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余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余，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毛式社会主义，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史达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史达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史达林的好学生。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雪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史达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着《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雪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雪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学生毛泽东除了制造的灾难比先生史达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
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此万岁了。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分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着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一。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分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分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余悸、胆小怕事，因此“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余粮归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知下面刹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着懒人气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数更着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乡下搞调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来率人在河北农村搞调查，五月七日他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终于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立场稍微软化了一些。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到安微蚌埠，曾希圣又向他汇报搞“责任田”的事。他表示：“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六页。）
这样，柯庆施和曾希圣的争论就该有个结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那误国害民的极左路线，他只是鉴于国民经济形势险恶，稍稍收敛其左调，不那么咄咄逼人而已。这位深谙权力斗争艺术的老手只是在作暂时的退却，这是曾希圣乃至刘少奇等人都没有摸透的。毛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农民在一个集体里生产、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到了六一年秋天，他见各省干部在刘、邓的支持下，或派人去安徽学习、“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的经验，个个热衷于搞“责任田”、“包产到户”时，便认为党的干部们又在搞右倾了。他亲自批发了一个批判包产到户的档，要求各省开会研究，实际是要求停止、刹车。
但是，即使不识字的农民也明白“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他们不愿意混大堆干活，只希望将土地分到农户，包产最好，包工也可以，总之对集体生产没有兴趣。
曾希圣虽然曾是最受毛宠爱的省委书记（他是唯一曾同时担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的人），但这时已不再追随毛的左倾路线，而转向刘、邓靠拢了。所以，档到了安徽，曾希圣向全省的地委、市委书记草草念完，往旁一丢，说“这还不是中央哪个处长起草的”，根本不予理睬。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间，他去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时中共已决定将农村的收入、分配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以解决大集体效率低下的毛病，因此毛便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他认为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大集体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让农户各自种自己的“责任田”就不是社会主义。就坚持理想、原则这一点而言，毛倒是前后一贯的。但是将国家引到那样深重的灾难之中，他还不醒悟，足见其思想之僵化、狭隘，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曾希圣不能公然违抗党主席的意见，便采取拖的办法，答了“农民才搞了一年，尝到了一些甜头，明年的产量刚刚包下去，现在不宜改，明年再看”。
这时的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那时的曾希圣了，他决心替百姓行点好事，保护刚刚到农民嘴里的那点“甜头”。他敢那么说，心里是有数的。全省两个月前刚对三十六个县作了调查，每县各抽一个实行“责任田”和未实行的生产队进行统计，结果是实行“责任田”办法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亩产比一九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而未实行“责任田”的三十六个生产队，平均仅比六○年增产百分之十二。农民包了自己的一份田，耗在地里的时间少了，收的粮食反而多了，扛回家的米也多了，当然十分欢迎。曾说“明年再看”，是希望“责任田”优于集体生产这一点为更多人承认，从此可以坚持下去，永不再改。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即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从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到二月七日，开了一个月）．毛泽东竟拿他开刀了。会议快要结束时，毛在大会上讲话之后，特别说明收到安徽一个干部写的揭发问题的来信，当场宣布会议延期，让大家“揭开”安徽的“盖子”。安徽饿死人的事本是事实，毛泽东从未追究，但对于“责任田”却断不容忍。由此可见，在毛看来，饿死农民是小事，“搞资本主义”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因为主持收拾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处理濒临破产的经济而赢得了大批高、中级干部的尊敬，声望上升到逼近毛的地步。但为免“震主”而受猜疑，他处处小心，尽量不与毛正面冲突，所以刘虽曾经赞成、支持曾希圣搞“责任田”，这时却不站出来阐明其观点，为曾辩护。像两年多前丢弃彭德怀一样，他丢弃了曾希圣。于是曾被撤了职，再也回不了他主政十三年的安徽省了。
不过，曾希圣究竟是谁搞倒的似乎混沌不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延期结束，批判曾希圣是毛亲自宣布的，可是刘少奇起的作用也不小。曾倒台后不久，安徽人民便听到了刘要枪毙曾的传说。可能会议批判曾时，中、下级干部将安徽的灾难如实披露，刘少奇一怒之下，便以安徽饿死人太多为由要枪毙他；但更可能的只是说曾该枪毙，并不是真的要采取行动，因为要是曾希圣该杀，该杀的省委书记就太多了，刘少奇可能没有想过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毛、刘批曾的角度不同。毛认为曾搞“责任田”是“代表富裕农民”，“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注１９：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而刘则认为曾要对二百万人民死亡负责，所以说他该枪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共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去讲了话，其间说到曾希圣这个人，我看不是那么坏”，“曾希圣早调出来就好了”，可见并不真认为曾该下油锅。但是，打倒曾希圣，他倒确实出过大力。后来文革初刘少奇被打倒，曾希圣想翻身，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声称自己受了刘的害，多少也是实话。刘被整死之后，毛在七三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少奇在千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籍”，“要置他于死地”，那只是借题发挥，为倒刘增加一个籍口，并不说明他真的以为刘要杀掉曾希圣。
