面粉霉的太厉害了，吃下去肯定会生病，甚至会得癌症。如果我们今天吃了，明天还得吃，后天还得吃，非把我们吃死不可，我宁可饿死，也不愿被毒死！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大家一起绝食，要求不吃霉面馒头，看守所一定会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有谁愿意吃这种馒头，并且吃得下的，请举手！”
没有一个人举手。我趁热打铁：“那么想吃干净面粉馒头的请举手！”所有人都举起手来，包括那几个监视我的囚徒。“好！现在大家把馒头集中起来，谁吃一口就是孬种！”我先把意志薄弱者的退路断绝。
我端着霉面馒头猛擂铁门，一会儿就跑来一个二劳改，我让他快去报告干部，我们18号全体绝食了！只几分钟，铁门大开，指导员带了两个干部和七八个拿着手铐脚镣的二劳改站在门外：“谁在带头闹事？谁要绝食？站出来！” ——《吃猪食》
◆我在狱中生过很多病，但末梢神经炎是我一生曾经历的最长久最痛苦最可怕的病，我估计人世间再没有比那更痛苦的病。这是共产党给我的特别礼物，让我刻骨铭心，透彻神经，贯穿一生。 ——《末梢神经炎》
◆“贫穷哟——————，贫穷把咱压弯了腰——，你还说能忍受————？难道不想穷变富？难道永远一无所有！呕呕呕呕呕呕呕！”
这是八十年代末曾经流行的一首歌，我曾经多次听一个人唱这首歌。这个人名叫大江，长得英俊威武，身高1米85,比香港明星古天乐还要气质轩昂。
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唱这首歌，悲怆、忧伤，仿佛在诉说千年的幽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听他唱，歌声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歌声过后，大家都盯着墙壁，久久地，不再有任何声音。据说一首妙曲可以绕梁三日，但是大江唱的这首歌却在我脑海里盘旋了14年，他那种绝望、凄楚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大江即将走向刑场，他会在一个清晨，被突然扑进牢房的武警拖出去，按在地上，砸掉镣铐，再用细麻绳捆成粽子，扔到法官脚下听终审死刑判决。
大江将留下他的新婚妻子和未出世的胎儿，以及他的歌声走进地狱，他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年。
大江的父母在六十年代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被迫从城市下放农村，后来在八十年代平反回城。但是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住房，真正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只能在淮河边西大坝旁和几百户类似情况的回城难民一样搭简易棚子住。
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贫穷是万恶之源，大江似乎也是一个注脚。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马克思建立了共??主义学说。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共??主义所到之处，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是绝对的制造贫穷，制造绝对的贫穷。决不例外！
一百年的人类实践足以证明：先制造贫穷，再制造罪恶，正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大江之死，谁之过？ ——《贫穷哟》
◆最让老隆愤愤不平的是，那26个死了的人，只有两个人被承认是烈士，其余24个人，多半连档案都没有，要么就说下落不明，让家属提供证据。后来每次回乡探亲，乡亲们都来找他。要他作证，写上访材料，争取烈士家属待遇，但是几十年都没有结果。真是白死！
老隆倒是后来一路升到连长，转业后又慢慢升到县处级干部，快退休了又被关进牢房。老隆叹道：“我是共产党抓去的奴隶，我当了一辈子战战兢兢的奴隶，最后还是奴隶，而且又被抓进这里，成了最悲惨的奴隶。”
如果是保家卫国，或者是为维护人类正义，可以强迫征兵，比如抗击日寇，抗击俄寇。即使美国有时也是强行征兵，因为拒绝当兵支援自由越南，拳王阿里都被判刑。但是几百万被迫送死的“志愿”军干了些什么呢？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却仅仅是为了维护金家父子的邪恶统治，维护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最邪恶的金共政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家父子根本不感谢为他们牺牲的几百万中国青年，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回报。因为1947——1948年，国共两军在东北决战，共军筋疲力尽，多次面临崩溃。金日成先后派出的25万援军最终扭转了战局，为中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那25万军人基本上都是以前参加侵华战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朝鲜籍日本兵，由于嗜血成性，战斗力极强，相当于百万共军。 ——《韩战老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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