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延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元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元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既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着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着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读到这里，人们都会问：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没有准确的数字，都说“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据说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万人（当时一律将饿死称为“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现以安徽东南部的滁县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一九六○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注２：安徽作家张万舒着《故乡人民的笑声》第二十九、五十七页。）滁县地区北靠淮河，南近长江，东临南京，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数比较高，但由于当局不准外出逃荒，所以能设法外逃的不应超过人口减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再考虑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经回家，所以那三个县在六○年减少的人数大约是五十多万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应在十万以上，平均每县三万余人。
据一位进过安徽省劳改营的人说：一九六二年初，凤阳县还要修水库。没有劳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余人的犯人队伍派到该县的大小徐村。当时，那原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两户人家，共三个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里。后来，村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出了前年（即六○年）村里发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饿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长夫妇藏了一些粮食，没死也没走。她是村长的亲戚，受其照顾，也就活了下来。
那位幸存的妇人所说的饿死一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凤、嘉三县一九六一年统计时所减少的那四十几万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万人饿死了。
滁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属中等偏上，饿死人的情形与全省其他地区差不多。该地区另有滁县、来安、天长、全椒等县，而整个滁县地区的农村人口不到全省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这样，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全省饿死的人数当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所以说李葆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二百万的数字应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问题如此严重，同该省当时出口了二十万吨粮食也许很有关系。据文革中“原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省委办公厅人员编写的《打倒黑霸王曾希圣》一书中说：“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圣）还背着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以换取外汇。”该伙人编写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黄岩》（黄为安徽省长）也说，曾、黄两人“背着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千方百计套取外汇”。
是否真的背着中央且搁一边，只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为多余的粮食犯愁时，曾希圣跟腔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很可能他自以为粮食多得成灾，自告奋勇出口，粮食部、外贸部批准了计划。五九年全国共净出口八十三亿斤（四百一十六万吨）粮食，安徽出口四亿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黄两人“背着中央”另外又出了四亿斤。
假如留着这四亿斤粮，全省三千多万人虽然一人只能摊到十几斤，但如果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样每人便有四十几斤。再加上原来多少还有一点，那就可以挺几个月到麦收，二百万“非正常死亡”也许可以获救。但也可能省国家粮库的粮如士兵丙所说“有的是”，并不在乎卖了这四亿斤粮，但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
当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省长黄岩作检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安徽农村发生严重问题，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圣五九年十月下旬就离职到外地养病不在家，发生问题的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但文革中省委办公厅揭发说，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养病，那时问题已经发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责任。但是不管该谁负责，也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当时曾和黄都没有丢官。闯下如此大祸而仍能护住乌纱帽，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广西作一比较。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但是从省委到平乐地委、各县县委，“不仅过高地估计了一九五五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于是“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作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从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注３：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强日报》。）
没有资料足以说明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人的数字被缩小了。由于那时没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种疯狂行为，因此死人数字大大低于六○年应是事实。因为饿死了五百多人，从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郝中士，省委书记、副省长萧一舟，到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县委书记，一批人受到撤职处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头年丰收，也是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发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万计，但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竟然一个个安然无恙，帽带儿系得牢牢的，可见中共在这“三年大跃进”蜕变、异化到了何种程度。
当时中央所以未拿曾希圣、黄岩二人是问，是因为中国有“法不治众”的传统。哪个省不在饿死人？整谁去？除非中央来个“总辞职”，整个把省长实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担心死人的问题。他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注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职的事。由于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他当然也不愿处理那些应对死人事件承担责任的干部。
这大约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及一批受其牵连的“反对大跃进”的干部被罢了官，而祸国殃民的跃进积极分子却稳坐钓鱼船的原因。
安徽问题虽然严重，但未必全国第一。至少可以说，甘肃、河南、山东诸省的情形与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倒后，不得不就毛给他栽的“军事俱乐部的赃作澄清。他说，庐山会议之前他自国外访问回国，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严重到何等程度，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既然通渭县一处就已饿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黄克诚说的“情况严重”肯定言之不虚。
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情形。会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萧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着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余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着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的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共产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的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一九三○年底，共产党员柔石被国民党抓去处死，没能眼见自己为之献身的新社会的诞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产党执了政，竟然也有“为奴隶的母亲”，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
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还高。这个数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
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因其制造的灾过于严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职。六五年夏天，他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年后，文革爆发，由于他新来乍到，尚未来得及做什么事，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书记个个要打倒，唯独不打倒他，并拟定他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一定要将他揪回甘肃，因为“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结果酝酿中的江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革命干部”的代表便由张仲良换成了正在劳改扫地的彭冲。
一百三十万这个数字应是可靠的，因为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的当权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内的干部提供的，而且当时未见有与造反派对立的组织出来否定这一数位。估计这是当年批判张仲良时官方估定的甘肃省死亡人数。
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曾经是一个长期为中共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肃留下的却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作孽至此，即使过去功劳再大，也该如诸葛亮斩马谡一般，挥泪斩之。但中共却不按此逻辑办事。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接替张任甘肃第一书记汪锋联名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十年代未，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习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张仲良，他这样写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怎么干都行，错了作过检讨，换个地方，省委书记还可以照当。而“右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则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征。（当时也抓了一些低级干部，如通渭县十七名县级干部、三十九名公社干部，因制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恶过于严重而被捕入狱，但两年后又都获释，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好像他们什么恶事都没有做过，抓他们是冤枉了。）
与甘肃为邻的青海也是“主要负责人”（应指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而问题格外严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青海死了多少？连大概数字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将牲畜分到户，扩大社员自留地，将前任在牧区开垦的草原还牧，又大力查处干部贪污索贿的案子，终于在较短时期内煞住了人畜死亡的问题。
钱瑛有功于甘肃，王昭有功于青海，可是文革中两人均被投入监狱并死在那里，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河南，这个一九五八年创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当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五九年又减产四十多亿斤。以后因农民饥饿无力种田，第二年又大幅减产，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联想到杨献珍所说的五八年底就已经有人饿死的情况，四千万农村人口中饿死的不会少于安徽。
当时河南有几个所谓“事件”，其中“信阳事件”指的是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近百万人。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张文才说，那时“有的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信阳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于河南省上报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超出实产的一倍，于是省里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过去农民跟着干部斗地主，将地主吊起来逼他们交出埋在地下的财物，如今农民也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从五九年十一月（全国大饥馑的起始时间）到六○年七月之间，信阳地区在追逼粮食的过程中拘留、逮捕了一万余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注１２：苏晓康着《乌托邦祭》第三九○页。）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被悉数劫掠而去，地委第一书记又“限期消灭外流”，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了饿死一途。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事后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说，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饿死近十万。而遂平县那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山查〕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总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严重的生产队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因为仅与正阳、新蔡两县相邻的息县就死绝了“包括少数外逃）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亡十万人。（注１４：见苏晓康着《乌拜邦祭》。）
那时，白桦作为右派分子，在上海郊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乡。那工人自信阳探亲回来后，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由此推断，在这“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十多个县中有百万人饿死的说法绝不夸张。
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从信阳调查后回到省会郑州，向厅长及省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赴京向中央面陈灾情，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们为了护住乌纱帽，一是堵，封锁消息；二是赖，堵不住就赖，将罪恶赖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向中央报告，“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党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页。）信阳地委用“阶级斗争”掩盖他们严重失实，诿过于“坏人”、“反革命”，这倒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这份报告，并转发各地，指示“全国三类社队都应照此执行”，足见直到无数农民饿死之后，中共仍未清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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