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规模地抓人斗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
当然是靠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反右中，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注１：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这样，各级干部中稍有理性、对如此大批地抓人斗人心存疑问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肠再好的干部也不能不考虑到对右派表现“温情主义”的后果，他们毕竟不能为了几个右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几名而已。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收到下面报上来的右派名单，找了个借口将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批人从名单中剔除，保了这些人。又如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部务的副部长王观澜，仅为了应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决不再多抓一个。（注２：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抓右派抓得热火朝天时，他率领代表团在国外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他一回国，便从新疆的乌鲁木齐给北京打电话，问团中央机关打了多少右派，当听到回答说“一百多”时，他立即告诉对方：“你给我刹住，不要再打了。有问题等我回北京再说。”
当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时，不禁痛呼：“损失惨重啊！”（注３：《闽西文丛》第三十八期第三页。）他试图保护许多人，连刘宾雁这个“大右派”也想保。按刘的说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两个人，其余的只能眼看着他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事后，也仍把团中央机关的右派们集中到一起谈了一次话，鼓励他们对未来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刘宾雁与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劳改，团中央对他们说：“准备劳动三、五年。”说话算数，三、五年后胡耀邦的确把他们大多弄回了北京。正由于如此，刘宾雁曾对人表示：胡在反右时“没有污点”。但胡自己却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坦白承认，他当时在团中央将一些有才能的干部打成了右派，为此感到很抱歉。
由于中共是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组织原则的，既然毛泽东决计要实施“阳谋”，张德生、王观澜、胡耀邦这些人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不了整个局面。要是坚持反对抓右派，他们自己就会落网。这样的例子颇不少，教育某司司长李常青便是一个。
李常青本出身于吉林省延吉一个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参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由于与彭真等人有隙，被疑有问题，调离北平，赴敌根据地“学习”（受审）。他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前一天，另一姓名与他相近、也是从敌占区去的干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枪决。后人理解，那人是错杀，李只是侥幸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他的“问题”已被查清，才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但几年后又被扣上“高岗集团份子”的帽子，罢了官，反右前不久让他到教育部当一名司长。
反右时，李任该司“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该司有一青年干部是基督徒，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观，其日记被查出后，即将被定为右派。李认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为一谈，故定他为右派毫无道理。这样，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内蒙古大学教书去了。几年后，这个一生坎坷的老共产党人终于被一辆卡车撞死于轮下，比他那也是右派、后来卧轨自杀的儿子范政还早几年离开人世。（注４：李常青的材料由刘宾雁提供。）
清华大学袁永熙的命运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袁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党员）结婚不足一月，双双被捕，押至南京。当时犯了“共案”，照例枪毙，但蒋为收买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政权崩溃前夕，陈布雷自杀。在这之前，陈曾劝袁勿弄政治，但袁不为所动。几个月后，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被中共党组织认为向国民党自苜而遭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又获准重新入党。中共建国后他一直担任清华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问题又被提出，作为一个“历史上有错误”的人，他失去书记职，改任党委常委、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赞成在教授、学生中大抓右派，理由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但他在党委内是少数派，而清华的校长蒋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是有职无权的花瓶，这样袁也就被揪了出来。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报》公布的一条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党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注５：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一条叫“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根据是他曾对左右亲近的人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由此可见，各级干部在收到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的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弄清毛的“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欢迎“鸣放”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抓右派的指标。）
当年袁与陈琏同在中共执政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手下做地下工作，凭借在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为中共获取过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注６：关于袁永熙，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陈琏在黎明前》。）刘仁为中共中央委员，不知何故此时未出来为袁辩诬。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刘死于中共冤狱，这件事大约永远无人能说明白了。
低级干部中，因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该院学生会校刊的编辑工作，手头有十余份对中共提了不少尖锐竟见的同学来稿，鸣放期间因稿挤未来得及刊发，反右时若拿出来则个个逃不了右派帽子。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但他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顶，送去劳改了。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国殖民者军队的枪口下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分子。
