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分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复时，甄别工作突然“刹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着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岐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安徽省会合肥是宋代名人包拯的故乡，包公祠至今还屹立在合肥市内。李葆华到安徽没多久，便赢得了人民的普遍爱戴，很多人称他“南包公”、“李青天”、“活海瑞”。但是他在安徽的所作所为，在毛泽东看来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到在文革中将刘少奇斗倒之后，毛便于一九六七年春将李葆华送上了斗争台。书也好，剧也好，碑也好，统统无从谈起了。李葆华被斗时，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少奇在安徽的代理人”。他同当时被打倒的各省的书记一样，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人人都有一顶“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而他们所“代理”的，大致也就是李葆华所做的上述那些事，只是各人做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李葆华只是许多中共干部中的一个。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许多中共干部幡然醒悟，明白不能再盲目追随毛泽东了。无数农民饿死这一历史浩劫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悔恨，因为他们当初参加中共的革命，就是为了解救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有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这些干部的心理：“我们过去是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埋怨也是对的。．．．．要承认错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注３：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至于如何“改过自新”，这些中共领导人想到的便是顺应农民的要求，使农民再度成为土地的主人。按邓小平的说法，“我们在考虑．．．．譬如说．．．．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注４：同注３。）

可是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考虑”出个结论来，他们就遇到了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把“包产到户”的主张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页。）

七月间，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对几千名来自全国的干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悬崖勒马了，再也不能搞左的一套了，那是祸国殃民的做法。它使成千上万人非正常死亡，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应该感到痛心、内疚。”（注６：林青山着《康生外传》第一八八页。）他是有良心的，他带着他的良心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呢？

两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身为祸首应当受惩，至少也应像过去的皇帝那样下个“罪已诏”，昭示天下，向人民告罪。可是这个人间惨剧在他心中留下了什么悔恨没有？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的确，他曾经有几个月不吃肉，但他并没有认错。在一九六一年八、九月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不在乎的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页。）

毛泽东果真没有“良心”吗？倒也不能这么说。据他的私人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他还是关心农民疾苦的：“一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来．．．．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注８：见《热河》一九八九年第七、八合期中《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一文。）

但是，毛是个认为即使用世界半数人口的生命去换取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值得的人，既然人民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型、是通向天堂的桥梁，是几亿人民的“万年幸福”的所在，饿死几个人，两万也好，两千万也好，当然只不过是“那么一点”错误罢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毛“退居二线”，被迫交出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形势逐渐好转，并非由于他的思想“战无不胜”，而恰恰是他甩手不干，静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去搞的结果。刘少奇等人所做的不仅挽救了国家，使经济免于崩溃，在挽救共产党政权的同时也挽救了毛的统治，只不过客观上降低了毛的声望而已。即使这样，毛也不愿接受，危机刚一过，他就把刘少奇那些救民于水火的政策当作罪恶讨伐起来。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劈头第一句就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其实，共产党真有垮台的危险，那也是在六○年而不是六二年，到了六二年夏，中共执政以来最危急的关头已经过去了。刘少奇在那年三月五日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这是实话。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农民都没有造反、暴动，共产党渡过了最危急的难关。

毛所以到这时再来危言耸听这一套，把共产党垮台的危险说得那么严重，其心理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一样。那时他怕的是彭德怀聚众逼他认错，进而请他靠边休息；现在他担心的则是大权旁落，刘少奇突然有一天会提出要他退休的意见。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前，毛自己曾表示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因此八大修改党章时便加上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到了六二年，刘少奇声望日隆，要是中央委员会突然认为“有必要”请毛担任名誉主席，一生不甘寂寞的毛泽东是断然不能接受的。他在北戴河突然大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就是想制造一个外部形势险恶的气氛，藉以箝制并清洗内部持不同攻见的人。

