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本文作者过去十多年来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1990年时的“野百合学运”，作者时为东海大学校际代表，并因此成为进入总统府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之后并曾担任“全国学生运动联盟”中区召集人，此后积极参与各项运动，并曾自诩为“左翼”知识份子。2005年初，《九评共产党》出版后，作者在理性慎重的思考下，毅然向“左翼”思想告别，也缘于此，曾和部分过从密切的“左翼”朋友们有过一场对话。这封信，是在7月初接到这群朋友们“厘清组织关系”的信件后，对于他们的回复和对话尝试。以下信件中人名和组织名称略去。
各位好：
许久不见了，7月1日当天接到Y寄来的这封信，因为直到前些天才将学生成绩处理完毕，因此现在才给各位回信。虽然这封信是Y寄给我的，但是由于后头署上了各位的名字，所以我想，这应该经过各位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换和讨论，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看法，因此，我的回信，也就直接回给每一个人了。
坦白说，接到这封信时，这个时节恰值工作小组和工作队组成一周年之际，因此当接到这封信时，心里头是有些感慨的，一年前，我们大概没人料到有这样一种发展吧？但无论如何，我可以体会大家非得如此做不可的原因，不谈别的，至少，工作小组大家彼此间书信往来时，是否要包含我在内，如果不有所明确的决定，是会有些尴尬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应该尚未认真地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至少像是面对一个严肃的挑战一般地读过他，也或许读过，但心头上很自然地就对里头的一字一句产生反射般地反弹，如果是如此，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原先也是这么来面对他的。
然而，无论最终自己选择了采取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本书，但是这本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无容回避的。以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认知来说，将中共的“前”、“后”加以区分，恐怕只是种自欺欺人的作法吧？就拿对于宗教信仰的压迫来讲，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压迫只是“后期”才存在的现实吗？从1950年代开始，中共就成立了其控制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强迫僧人还俗、从军、嫁娶，严刑对待当时已然112岁的虚云老和尚、强制回教徒吃猪肉、养猪上交，后又成立“三自爱国教会”严密控制基督徒–这项控制和压迫目前仍在进行中；那么，就这部分而言，中共能有“前”、“后”之分吗？再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谈话”，确立了抓紧文艺、宣传、媒体等文化制度，使得中共真切地体认到控制思想、言论流通为其维持政权之不可或缺，那么，又何能产生今日围堵全国网路流通、讯息传播的“金盾工程”呢？如果不是历经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运动，所建立起的将党组织如蛆附骨般地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党官僚又为何会快速腐败至斯？三农问题又为何会如此严峻？又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而“淬砺”而成的具有丰富镇压经验的党机器，六四、镇压法轮功、截访……等等这些近乎全面性的扑杀行动，又有什么基础来进行？
就算退个一万步，以上这些都不说吧，当面对上千万人因为对于法轮功的迫害而丧失生命、流离失所，当这样残酷的迫害在进行时，人能不对这场迫害表态吗？大家在谴责纳粹时义正辞严，却可以无视于眼前的这一场屠杀？当法轮功学员为了讲清真相，向世人说清楚为什么这个党要迫害他们，而揭露这个党历来的迫害历史时，有人却可以以“搞政治”而鄙之、嗤之？以这种道德立场，又有何面目来侈言社会改造呢？
在台湾的知识份子们，或许因为从未亲身经历这数十年来的恐怖统治，因此可以无视于大恶、专注于一些谨小慎微的所谓“意义”，如此的钻牛角尖，就连文革也想钻出些伟大的、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出来，有人想过吗？这种近乎于喃喃自语的、苍白牵强的解释，对于在历来的迫害中丧生性命的人们和其亲人而言，是何其的残忍、又是何其的痛啊！
对不起，或许我的话说重了，但是，我想和各位说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不要认为这说法无稽，自从《九评》出炉后，到目前为止的退党、团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这300万亲身经历中共统治的人们，其中也不乏著名的知识份子、党干部、国家官僚，他们对于中共的认识会比在台湾的“进步”知识份子还不清楚吗？他们经历了历来无数的政治整风运动，还会大帮哄似地来凑这退党的热闹吗？仅以这些现象来说，就不值得各位好好的思量一番吗？
最后还是要再强调，法轮功不搞政治，法轮功学员对政治、对政权不感兴趣，《九评共产党》是为了说清真相而写的，他当然会有政治影响（consequence），但这是中共在决定镇压法轮功时就必须付出的后果代价，这与法轮功搞不搞政治是无关的。
法轮功对我的帮助不仅在于“修身养性”，还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善与恶，我想，这一点是最后我必须向各位作出声明的。
我相信我和各位是有着深厚的缘分的，所以，无论如何，我愿意回复这封也许话说的比较重的信给大家，诚挚地希望各位能好好地面对并思量《九评》所说的，并且作出自己的选择。
忠实的朋友 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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