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来临时，无数农民正绝望的境地中无声无息的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却是这样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严重干旱，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过了半个月，第二期的《红旗》又有一篇长达十一页的文章，歌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说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大跃进”。文章虽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灾，但讲的是“重灾保产，轻灾增产，无灾大增产”，“大灾不减产，小灾大丰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说：“安徽战胜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水稻、棉花、甘薯样样增产。”“山东坚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区、丘陵地带处处报喜。”没有一丁点儿灾难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又刊登文学家点缀升平的文字，“水肥鱼又肥，大片稻子插上丰收牌”。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层高一层，就像上楼梯，越高越好看。”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饿死的农民当不少于四、五百万，但中共中央主办的杂志当时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蒙骗世人，粉饰太平。同年十月一日国庆日那天，《人民日报》更大字宣告，“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发布公报，也将国民经济的“困难”归咎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二年后又将“两年”改为“三年”），所以有必要费点笔墨在此论证一番。
首先，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歉年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１：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２：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但另一方面，由于大跃进搞乱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注３：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七年少了五百亿斤。显然，这减产与天灾无关。三千四百亿斤本饿不死人，可是中共中央当时得到的统计数字却是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注４：《红旗》杂志一九六○年第二期第十七页。）各地多报了产量，就得多缴“余粮”，党的干部层层追逼下级完成“国家任务”，结果把农民的口粮征去了一大半。山西农民一天口粮五、六两就算是不错了，许多地区农民一天仅一至二两粮，甚至断粮。所以，可以肯定，一九六○年麦收之前，农民所以缺粮是因为官家“征收过头粮”，而不是由于天灾引起的歉收。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饿死时，《人民日报》正在发布社论，鼓吹“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正在为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叫好，而毛泽东正在政治局会议上号召“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当时国家还有粮食，只要县委书记像赵树理那样如实报告缺粮的情形，政府将征收过头的那部分粮食退还农民，他们就不会饿死。实际情形是，“领导干部”们掩盖真相，把守交通要道，使千百万饥民处于绝望无援的境地，坐以待毙。而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因为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致使六○年全国性大减产。
一九六○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八十亿斤，（注５：见《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比五九年减少近五分之一，比五二年的产量还低，但人口却比五二年增加了将近一亿。死了那么多人，各省都不敢再吹牛了，一下子又都向中共伸手要救济。但六○年粮产跌得太厉害，国库粮食不够分，城里人都降低口粮定额“支持国家”，但仍无济于事。这也就为何年底时湖北省长“砍脑壳”也要向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要粮，而李“砍脑壳”也拿不出粮的原因。
至于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如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所说：“华北、西北不少地区七月以前一直缺雨；广东、江苏、山东和东北相当部分地区遭受台风涝灾也比较重。”（七月底时，台风在辽东半岛登陆，引致百年未遇的洪水）但是，从党报上看不出任何危机：
九月三日：陕西省“战胜了干旱”，“初步摸到了无雨保丰收的系统经验”。
九月六日：社论号召南方十三省争取稻高产多收。
九月十二日：辽宁战胜洪水侵袭，生产“在很短的时期内迅速恢复”。
九月二十日：“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亩产千斤左右的小麦高额丰产田”。
九月二十六日：贵州“全省中稻、玉米相熟，各族社员们喜气洋洋，开镰收割”；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获得了大丰收”。
于是十月一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
且不说《人民日报》是在粉饰太平，睁眼说瞎话。天灾不等于饥饿和死亡，这话本不错，但前提是政府功能正常。譬如一九四九年，国内战争在华北刚刚平息，严重的灾害就来临了。先是久旱，继而暴雨、洪水泛滥。全国一亿亩农田受灾（约占当时农田的十五分之一），灾民达四千万。河北、天津、唐山，沧州一带，千里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十月前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十月建国后任副总理兼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主任。他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并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当时，至少据官方说，河北果真没有饿死一个人。