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在肃反中被斗争，停学一年后复学，鸣放中写了一份大字报，要求公布被斗、被判入狱、劳改及自杀者的名单，因而成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过他一次，不应再对他采取粗暴态度，结果也被扣上一顶帽子，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主编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志的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不久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成了一面“白旗”。（注７：引自《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员因病在家，平素认为那干部不错，便让别人代他投了个反对票。结果党委里他是唯一反对那干部戴右派帽子的。这样，他也成了右派，但幸获宽大，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不幸他妻子仍然认为这同戴帽右派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所以，在那种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当右派的，就非得死心塌地地跟着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运动都是如此，不想自己挨斗就得跟着党斗人。譬如《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曾竭力替下属黄秋耘辩护，甚至到上级那里痛哭流涕：“要是黄秋耘要划为右派，恐怕我也该划，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差不多嘛！”但她毕竟不愿被划成右派，所以还是把几个明明不该划的下级划成了右派分子。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就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职。（注８：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第一七三页。）
当时有的干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又不忍见人无端被斗，只得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他这个书记也无法控制，连省委直属机关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新湖南报》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他“坐立不安，进退失据……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的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获准后，他于十月间离开了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注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页。）
像这样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干部，各省都有一些。广东省乳源县一位县报编辑，作为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年后又遇到当年的乳源县委第一书记。那位书记对他说：“你们（被错打为右派）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注１０：该编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连中共干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对抗这个疯狂的政治迫害运动，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无人能控制了。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本来赞同“右派观点”的中共干部，在毛泽东一声反击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部门大抓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座谈会上说：“党群（党员与群众）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要是说这话的是教授或学生，那决计逃不脱右派帽子，但武光身为党委书记，没人去抓他，他倒是按着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学生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鼓励鸣放时曾说：“全国政权虽是人民的政权，但政权的行使只落在少数共产党员手里，很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变成特殊阶级，从而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这番话与“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学的鸣放发言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且陶还说：“纵使有人讲了几句反动话，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这算什么呢？”按照反右时的标准，上述言论便足够使他当右派了，但是他却主持全省的反右斗争。他在八月间的省人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不反对右派，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呢？”
当然，这不过是他在反右风暴中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违心的行动。所以，当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的左倾滥调在党内明显失去市场时，已贵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本性又露了出来。“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分子。”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讲谁是右派、反党，那他是混不下去的呀！坐火车住旅馆都有困难，连儿子都有问题。大家都是来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１１：一九六二年三月，陶铸《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正由于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后，他拚命保护大大小小的干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惨被整死。所以，虽然他有过一段左倾的历史，人们还是记着他的好处。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安整风中就整死了许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赵梅生，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曾率汾阳军校官兵三千余人徒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延安整风中，北平地下党组织被诬为内奸，一批人被处死，包括这位忠心耿耿的知识份子，后来由于民愤太大，毛泽东不得不将康生降职，让他以一个政治局委员之尊之任山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记述：“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觉得要必要将他解冻，决定将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来，康手闻知自己将在中共八大捞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子，才结束“养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康生一旦喘过气来，又回复成一只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发动的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和党失去了联系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赴日留学。三年后归国，靠着丁的关系，担任《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因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中共劝他暂留在国民党那里做官，以配合八路军在山东的行动。抗战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关系，先后策动近七千名伪军反正、来归。反右时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状是没有的。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这样，他就被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长大。在一个整风座谈会上，他引用诗人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中共出山进城后，做了官，就脱离人民，搞特权，变“浊”了。康生见到载有曾彦修发言的内部简报，批道：“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这样曾也就逃不脱厄运了。