毛的目标当然是刘少奇。只要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时又把持着党的日常工作，毛就有可能被请到一边去。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触动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的程式仍然未被废弃时，也决无扳倒刘的可能。这样，剩下来所能做的便是“清君侧”，砍倒刘的左右手：一个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个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毛给邓、陈下结论，说邓的“包产到户”是不要社会主义、陈的财经小组的报告和文件则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对前途丧失信心。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部长一块儿撤销，中央财经小组则是陈云“被剥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权”，“小组陷于瘫痪状态”（薛暮桥语）。刘少奇似乎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也可能因力量尚不足以与毛对抗，他采取迁就、退让的态度，听任毛将两个主要助手整掉而没有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张闻天到南方数省调查了两个半月，写成了一份主张农民“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的权利”的意见书，经过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讨论修改后，于七月中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张本意是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毛却认为这个右倾份子坚持搞资本主义。他把那意见书当作张的新罪证，决定对张“进一步审查”，从此禁止张参加任何中央会议，阅读任何中央文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虽然赞成张闻天的这类意见，但他们连邓子恢、陈云都不加以保护，对已戴着右倾帽子的张闻天无端被二度打击自然也就袖手不问了。

至于彭德怀，毛泽东也顺便打了他两棍子。由于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宣布“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彭于三月间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表示要写信给毛和中央，要求审查他“里通外国”的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宰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来，我倒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注９：马辂等着《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七五页。）六月中，他递交了一份八万言的申诉，“请求主席和央组织部分立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北戴河会议中毛又将彭的申诉斥为“要翻案”，宣布五九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拒绝给彭平反。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又次跟着毛的调子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他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向党进攻云云。

除了“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之外，毛还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为证明其必要，他便到处寻找阶级斗的靶子。

正好七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班禅就整个藏族地区（西藏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部分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给中央写了份长篇报告，要求纠正，这就使他成了毛泽东唾手即得的斗争靶子。据班禅本人说：“报告中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物件。到了一九六四年，我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公开批判。‘文革’期间，又关了整整九年零八个月的监狱。．．．．邓小平为我出狱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中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注１０：《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

就像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一封致毛的信使自己至死不得翻身那样，班禅的一份报告也使自己做了毛泽东的十年囚徒。

班禅一案又殃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这个中共高层人物中毛最早的战友被批为搞“投降主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因而他根据班禅报告中的意见主持制订的关于藏族问题的政策文件也就统统作废了。李维汉所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批判并在以后被撤职，还由于他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与毛意见相左。六二年三月前后，周恩来曾数次批评对待知识份子的过左行为，宣布中国的知识份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那是不对的。”（注１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李便于五月间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联盟是中国的第一个联盟。这是毛泽东绝对不接受的。毛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中把知识份子与地主、富农的子弟相提并论，说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份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注１２：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样，负责中共对知识份子和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被批、被免职也就是必然的了。

抓虱子不嫌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整了另外两位重要干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习仲勋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件事倒不是毛本人发的难，兴风作浪的是他宠爱的打手康生。

三十年代时曾有民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一心要共产。”刘于一九三六年战死，因为死得早，人们对他了解不多。刘的弟媳于五六年开始执笔写小说《刘志丹》，书中有个人物“罗炎”，了解故事背景的人很容易想到那是高岗的化身。说来也巧，这部本来不一定引人注目的小说开始在《工人日报》连载时，中共正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正在大讲其阶级斗争。并没有看过这小说的康生听到了早年曾与高岗共事的阎红彦反对出版的意见，便如同嗅觉灵敏的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一边向毛报告，一边下令《工人日报》停登，责令报社写检查。这个专爱兴风作浪的康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曾说过：“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现在高已被捕自杀，他又以阎的意见作为依据将《刘志丹》判为“反党小说”。

毛泽东也没看这个小说，但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却念了康生递给他的一个条子：“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因为康生的这个意见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正合拍，于是他又借题发挥说：“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与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一九五九年初，小说作者曾将《刘志丹》初稿校样请习仲勋审查，因为习是陕北红军、党组织的元老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陕北干部仅他和高岗、贾拓夫三人）。既然写《刘志丹》的是反革命，支持作者的习仲勋、贾拓夫自然也就在却难逃了。毛泽东当场宣布彭德怀、习仲动、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个人“罪恶实在太大了”，取消了他们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

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一件大案，中央组成“专案调查小组”，组长便是康生。康以整人为乐，“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注１３：《中国青年》一九七九年四月号，习仲勋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受害？小说作者李建彤在《现代文字狱》中披露：“挨打、关押、逼死的总有上万人。”其中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特别令人不齿的是，连刘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击对象。二十年前中共为刘志丹举行公葬仪式时，毛曾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夫人年轻守寡，守了二十六年，竟成了半个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陕北农村长期劳动去了。