可是一九六○年的各级攻府，正如前述，已完全不是一个功能健全、运作正常的政府，大量的政府官员掩盖真相犹恐不及，遑论救灾。而他们所以那样做，多半出于无奈，因为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知道或不相信”（赵紫阳语）无数的农民已经饿死，还在发他的跃进烧。既然毛说一九六○年要以“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政府官员自然不敢报告“大事不好”。像作家赵树理那样，敢在大家“持续跃进”时开口向上级讨粮食赈济饥民的，实在少之又少。由阳城县人民所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亦可以推断，六○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但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做。到了六○年夏、秋两季，粮食大幅度减产后，纸包不住火了，可是已为时太晚，再说实话已来不及了，国库空了，再向上伸手要粮当然要不来了。
应当说明，要是一九六○年完全按照毛泽东的主意行事，灾难本会更加严重的。那年产钢二千二百万吨的计划本来是在庐山会议后为反右倾而几度加码上去的，毫无完成的可能。到了夏季，毛见这个计划可能泡汤，着急了。有一天，他将李富春、薄一波这两位主管计划和经济的副总理找去谈话，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又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
除了“继续跃进”，毛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要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争气”，要在国际上“争气”，说是“国内外注目”，能不能完成钢产量计划是个“政治性问题”。
他的政治局同志们明知经济承受不了，明知这样搞必然导致破坏生产，将其他行业搞瘫痪，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异议，只有遵命去做，拼出全部工业力量去搞钢。只是“动员七千万人”去炼钢之议，即第二轮的“大炼钢铁”，由于省委书记们正被饥荒弄得焦头烂额，没人有本事再各自动员几百万人上阵而被“冷处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说那些干部们在三年大跃进中做了什么好事的话，这抵制第二轮“全民炼钢”可算作一条。否则，在两千万人已经饿死之后，大家还“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再逼七千万青壮农民去炼钢，那么只要他们还没饿到走不动的地步，就会一个个变成陈胜、吴广，不知多少中国人会死于动乱了。
但是，即使“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未得实行，一九六○年也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的第三年。说来后人简直难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饿死的时候，整个中国在“反右倾、鼓干劲”、“持续跃进”的口号声中，“‘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厉害。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只刮了四、五个月，而一九六○年的‘一平二调’搞了一整年。”（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页。）
所谓‘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农民的农具、机械、耕畜、马车。糟蹋别人的家当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来的财产很快就损坏、报废掉了。据山西省统计，全省正常使用的农具比大跃进之前的五七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牲畜也一样，由于所有权不再归农民，他们自然也就不再爱惜牲口了。譬如北京郊区农村，牲畜一律归生产大队所有，但是大队并没有土地，耕作仍在其下属的生产队，使用牲口的还是农民，而不是大队干部。结果就如北京市委一九六一年在京郊怀柔县调查后所写的材料中说的那样：“公社化以来，不少生产队的牲畜逐年衰弱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九六○年全县大牲畜除牛以外，都死多生少．．．．有些社员对牲畜的看法是：‘牲畜死了是大队的，小队可以吃肉’，好像与己无关。”农民对集体财产漠不关心，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据四川的学者调查，一九六○年的“共产风”使都江堰灌区这个历来的粮仓也出现了危机，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少了一半。（注８：《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着手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就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言，这勉强能成立；但就饿死千百万人这点而言，则是不正确的。两千万农民基本死于人祸，与天灾无关。
以甘肃为例，宋平一九七二年出任甘肃省委书记，他下乡调查后，发现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农业失收，许多农民没饭吃，没裤子穿。五月间，他向周恩来报告，周即派林业部长罗玉川赴甘肃，开仓放粮，结果便没有饿死人（个别死人难免）。而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并不比七一、七二年更重，却死了一、二百万，就是当权的书记们层层撒谎，隐瞒真相，未及时开仓的结果。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彭德怀骂成“祸首”，而今这项帽子该还给毛泽东，给他自己扣上才合适。
由于饿死的农民几乎全是在公共食堂吃饭期间饿死的，我们不妨就食堂问题再说几句。本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祸及全国，全国各地开始零星地饿死人，毛泽东也觉得问题不少，同意纠偏，其中重要一条便是“整顿公共食堂”。五月间，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并指示公社将自留地发还社员，恢复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的政策。这么做很得人心，曾一度使农民喘了口气。毛六月底在老家湘潭韶山冲对乡亲们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时，也没有打官腔。可是七月庐山会议上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又强制性地搞起了食堂。灾难正是从这里蔓延开来的。
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达批文，说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三月，又发出指示，要求争取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社员家中得不到粮食，只得又端碗上食堂。庐山会议前，山西一度只剩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食堂吃饭，现在则又都像鸭子一般的被迫进了食堂。