曾在毛、刘的夹攻下倒台，毛除去了在省委书记中带头“搞资本主义”的人物。其他各省中顺从民意、实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也一一予以清算。譬如接替张仲良主持甘肃工作的省委书记汪锋在一九六一年春天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现集中营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共食堂害苦了老百姓。汪同州委书记葛曼研究后，决定在全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公社桎梏中解放出来。临夏百万农民包产还不到一年，刚尝到一点自由的甜头，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七千人大会上批判了，葛曼为此受到了降职处分。以后到了文革，毛泽东于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名，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更因为这个“资本主义”而被残酷斗争，终致饮恨自杀。
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扩大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同时顺应毛的意思，帮助毛整肃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同他的观点大同小异，所以整掉他们也就成为日后他自己被毛整死埋下了种子。
当时农村的严重局面丝毫未变，由于一九六二年的春荒，大片青黄不接的农村发生断粮、缺柴、大批人逃荒的现象，全国大中城市在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而且情形还有恶化之势。此时，主持党务的刘少奇说：“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会回到苏联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将各奔前程。”（注２０：《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第二十四页。）
这所谓“紧急措施”是以三月份中共中央档的形式通报全国的，总的精神就是给农民多一点自由，扩大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集市贸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九六一年比五八年提高了三分之一。）（注２１：《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四页。）这些措施固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农业收成，但从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到长出粮食倒进锅里还得好几个月，眼前的粮食难关如何过去？
城里人没饭吃就要闹事，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大跃进时期“大办工业”盲目招收的工人“下放”，退回农村去。一九六一年下放了一千多万，六二年还要再下放一千多万。周恩来在五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注２２：《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城里没粮，乡下更没有粮。一九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低百分之二十三，可是国家规定留给农民自食的粮食却减少百分之三十。如今又要将两千万城镇人口送到乡下去，分农民一碗粥，被送下乡的和乡下人都不愿意。中央在作此决定时，曾准备出乱子，准备学生、工人闹事。刘少奇甚至说一旦出了乱子，“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但他又预先警告说不得开枪打死人。（注２３：同注２２。）
幸而十多年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已深入人心，上了下放的“光荣榜”的人留在城里也无生路，闹事又势单力薄，百分之九十未上榜的不会支持。再说，这些人大多是大跃进中招来的，乡下多少还有些亲友，因此一般也就接受“党的安排”下了乡。全国那么多人“下放”而未出乱子，这的确了不起。所以，当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自豪的说，“二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倒是句大实话。
不过，要是不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再增加一亿人下地种田也没有用。扩大自留地固然好，可是扩大了也不到农田的百分之十，农民还得守在一起种集体的田，还是提不起精神。凡是关心国计民生的中共干部对此都十分清楚。譬如安徽省曾希圣因为搞“责任田”下台了，关于“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争论却未结束。取曾而代之的李葆华本在工业部门工作，现在一下子卷入“责任田”的纷争漩涡，马上成了“责任田”派。
同许多干部一样，他了解毛、刘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心里赞成刘的观点。但既然刘不敢与毛正面对抗，他也就只能对毛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慢慢拖的方针。三月间，他主持全省的地区、市、县三级干部会，随后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但与此同时，他又公开说：“‘责任田’是不是方向性错误，要不要改，大家还可以讨论。”“今年改，明年改，甚至留个尾巴都是可以的。”“不要一风吹过来，又一风吹过去。”于是他规定当年改正的不得超过百分之十，“改多的不奖励，改少的不批评。”总之就是打算拖延，等待中央为“责任田”恢复名声。
李葆华知道，把地分下去是帮助农民渡荒的最好办法，农民有了地，就不会饿死。原先与曾希圣搭档，现在同李葆华配合的省长黄岩还特地在全省广贴布告，宣布每人可从公社“借”地种粮、种菜。在不触犯毛的社会主义教条的前提下，他们尽可能多给农民自由，或将生产队由大划小，父子队、兄弟队也允许存在，扩大自留（最多的地方竟达百分之四十以上）或将好地分作自留地。他又大力开放自由市场，指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人们去放，国家不要管得太多太死。他鼓励农民将增产的粮食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卖，高价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管他干什么！”“只有这样，农民多搞些钱，多搞些布，农民才有劲头，才能多生产粮食。”安徽的目然条件不坏，本是鱼米之乡，经李葆华这样一疏通，农民获得的自由虽极有限，仍给安徽城乡带来了不少活气，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邓子恢本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但一九六二年四月安徽宿县一位区委书记写信给他，说“责任田”的好处，他即派人前往调查。而且他自己也外出到几个省份去调查了一番，又听取了派往安徽的工作组的汇报，认为“责任田应予肯定。在五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自己的观点：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给农民一点小自由，不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从本月到七月，他又在军队机关中和中央党校多次作报告，宣传“有些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不能把．．．．包工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包产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邓子恢的助手，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也坚决赞成邓的主张。他亲自到农村去调查后，回到北京兴奋地对人说：“包产到户就是好，夜里十一点地里还有人，早上天还不亮就满地是人。”他甚至说：“我就是犯错误，也要说包产到户好。”在中国，“犯错误”就是挨整、挨斗、被扣上“右倾”、“反党”帽子的代名词，说明决心相当大。