一九五○年，诗人柯仲平去向毛泽东道别，说要回陕西，写长诗《刘志丹》。毛说：“好啊！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像《红楼梦》那样一部书就可以了。”如今诗写成了，却因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他的诗也成了“反党长诗”。按李建彤的说法：“党霸们对他也进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写交代．．．．终于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当时，在此案中打击的至多只是下放劳动而已，到了文革那就真正成了迫害：贾拓夫被囚禁，不久就被折磨死去；习仲勋蹲了八年牢；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七年；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六年。另一位刘志丹当年的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寸，每人每月仅得五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相继病饿而死。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遭了殃，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寻了死。最荒唐的是，习仲勋曾经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办案者便认定饭馆经理是习的“地下交通员”，而且一下株连到几家饭店，逮捕了十几个人，整死了五、六个。

习仲勋是周恩来最重要的日常助手，整掉他是否有警告周的意思，那只能猜测而没有佐证。但有一条是可以提一提的，李维汉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可是中共统战工作一向由周恩来负责，因此李其实也只是周的副手。把李、习搞掉，周是应当有唇亡齿寒之感的。但是周除了对习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之外，实在也没有法子救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负责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交往。他于二月间向中央提交一个报告，主张对外应采取和缓（非激进）的方针，援外亦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现在毛泽东批他搞“修正主义”，他便靠边成了闲人，以后被撤了职。

一九六二年时，毛泽东尚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整个党对抗，他对付不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下的严密的党组织，也就无法掀起一场以刘、邓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设想倒掉周恩来。他的攻击只到邓小恢、陈云为止，便转而去准备文化革命了。严格来说，毛当时是转而寻求倒刘少奇之道，而非准备文化革命，因为迟至一九六五年，他仍然没能找到倒刘的途径，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清君侧”，清除彭真等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被发明时，毛仍然不知道如何打倒刘。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的出现是他意外的收获。这已超出本书的议题了。这里要说清的只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时，他已经企图打倒刘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的种子，早在六二年就已经播种下了。为阐明这一点，特引述毛泽东本人的几段话如下。

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四页。）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对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这四年。”（注１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第二三八页。）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解释为何要搞文化革命时也提到六二年，说那时“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刘、邓在一九六二年是否有推翻毛的企图是不难弄清的。毛对卡谈话时，刘、邓已经倒台，可以用来安在刘头上的罪名已全部用上了，可是没有一条可以同“推翻”毛扯上关系。正因为拿不出罪证，第二年他才通过康生搞出了一个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其实毛并不见得真认为别人要推翻他，他只是自己退居二线后发现失策，想重新抓权，可是师出无名，不好明说。而刘、邓鉴于几年大灾大难的教训，尽管对毛依然敬畏三分，却也不甘拱手请毛主宰一切。从刘少奇的角度来看，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几亿人的命运再交给毛去折腾。文革中毛控制国家后的灾难也证明，刘抓权不放是有道理的。毛搞不了文的便动武的，搞不了合法的便来非法的。文革中的“夺权”就源出于此。至于毛说刘要“推翻”他，别人相不相信他倒是不很介意的。

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无人有意推翻毛是事实，很多人对毛不满却也是事实。譬如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青浦县搞调查，记录了一个农民的牢骚：“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之后，有人指出，说这话的是个“坏人”，他的话不能代表农民的意见，但陈云还是把这话写进了《调查纪要》。

由于毛泽东总说“成绩是九个指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便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注１６：黑雁男着《十年动乱》第四十八页。）（按：杜勒斯是当时因癌症死去不久的美国前国务卿）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九月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又说：“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这里中央显然主要是指毛。（注１７：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对广东省高级知识份子的报告。见首都红代会斗争陶铸筹备处”印发的材料。）在六二年三月的一次报告中，陶铸干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注１８：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见同上材料。）