中共的严密组织每当这种时候就能发挥威力。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到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入了食堂，大跃进最积极的河南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边远山区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注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山区农民进食堂，受苦更甚。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文指示各地“固守”食堂这个“阵地”之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率队到农村作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见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泥水中滚过一样。农民还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道山梁，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可是，当晚阎召集干部会说：“三十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但当地干部却不以为然，说：“没有三十里，大概有十五里。”阎向在座的县委书记提出，边强地区的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也未获回应。县委书记虽不愿同省委书记唱反调，却更不敢同中央不一致。这样，农民们就只能照旧翻山越岭去食堂喝稀粥。
翻山越岭去喝粥，不只云南，有山的地方都如此。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到贵州一家工厂去“改造”，就有这种经历。他于二十多年后这样回忆道：“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在强制办食堂的同时，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将自留地发还社员的档也成了一张废纸，农民的自留地重新被收走，食堂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获取食物的地方。食堂每日配给的食物远不足维持生命，又失去了种植粮食以补充食堂配给不足的自留地，人们也就失去了求生存的手段。
阎红彦于一九六一年七月总结云南省内问题时明白指出：“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注１０：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可见，食堂制度和没收自留地，正是掐断农民脖子的那把钳子的两臂。为了“固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陈地”，农民付出了千万条生命的代价。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注１１：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论。），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注１２：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由于被“大跃进”的虚假数字迷惑，中共高层对于国家形势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连比较冷静的周恩来也不例外。这可从出口粮食一事上得到佐证。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口（指净出口数，即出口减进口）了二百六十六万吨粮食，虽比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二万吨高了不少，大致仍属正常贸易。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从年初开始就有人饿死，政府首脑如果不是对局势混沌无知，就应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一十九万吨；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注１３：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本来，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减少五百亿斤，折合二千五百万吨，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经不足，可是出口却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万吨。仅这二百二十四万吨（折合四十五亿斤）粮，就够三千万人吃半年，足以从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这些本属农民口粮的粮食却被吹了牛的地方干部当作“余粮”缴售给了国家，转而被需要外币的政府运到国外去了。
省委书记们可以掩盖真相于一时，但灾难那么大，没人有本事长期捂住，大约在一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实坏消息逐渐传到北京，中南海震惊了。灾难之严重远远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每一天都有无法计数的农民在饿死，现在轮到政府的管家周恩来收拾烂摊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伟大的空话充饥，他有责任让人民有饭吃！
出口粮食的事他当然有责任，但他不是洞察一切的神仙，他连国家有多少粮、缺多少粮都不模底，因为谁也弄不清各省上报的数字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弄清缺多少粮。从六月到九月，他让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两位部长每周到他家中去一次，从夜里十点到次日凌晨两、三点，他亲自戴上眼镜打算盘，与粮食部长们一起核实粮食产量。他工作如此细致，以致李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戏称他是“粮食部长”。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都只有几天存粮，有的城市库存竟只够支持一天，一个风雨就会造成断粮。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提议进口粮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按照杨少桥的说法，“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但那是什么“禁区”，却语焉不详。后来，赵紫阳曾说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至今未有公开资料透露其细节，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一句笼统的话：“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一九六○年十二月底，周恩来临出国登机前在机场同陈云、外贸部长叶季壮商议，决定进口一百五十万吨粮。飞机到达昆明，周又得到陈的意见，认为必须进口二百五十万吨才能渡过难关。最后，六一年实际进口五百八十万吨。减去出口一百三十六万吨，净进口四百四十万吨。由于决心大、动作快，第一艘运粮船于六一年初就自澳洲抵达天律港。为了运粮，周又招呼外贸部紧急进口一千二百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这批粮食虽然平均全国每人摊不到二十斤，但差不多够一亿人吃四个月，维持到五月份麦收，因此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惜的是，周恩来直到六○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六一年初进口粮食拨往各地时，已经又有一批农民饿死了。
