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４４）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４５）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干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
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５０）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５２）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５４）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５５）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５６）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账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５７）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５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元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５９）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
（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生平时，只说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对大跃进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６０）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认罪：“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６１）不过，他的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他死后，中共为他作的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去世”。（６２）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圃的经历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６３）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跃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元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６６）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此时北京朝廷还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北京政府的。（６８）换句话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的。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６９）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中国新年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７０）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７１）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７４）为此，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７５）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７７）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７９）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８０）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８１）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８２）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且为周惠的话作证：
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二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８４）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学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萧复兴的《柴达木传说》记载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劳改农场里右派们的遭遇：“缺粮，严重的缺粮。劳动，依然是繁重的劳动。许多犯人先后饿死了。”“新来了一个大学讲师，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没过几天，人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师黄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滩上。他饿死了。瘦瘦的身躯紧贴在沙滩上。”（８８）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８９）
那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右派作家张贤亮，也是个劳改犯。他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数百名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教员……还有在国外留过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或旧军官”，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劳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来，发现身旁的人死了，应该向组长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千万不能说：‘啊，组长，又死了一个！’”“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这样劝导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９１）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９２）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