一九六一年底，身为山西人的彭真在与山西干部的谈话中，也“挑衅的提出‘三面红旗是红旗？是灰旗？是白旗？’的问题，并五次叫嚣‘人民公社要垮台’”。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彭真对毛不满，那么当时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档，这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的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注１９：以上均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点名批评毛泽东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说几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跃进中是一员积极分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斗彭德怀，他更是一员大将。但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刘、邓与毛岐见逐渐加深之后，他就不那么死心塌地追随毛了。六二年，他先后在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见重庆大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一书。）

更多的是不点毛的名，只是对毛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如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在一九六二年说过：“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鲁言的材料。）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广东《野战报》。）

贵州省委书记苗春亭则攻击大跃进：“天天讲跃进，搞得饭都没吃的。没饭吃还有什么可谈呢？”

稍低一级的干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甚至对下级说：“以后不许再提三面红旗了，要只提总路线。”他实在很聪明，因为总路线只是一句口号，是红是白均无大碍，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真正是祸源。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去李悦农管辖下的徐水县参观，说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顿嘛”时，他就在旁边陪同。大跃进时他积极过、风光过，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传部门，天天领导报刊、电台去喊“三面红旗万岁”的干部也厌倦了靠说假话、大话度日的生活，开始说真话了。但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被撤了职，以后又被开除了党藉，而野心家张春桥则因此而捞到了升迁的机会。陈其五的真话流传于世的只是片言只语，且只能从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里去找：“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陈的官职虽不高，但他与刘少奇关系很近。据他自述：“我对少奇同志是十分敬爱的，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在个人关系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准了我的党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一个写‘陈其五’三个字的，就是他。”（注２３：以上均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陈其五“咒骂”大跃进是“大破坏”，“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户，多少反映了刘少奇系统的那批干部当时的观点。当时，连自一九五九年邓拓被毛赶离《人民日报》社后就兼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吴冷西也敢于“攻击三面红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一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不是大跃进，是大跃退。．．．．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注２４：新华社“革联”编印的《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吴冷西说的是实话，一九五八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目标是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年跃进过后，六二年的钢产量只有六百六十七万吨。（注２５：《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一页。）同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九，但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经济的途径大量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结果是国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五。六二年，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比中国步入“初级社会主义”之前的五二年的产量还要低。（注２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页。）粮、棉、油、肉，同国民党时代收成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比，除粮食产量略高一点外，都低了一截。若按人均占有量计，就都远低于一九三六年了。（注２７：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八四、一八五页。）农业产值可资查核的数是：一九六一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注２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另据《天府新论》（成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刊载的韩西林的文章说，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亿，一九六○年是四百十五亿。）的的确确是吴冷西所说“大跃退”。不过吴只是在新华社的内部会议上这样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公开刊发的稿件仍是假话连篇，无日不喊“三面红旗万岁”。自然，这不能苛责他个人，因为连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也在说这样的假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注２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共干部，不求其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凡是能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东坚持左倾路线的不满，相当多的干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远，而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

譬如副总理李先念就这样说：“少奇同志懂得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训。国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检查中曾承认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动摇”，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自认“对邓小平有较高的迷信”。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安子文不服，曾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才能代表中央。”由于毛“退居二线”，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报告本是正常的，并不违反党的原则。自然，安亲近刘、邓而疏离毛，这也是事实。

在毛无端整了那么多人之后，对毛敬而远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称作“阎王”而打倒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以后少搞点深渊．．．．”（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国电影故事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层干部恐怕都有类似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刘少奇因此而逐渐成为“中共”的旗帜，这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在中共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要寻找夺权之道。后来这条途径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便是文化革命。

其实，文革浩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庐山会议顺利地打倒了彭德怀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于八月二日接着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他准备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开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计经济形势很快会好转，粮食、头发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实”痛斥右倾份子，开一个胜利的大会。不料，才过了半年，全国各地就大批饿死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势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事了。

按中共党章，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六一年召开九大。但六一年时，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声望已逼近毛泽东，要是有人根据八大新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款提议毛任名誉主席，很可能会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然可以保住，但他必会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线”那样仍然有军委主席一职在身，可以寻机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刘少奇担任主席若干年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两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清算他的路线，他就无盾可护了。因此，六一年是最不该召开党代会的一年。