此时已被削职为民的张闻天在家，摸摸索索地打开保险柜，将自己在庐山发言的纪录给夫人看：“我讲的实在没什么错啊！”
毛泽东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对局势一无所知，他不肯认错，但为表示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决定停止吃肉。毛何时开始不吃肉，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下视察归来后开始的，前后共七个月未吃肉。（注１４：李银桥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九页。）但也可能李银桥记忆有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年一月在上海开会鼓吹号召“大跃进”、“反右倾”，毛不大可能已经不吃肉了。六○年十月间，国家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曾流着眼泪对一位华侨说：“毛主席已经三个月不吃肉了。”）叶剑英的女儿回忆：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有一天下午没课，便回家吃午饭，打算饱餐一顿。吃了一阵后她才发现父亲未动筷子。这时叶剑英才对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上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当时中国的大学暑假是不开课的，因此毛泽东大约是六○年上半年某天开始不吃肉的。
有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晚饭时对全家说：“毛主席已经不吃肉了，从今天起，我们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因此而几个月没有吃肉。上行下效，互相传说，很快地，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了“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消息。方方、卫恒、罗瑞卿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肉这件事的。那么多的农民饿死了，他们不去想应当追究某人的责任，却一听说毛不吃肉了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见“君主圣明”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如何根深蒂固。顺便说一笔，文革中此三人一被整死，一自杀身死，一自杀身残过早死去。毛泽东若与他们黄泉下相见，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说起不吃肉来，使人想起了一位明君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关中一带，因正闹饥荒，他便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来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比一九六○年中国农民吃的好得多）。杨坚让周围群臣都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吃饭不得给自己摆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吃肉是事实，但与人民同甘共苦则说不上。就在全国各处大批饿死人之时，有关方面为毛泽东在庐山又开工兴建了一所巨型别墅，仅主房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学还绰绰有余，其装修之豪华更非亿万正挨饿的寻常百姓所能想像。这别墅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居住的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由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通宵达旦施工抢建而成。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在举国饿肚子的时候为他挥霍民脂民膏而愤怒。如果说庐山的别墅是下面搞的，与毛无关，那么韶山的“滴水洞工程”就不是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曾要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他的老家韶山冲“搭个茅棚”，使他“退休后”能落叶归根。不久周被毛定为“反党份子”下台，毛又让继任的张平化“修房子”，并指明修在滴水洞。张向其上级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请示，陶为讨好毛，竟决定拨款一亿元搞“滴水洞工程”（包括修建中共中央开会的场所和铁路专用线的费用）。只因湖南也在饿死人，财政紧张，工程不得不缩减。但工程规模仍不小，从六○下半年动工，直到六二年年底方完成。一个连的军队守卫那片空房，直到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对那“茅棚”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到处有人饿死，毛主席拒绝吃肉的时候盖起来的。更没有人去想，要是六○年用那“修房子”的钱去换粮食（换一千万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可以使多少饥民免于饿死。而自从毛六六年六月住过几天之后，那片房子就永远空在那里了。
似乎没有“周总理不吃肉了”的传说，但是周恩来也确实停止了吃肉。据李银桥回忆，每次周劝毛吃肉时，毛总是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经常在国务院与周一起吃饭，据他说：“饭有窝窝头，有馒头，有时有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看来也没有肉。有一次周在火车上服务员送去饭菜中有肉，他退了回去，仅以豆腐乳和酸菜下饭。饭后，只喝了一杯白开水。有一次召开国务院会议，会前他特别作了讲话：“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和人民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我提议，今天会议餐吃白菜豆腐汤。大家同意不同意？”那天开饭时，果真每人一勺白菜豆腐汤。自然，周恩来的不吃肉不像“毛主席不吃肉了”那样有许多人宣传。但是据罗瑞卿的孩子回忆，当时军队也缺乏食物，内蒙古的部队打野物补充，有时打了黄羊送到北京，罗便送到中南海，可见如果有机会，这些领导人也还是要吃一些肉的。