党的副主席、副总理陈云自大跃进以来一直不吭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处理经济烂摊子，亲自登门拜访陈云，请他出来重新组织中央财经小组，并说“陈云讲过许多问题，现在我们走他的路”。三月十四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汇报工作，并提出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意见。陈出山后曾对人说：“过去几年说了话不算数，现在要真正出来管事情了。”（注２４：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批判陈云大会上的发言，见文革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云联络站的《大字报选》第二辑。）
陈云也是个“包产到户”派。“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还在外地，陈云曾向刘少奇提出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毛泽东回京后，不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反而批评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注２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四十五页。）但实际上，陈云当时的思想比包产到户更远。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二百二（按：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作者注），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以致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主张百分之百分田到户”。（注２６：同注２４。）
陈云主张分田，并非因为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同刘少奇一样，他也把这看作“紧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出现“全国人民各奔前程”的危机。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共产党；所谓“争取时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发牢骚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干饭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所以，毛泽东认为陈云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只是毛的想像，并非事实。
当时邓小平的立场，可由他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的《我的自述》中看出来：“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
当时刘少奇的思想也在变化。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在湖南调查时，陆续发表的意见比较保守、谨慎，如“零碎的土地可以包到户，让社员讨个便宜．．．．”（五月四日晚）“你们看荒土包给户行不行？包给户，收的东西百分八九十归户”（五月六日下午）。到了六二年，他就明确主张包产到户了。“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工业上要退够（指政治路线上后退），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注２７：一九六二年六月，见《历史的见证》第九十五页。）
文革初少奇被打倒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比省委第一书记降了半级）的曾希圣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我这个‘责任田’还不够他的格。”说的倒是实语。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的立场，还可以由他在文革初期作的检查中看出来：“当年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按：应指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同志（按：应是指陈云）就提出分田到户．．．．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没有把它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注２８：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刘少奇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
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注２９：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
这时河南的大跃进积极分子吴芝圃也已经下台。借地一事，据康生说，“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省长）文敏生。”（注３０：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见河南省文革各派代表时的讲话。）由此可知陶铸也是个分田派，不管怎么说，陶铸的态度是鲜明的，虽然大跃进初期他也曾积极过一阵子。
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征性的保留着，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不过，彭德怀却不赞成让农民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他于一九六一年底前在家乡湖南湘潭县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写了四个调查报告。对其老家乌石村的现状，他这样写道：“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社员要求分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这部分人，按户计算，约占总户数的一半左右。”
“主张单干的理由是：‘人心不齐，集体生产搞不好。’‘现在粮食困难，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只要土地不出卖，包产到户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
其实，乌石大队社员所说的“先搞几年单干，等干富了再来合”，同陈云说的“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大体是一个意思。借地给农民也差不多，反正权力在共产党手里，暂时把土地分下去，像放羊似地给农民一点自由，等到农民有饭吃了或者“干富了”，国家渡过危机了，土地随时可以再收回来。可惜彭德怀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歪风”。他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他和大队干部“引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以前受地主剥削的苦处，回忆土改以后两三年，由于各人单干，有些地方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出现困难户出卖青苗等情况”，说服了农民，将下边一个己部分分田到户、一个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作了纠正。（注３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六十一至六十六页。）