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委委员，但凭借康的权势，为所欲为。党校内的干部和学员（学员也是各地撰来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凡是议论过曹或对康生流露过不敬的，一律被扣上帽子，开除党籍，进了劳改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和康生不相上下的党阀、党霸。他口一张就有人要倒霉。安徽省话剧团创作了一个话剧，到上海参加汇演，评比委员会一致叫好，可是柯硬说不行，一定要剧团检讨，否则不让回家。剧本作者那沙也就因此成为右派。另一个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深受广大城乡观众喜爱，柯却下令禁演。姚文元闻风而动，撰文说该剧是大毒草，作者随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上海《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当年在延安与柯庆施有过不愉快的纠葛。柯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化名徐汇在《人民日报》上攻击王“反党反宪法”，柯则在大会上说“王若望那么猖狂，藉党员的名义散布反党言论”，王就戴上了右派帽子。（注１３：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王若望的文章。）
毛泽东在四月发动鸣放运动时是这么说的：“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注１４：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可是凡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却全都成了右派。又如他四月三十日召集各党派负责人谈话，鼓励他们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但几个月后他却转了一百八十度，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注１５：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样，凡是在五月间鸣放中建议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人统统成了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结果钱端升成了“大右派”。
主张教授治校、取消党委的人是右派，反对教授治校的人未必就是左派。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对“教授治校”持反对竟见。但他曾骂过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共“非常不民主”，把毛泽东当成“神仙”，“农村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到了极点，比过去土豪劣绅都不如”，他也就成了“一贯反苏反共”的右派。（注１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日报》。）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中共，参加过万里长征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冯雪峰，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当上右派后，获得的监定是“三十年来一贯反党”。毛泽东点他的名道：“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注１８：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对冯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无道理。他们两人曾经是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一月，冯到江西红军根据地，毛去他住处聊天，他告诉毛，鲁迅认为毛的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从那时起，直到长征到陕北，二人过往甚密。毛还曾对人称赞冯：“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注１９：张乐初《雪峰纪事》第六十六至六十八页。）一九三六年冯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找到了毛的两个儿子，并设法安排他们经法国送到了苏联。以后冯被国民党逮捕，毛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辗转请国民党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医，终于使冯逃离险境。
可是，在反右时，毛泽东翻了脸，彻彻底底地六亲不认，冯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
在用枪杆子打出天下的毛泽东眼中，文化人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冯雪峰的遭遇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他是少数经历了红军万里长征的高级知识份子之一。他写了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关于长征的小说，但党组织告诉他，一个右派分子不适宜写这种伟大的革命题材，于是他愤而将文稿一把火烧掉，直到在文革中郁郁死去，再也没有动笔。
一九三六年，丁玲自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到达延安，毛泽东曾有一首词相赠，其中就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注２０：见《新观察》一九八○年第七期。）的赞词。据说在延安时丁玲与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可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丁玲当了右派，熬了二十多年后平反，有人问她：“反右派的时候，他（指毛－－引者）也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丁玲答道：“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觉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毛泽东之无义，这是她的宽容。但说毛没有落井下石，那就大大错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着手鼓动鸣放之时，就先对丁玲的处置预作了安排。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将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后，毛又几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徐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 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注２１：同注１８。）
“右派”、“反共”、“高岗”，正是由于毛扔了这几块大得足以压死人的石头，丁玲与其丈夫一起到北大荒农场劳改去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百家争鸣”时，曾复查、甄别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为其平了反。现在丁、陈当了右派，不仅当初受牵连的十九个人全是右派，连主持复查工作、为其平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也受连累成了右派。
可能丁玲始终无缘读到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材料，以至到死还认为毛是“好人”。