一九六○年九月前后，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自内蒙古回京休假，一天中午与父亲同桌吃饭，卫士端来一小碗萝卜炖牛肉。刘爱琴因难得见到肉，一下子差不多把肉吃光了。外婆在旁制止道：“你爸爸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由此可知，除了毛泽东夫人江青还能有本事搞到食物养猴子之外，中共领导人在那“困难时期”的日子过得的确很苦。
当时中共还有一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干部。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袁子钦将军领导掌管物资的管理局，但他不利用这近水楼台为自家弄食物，而是让孩子们打榆树叶，他亲自将树叶掺和在玉米面里做成饼，同家人一起吃。中共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而不垮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
那时十七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大致是市、地区的书记或厅、局长）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斥；八级以上的高干（大致是省、军、部、级）则猪肉四斤，其他各物加倍。高级知识份子如学者名流、教授等，亦有相应的照顾配给，同食不果腹的饥民相比，虽俨然如特殊人物，但实在也算不上有任何享受。北京的高干每月可到政协礼堂的餐厅去吃一顿，但仅一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有一天在中南海开会，半夜散会后与司机到那餐厅，欲饱食一顿，惜仅有一张餐券，司机没份。胡请求多给一份而不得，二人竟空腹怅然离去。
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路有冻死骨”不假，“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的农村逃荒来的。”（注１５：黄秋耘着《风雨年华》。）但是，“朱门酒肉臭”（“臭”字作酒肉之“香气”解）却的的确确没有。人民没有造反，这也是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们自己节省几两肉，救不了百姓，关心民生疾苦的干部们决定担当政治风险，动手向公社食堂这个肿瘤开刀。由于不到一年前，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在自己家乡无为县大批解散食堂而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因此胆小怕事、以保官为首务的干部是不敢碰这个问题的。
在离无为仅一百余里的江苏省会南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知道不解散食堂便不可能遏止饿死人的灾情。因此，当省委派去宝应县救灾的干部向他汇报，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时，他立即指示：“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当时的江苏省长惠浴宇后来回忆说：“这样一个决定．．．．在当时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又救了宝应县多少条人命啊！”
惠浴宇说的是对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要是别的书记们也那样不怕丢官，毅然解散自己管辖地区的公共食堂，许多农民及其孩子不是可以免于一死了吗？再退一步说，要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后毛泽东不是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那些农民是决不会饿死的。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各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的政策。各地的干部竭力防止农民外逃，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保住大跃进的声势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不愿饥民到别人那里去乞食，丢自己的脸。但是，他们之所以敢公然将饥饿的农民困死在家中，那是有中央文件作依恃的。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三月十一日发出。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制定的档原本没有这一款，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说，“档还要修改，里面．．．．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以后才发了这个紧急通知。）该档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
自这时起，中国的词典里多了一个新词：“盲流”。作为动词，它指农民未经政府许可进入城市、矿区的行为；作为名词，它是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的农民的统称。乡下人“盲目流入”城市，自然有碍观瞻，而且有害于社会治安，再加上城里人有饭吃，尽管只够果腹或半饥半饱，总没有饿死之虞。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视乡下人“饿死人了”的申辩为“胡说”，因此普遍对这些“盲流”们不予同情。这里有个小例子，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连他也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他有段文字回忆那时的情景：“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来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限’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从此兄弟间断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些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越大的城市越惨。因为大城市常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见他们衣衫褴褛、当街乞讨的模样，连城里同胞也认为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再说，其中有些人也难免有偷摸行为，既然中央、国务院有指示要收容遣返回乡，而回去后还是没饭吃，还是要往外逃，有些地方索性便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视作劳改犯人，与真正的犯人无异。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流入”城市而已。
中央文件写得十分周到，对于流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的农民，规定可不予遣返，算是对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的支援。“盲流”们到了上述地区，通常成了最下等的苦力——新社会的剥削对象。东北长白山区的设备简陋的小煤矿，下井挖煤的除了劳改犯人（不少是右派分子）便是“盲流”。人民公社办的煤窑，更欢迎盲流们下井去挖煤，因为条件恶劣，时常死人，而死个盲流是无人注意的，连抚恤金都不必付。