毛泽东后来临终前圈定的继承人华国锋那时也是坚定的反包产派。华在当了几年毛的老家湖南湘潭县县委书记后，升迁为地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不久，他在省委的刊物《学习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民》，用他收集的材料证明毛的正确和彭德怀的错误。他还跑到平江县（彭德怀当年率部起义加入中共红军的地方）去领导批判彭。这就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升迁的机会，毛泽东亲自提名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他以后在文革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本来提拔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只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的份内事，毛越俎代庖，就是为了将他纳入其接班人的队伍之中。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后，报刊介绍他的光荣历史中有这么一段：“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妖风影响下，这个大队（按：清联大队，在毛、彭的老家湘潭县）有的生产队闹着包产到户，有的干部甚至主张单干．．．．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这里．．．．在华国锋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清联大队的干部社员迅速煞住了单干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３２：《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由此可见，一九六二年八月之前，中国农民能否得到一点自由，享受独自经营一块土地的好处，完全取决于当地执政官员是哪一派。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欢迎这一自由，现在已无从查考。彭德怀老家乌石大队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不了全国的情形，所以不妨提一提两位中低级干部于八月上旬写给毛的信：中共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给毛写信，说明“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安徽太湖县一位干部则给毛和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头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欢迎“包产到户”、“责任田”，但他要坚持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半年就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大分化，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注３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一页。）将这话与彭德怀的“乌石调查报告”一比较，我们就发现：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观点与他最接近的正是被他骂作“祸首”、“忘八蛋”的彭德怀。彭只是对他搞“大炼钢铁”，“会把家底烧光”不满而已，对于经济政策并无深入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也只是“集体化”，同毛大致一样。毛将彭视作仇敌，那是被权力迷住了眼。他在庐山知道党内多数有不满情绪，以为目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遂对彭发动突袭，演出了那贻笑千载的一幕。
在毛看来，“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带领农民干社会主义，不能给农民自由。“人民救星”的使命感，使他深信只有他才能给五亿农民指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康庄大道。至于有百分之几十的人，五十也好，八十九十也好，不愿意走这条金光大道，那只有强迫他们走下去，他们以后会得到“万年幸福”的。
至于党内分岐，毛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子恢说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那是不作数的。认真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譬如曾希圣下台之前曾在一次全省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上说，宿县那位带着病儿子进山单干，半年后上交公社一千八百斤粮的老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甚至指着一屋子书记们说：“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房子里恐怕还没有。”
社会主义由权力大的人解释，安徽归曾希圣解释，全国当然就得毛泽东说了算数。毛的解释与曾希圣、邓子恢们正相反，他在八月上旬的北戴河会议中发动批判邓小恢，指着邓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注３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三六二页。）尽管邓重申自己的观点，据理争辩，其他赞成过包产到户的人却象三年前庐山会议那样纷纷见风转舵，不再坚持其主张。三个月前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可惜他自己就先忘了这个教训。刘和周恩来、邓小平都不敢陈述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般的中央委员除了赶紧同邓子恢划清界线外，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样会议便以批判邓子恢“支持农民闹单干”收了场。不久，毛泽东宣布邓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工作部“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予以撤销。“包产到户”这一帖可以救几亿农民于水火、使他们脱离苦难的良药，终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被宣判死刑，一下子给扔到太平洋里去了。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本书前言曾提到，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赴安徽就任前，刘少奇要他把“前三年”的事写书、编剧演出，甚至立碑留给后代。为什么书、剧、碑始终没有出现呢？
在中共党内来说，李葆华这个在北洋军阀绞刑架下牺牲的中共元老李大钊的儿子不能算是不解放。除了前节所述那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外，他还做了一件当时任何省委书记都没有做的好事。就任安徽前刘少奇曾指示他，在为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的人平反时，也可以为右派平反。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写了个“关于右派案件的报告”，并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全省的右派进行甄别。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注１：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南海怀仁堂。）于是很多干部都胆怯、退缩，不敢再给被整的人平反了。譬如，（解放军）总政治部已准备给陈沂（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和其他几位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甄别，但是由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强调“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甄别工作又停了下来。（注２：《罗荣桓元帅》第八九九页。）可是李葆华就比别人有勇气，决定不理睬毛的指责，坚持“要善始善终搞下去”。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反驳道：“我来安徽时，少奇同志当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吗？还不执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吗？”由于他坚定不移，继续为大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终于一举为几千名右派平了反。遍数全国二十余省，从省委书记（李世农）到当年的大学生，一下子平反了几千右派冤案的，仅安徽一省。
自然，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葆华也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当压力太大，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也就下令刹车了。未能赶上这趟平反车的人，要再继续受十几年的罪，下一班车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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