不该开就不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一九三五年中共长征到达陕北，应该召开七大，但当时毛尚未巩固其地位。总书记张闻虽然听他的，但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张之后又有史达林的亲信王明，因此毛一直拖到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之后，才在四五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一九二八年已有十七年了。

毛这一套是向列宁学来的。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列宁说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在毛看来，党章执不执行，会议召不召开，只取决于是否有“资产阶级派别”夺他的权的危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将刘、邓及一半的中央委员清洗之后才召开九大。

毛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拖了十三年，倒是文革中他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及康生替他作了坦白。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张春桥与上海华东师大范大学的学生领袖座谈时说：“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指文革——作者注）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罗瑞卿是假党员，陆定一早就是叛徒．．．．”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在接见云南军区干部时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雪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着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

赵；“讲过。”

康：“哪一年？”

赵：“一九六一年。”

康：“在什么地方？”

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

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义的一张王牌．．．．”

要是一九六一年的刘少奇坚持原则，坚持按党章办事，毛会像文革中那样将刘搞掉、整死吗？不可能，除非暗杀，毛没有任何途径可循。毛可以坚拒召开会议，但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而这样的会似乎没有开过。主持党务的刘少奇可能从未将这列入议事日程。他不可能忘了此事，而且既然他将三年来发生的事称作“人祸”，便不可能不清楚谁是祸首，因而未必不愿见毛退休。

九大被搁置，可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开不成。召开九大便有毛退休可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既然毛不想开，刘若坚持要开，便等于伸手夺权，赶毛走路。如果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但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请他走，首先周恩来就不会赞成。

二是刘已实际主持党务，可能觉得不必王图党主席的虚名。

三是刘被毛制造的假像迷惑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元帅。会见前，他便打算藉与蒙氏会见的机会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本来他对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是不满意的，会后不久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半认真地说过“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注３１：《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四页。）可现在他需要用“八大”决议为自己作掩护了。

在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为会面做准备时，毛谈到“八大”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党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谁当主席呀？．．．．以前，两个主席（指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作者注）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二十三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欲第二天再谈一次，毛以要去别处推却了。但大约因为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毛认为失去这个施放烟幕弹的机会甚为可惜，次日凌晨又通知蒙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自己活不过七十三岁，即只能再活四、五年。

蒙哥利亚顺势询问毛：“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注３２：《我眼中的毛泽东》第一九七至二○一页。）

由于毛与外宾的谈话纪录一向作为档发给高级干部，因此刘少奇必定知道此次谈话的内容。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中游泳，健康得很，曾经对毛的悲观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将自己扮成消极、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而代之的决心。

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之后，本来这个党无论如何应当如期在一九六一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如果召开九大，毛很可能被逼退休，再也不能祸害中国。可惜的是，刘少奇虽不太可能相信毛活不过五年的说法，但对于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却深信不疑。他绝未料到毛在一年后会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做口号打击他，更想不到毛会对他暗藏杀机。

总之，一九六一年是可能请毛退休的唯一机会，也就是说，六一年是避免文革浩劫的唯一机会。六二年上半年时，刘、邓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但此时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一九六一年不开，就没有道理一定要在六二年开）。到了八月间，毛泽东突然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唬住了中央委员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议论“三面红旗”的是非，没有人敢追究三年人祸的责任，文革的发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正好访问中国。本来报上只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往来接待的消息。但已将刘视作其主要政敌的毛泽东，决定不让刘的夫人专美，他采取了一个当时几乎没有人十分重视的行动，将江青请了出来。

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印着一条醒目的大字：“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与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夫人正在握手，笑容可掬的江青立在其中，恰处照片的中央。可以说，这是亿万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夫人”的丰采。

按照在延安时党的决定，江青是不得以主席夫人名义参与政治的。如今，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全党已顺从了毛泽东的意志，他也就不再将这条纪律放在眼里。他果断地利用苏加诺夫人来访的机会，砍断了那条纪律链索，解放了江青。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挑战，当年制订这条纪律的周恩来等人默认了毛的行为，从此江青就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尽情表演了。这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天。

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既然在一九六二年表现得那么软弱，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及其“咬人的狗”（江青自述）江青究然向他们挑战时，他们惊慌失措，顷刻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从人祸到浩劫，其间本来就没有一道鸿沟可以隔开的。(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