有些盲流比较幸运，笔者在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就碰见这么一位。他原是山东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个字也不会写的标准文盲。他“盲目外流”的经历是这样的：“到了一九六○年，农村劳力不得乱走了，我们找人开了张证明，说是外出办事，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一天夜里，一共七个人，打起铺盖卷溜出了村子。．．．．到了北京立即转去关外的火车，闯关东了．．．．”他们的确是盲目的，并不知道目的何在。幸运的是，“火车开到山海关外头一个站时，有人上车来挨个儿问，‘有没有工作？要不要工作？’原来是鞍钢的招募人员。我们愿意干的便被集中到后面几节车厢。一共四百七十三名，除了少数河北人，以及几个妇女，其余全是男的农农民，来自山东。我就成了这四百七十三个人的大队长．．．．来鞍山后，老工人都称我们‘盲流’，为此常发生打架事件。后来领导正式宣布，应当叫我们‘新工人’，这才了事。”
华北的农民为求生计，二百年来一直在闯关东。东北好几千万人口就是这么来的。官府既未组织移民、屯垦，那些农民自然也是“盲流”。他们开发了那一大片国土，对国家的页献有目共睹。中共对到达东北、西北的“盲流”网开一面，不予收容遣返（其实东北的城市照样“收容”），做得很对；但是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的政策却是人脑能想出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政策。毕竟在一九六○年初，中国还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象前文说安徽三兄弟中的一个逃到江西生存下来那样，很多人是会找到活路、免于一死的。中共“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制造了大量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相信至少数百万农民像安徽三兄弟被困死在家里的两个那样，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把关堵道，在边强地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年，云南不少边境居民逃到了国外。跑的人数不详，但六○年之后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说法是“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当然不对”，（注１６：见《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可见问题相当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住后均绑起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结果至少有十万广东人逃离。一九六二年新疆边境伊犁、塔城地区七万多人逃往苏联的事件，固然与苏联暗中挑唆、诱惑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大跃进的人祸使那里的边民们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失望了的边民们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从一九六一年起，中共又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说成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一条主要原因。因此，对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止援助、撤走专家并进而逼债（一九五○至五三年朝鲜战争的军火债与提供工业设备的费用）与中国当时的困难有何关系，也需要叙述一下。中苏交恶，主要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所谓“苏共要当老子，中共不愿当儿子”倒在其次，领土争端构不成主要原因。中国人固然希望收回被沙俄夺去的国土，但两国并未因此而交恶。相反，五七年凡是就此发表“反苏言论”的人，都一律被中共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营，可见毛泽东并不打算因此而同苏联撕破脸皮决裂。
导致两党决裂的主因是中共认为赫氏改变了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按照马克思、列宁的教义，共产党要实现其主张，唯有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途，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移。而赫氏则致力于结束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代之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政策。中共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又因为美国是其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主要障碍，拒绝接受这一方针。
一九五七年底，毛在莫斯科十二个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就批判了和平共处的方针。不过当时为寻求苏联的援助，毛仍然提议由苏共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赫氏虽对毛反对与美国谅解的方针感到不快，但对毛推举他为“头”的做法却颇为满意。作为回报，赫氏对援华也颇积极。
一九五八年夏天，台湾海峡局紧张，金门、厦门整日炮战。由于中共无轰炸机，赫鲁雪夫于九月十六日告诉中共驻苏大使，说苏联可派携带火箭的图——十六图轰炸机到中国助战。中共不愿外国军队来华，表示不接受助战，但想自行制造轰炸机，希望苏联帮助。赫立即同意。五九年一月，两架样机以及另外两架的散装件和有关图纸已运到中国，使中共从组装开始进行仿制，从此有了自己的轰炸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从台湾出发的美制Ｕ－２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令世人瞠目结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幽默对外国来客说：Ｕ－２飞机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空空道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联派来专家及一个导弹营的官兵前来一对一的教练。三十年后，中方的学员仍然认为，“苏联人授课是严谨、认真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注１７：傅振国《昨天的秘密》，见《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国人有理由记住：那架Ｕ－２侦察机是历史上美国第一架被对方以导弹击落的飞机。
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写的论述中苏关系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与中国合建“联合舰队”这两件事，说成是苏共想控制中共海军，觊觎中国主权，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证据。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份的。在两项要求均被中共断拒绝之后，赫鲁雪夫仍然送来了轰炸机、导弹、潜艇，并没有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共就范。这历史事实不是几篇论文就能说清的。
当然，要说苏联援华毫无保留，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世上本无“无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给了潜艇，却不肯给其他重要装置。但这并不构成严重问题。中苏分裂，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反对苏共和平共处方针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共的异常表现也不无关系。
苏共对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经提出“同志式”的意见，但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指挥跃进，而且内心并不认为苏共真的就是什么“头”，自然不买苏共的账。赫鲁雪夫大约在那时就看出毛是个一意孤行的蛮干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可以说，这是苏联向美国递出的一枝橄榄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苏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定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不过，迟至六○年八月，苏联才将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的专家、图纸撤走。
在这件事上，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他一向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世界半数人的生命来换取，这个“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是正义的。可能世上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协助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得到核武器，尽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拥有核武器之后，毛没再重复其“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的论调。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几百个援华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以后的经济复兴。这好比在中国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却不是出现伤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将这说成是“我们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当的。看看时间表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苏联逼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被当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由于韩战苏联提供军火，外加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中国共欠苏联债务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这个数字同大炼钢铁中浪费的千亿元相比本是小数，同三年跃进中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二百四十五亿相比也是小数。（注１９：《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那二百四十五亿元额外投资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塌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该工程是毛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万人不说，整个工程完全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难为由推迟偿还那四十七亿元，改用以进口粮食，按一九六○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每吨六十多美元计，可购买约三千万吨粮食，即六百亿斤，拿去救灾当然是够了，但却不能这样计算。我们只能算六○年内还给苏联的是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难为由要求推迟偿还债务，而只有在那一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才能说人家“逼债”、“趁火打劫”。这个数字目前无从得知，但离十亿元不会相差很远，这同自己的浪费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说，在六○年苏联“逼债”之前，千万农民已经饿死了。“逼债”固然不义，但确实不是饿死人的原因。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从林海云的话中我们无法判断周恩来何时决定购买黄金，是在决定进口小麦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决定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这样作个小结：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却认为是丰收，于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而人民则饿死了两千万。
这笔当年买黄金的钱虽然只能用来买十几亿斤粮食，可是如果庐山会议后紧急动员，立即用这笔钱进口粮食，运到缺粮最严重的几个省去，在农民饿死之前运到，救活一两百万人还是可能的。国家储备黄金应当是为了救急。当时要是动用储备金，各省再及时开仓放粮，或者紧急中止粮食出口，撇开庐山会议少量饿死的人不算，那两千万人一个都不饿死，也是可能的。
全国范围的死人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间，七、八月里召开的庐山会议是阻遏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反右倾斗争”使毛泽东巩固了他的统治，也葬送了那最后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馑就无声无息的席卷了全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