毛泽东虽然杀得性起，将原先许诺的“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注２２：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右派一下子翻了几倍，但并没有杀昏了头。出于“统战”的需要，他也“保护”了一些人。他在上述讲话中提出：“对一部分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当然不傻，赶紧在报上表态：“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俘虏。”然后再将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时任粮食部长，本章稍后评述章氏的遭遇）狠批一通，这样他就安然无事了。
毛说的“荣毅仁等”的“等”字里还包括九三学社的社长许德珩。许曾在社内批发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的谈话纪录，其中有毛赞成取消大学党委制的话。如今毛对自己说的话不认账了，许便犯了“篡改”毛的指示的“重大错误”。不过，在报上批了一阵“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和“右倾”之后，毛很快就放过了他。他后来还能长期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角色，即使在文革中也能替毛式“社会主义民主”充当花瓶，足见毛之聪明多智。
毛泽东还曾因为私人原因保过一些人。
有一天，毛看到教他英文的女教师泪痕满面，问是怎么回事。那教师告诉他，她丈夫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恐怕快要成为右派了。毛说，不要紧，只要让秘书给北大党委打个电话，保险平安无事。果然，电话一打，那位讲师就化险为夷过了关。
七十六岁的章士钊早年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一九二○年毛向他募捐时曾拿出两万银元供毛作活动经费。毛始终不忘此事，因此当章眼看就要戴右派帽子，给毛写信求援时，毛立即指示说章对中共的批评言词虽过激，用意还是好的，保他免了灾。
毛还出面保了天津《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但该报总编辑袁毓明则没那么幸运。袁毓明是党员，被宣布为“无耻反党”后，成了右派分子。王芸生虽然幸运，但也不是没付出代价，他必须写检讨才能过关，在检讨中必须攻击被定为右派的老朋友。王问心有愧，长期闷闷不乐，从此患上糖尿病。（注２３：《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第八十二页。）他或许还不如让中共把他也打成右派，反正地位像他这样高是一律不送去劳改营的。
周恩来对某些落难的人伸手拉了一把，但做得也极有限。（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一九四九年放弃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回归的作家肃干已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当时还有资格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周恩来安慰他道：“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萧顿时如死囚听到释令一般激动。但过了不久，他还是成了右派。
《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被批判为“特别强调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毁谤祖国”，“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向读者灌输反党毒素”，成了右派。（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彭在国民党时代是《大公报》的名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曾抓过她夫妇二人，只因不能肯定其共产党员身份，很快就放了他们。如今夫妇双双被共产党自己判为右派，生性倔强的彭拒绝认罪，拒不出席批判她的会议，又要求辞职回家做家庭妇女。可是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便没有做家庭妇女的自由。她被宣布为“对抗运动”，是“极右份子”，须送往边疆劳改营。但周恩来审查劳改名单时将她的名字删除，她才幸运地就近去了河北农村。
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成为右派后，周恩来所能做的，只是派车将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需要保的人太多，周恩来也许顾不过来了。反右前夕，他曾同刘少奇一同去观赏著名的豫剧演员陈素真的演出，演罢又同刘一起上台与陈合影，陈立中间，他与刘分立左右。不久，剧团党委将陈定为右派，《人民日报》特别批她：《“豫剧大王”陈素真原来是右派角色》。大字标题，刘、周不可能看不到。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想救她也救不了，也许是因为她有“共产党不得人心”一类的谬论，不能去救。总之，他们不会再去看她的戏了。
有些人未成为右派，那是中共蓄意保护，并非因为他们不“右”。如国内最有声望的几位科学家曾昭伦（化学）钱伟长（力学）、华罗庚（数学）、童第周（生物）以及千家驹（经济学）共同起草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意见”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但中共又不打算将这五位学部委员都定为右派，决定放千、华、童三人过关，招呼他们与曾、钱划清界线，于是千、华、童三人赶紧在报上写文章声讨右派，表示向党靠拢而成了左派。
自然，要当左派得付出代价，那就是良心的折磨。千、华、童三人明明是同曾、钱平等讨论的，却说自己是被利用了。华罗庚至在全国人大的讲台上指“右派分子们”“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提出了这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注２５：《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八号第十一页。）这样当众撒谎，其内心所受的折磨恐难为外人道明。
右派队伍如此庞大，同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反右时胡作非为有很大关系。那些干部品德恶劣、素质极差，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子。譬如有的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指着在鸣放时对他提过意见的教授的鼻子说：“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随即将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但仔细说来，要是没有中央撑腰，不久前还在信誓旦旦的表示欢迎批评，保证不打击报复的各级干部也还不至于打击无辜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全国，其中有一条是“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注２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这样，所有的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都成了在中共卵翼下碰不得，说不得的特权份子，人民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们想要置谁于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权威，污蔑党的干部”就可以了。
曾获得中国、德国、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老科学家刘绍光，四十年代任中央药物研物所所长。一九四八年，他谢绝美国医学界的邀请，对人表示“我决定等待共产党，等待中国的新生，把智慧献给新中国”。但解放后云南当局竟把他当作旧政府人员，将其博士文凭、荣誉证书和手稿收去作为“罪证”，几次拉他到野外去“枪毙”。枪声响后，他才发现自己仍活着。如此折磨持续了两年，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通知他赴京报到，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六年，他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交给中医研究院的负责人，请他“转呈毛主席、党中央”，谁知直到反右前夕他才知道他的手搞被那位负责人送进了火堆。愤激之余，他大骂那位负责人“吃人饭不干人事”，“不懂科学”。这样，那负责人反过来给他按上“谩骂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右派。
从此，刘绍光成为一名被“管制”的坏人，被迫迁居到一间原来堆放杂物的小窝棚里栖身，既不通风，又无水管暖气，屋门正对着公厕。他需要“劳动改造”，职务正是打扫厕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学者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注２７：香港《镜报》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第三十三至三十六页。）
右派帽子扣到当事者头上，重如千钧，直可把人压入十八层地狱，但对手握一叠帽子随意派发的当权派来说，就不那么有份量了。河北束鹿县一位姓裴的客串演员有个七岁的女儿艳玲，演武戏《哪吒闹天宫》出了名，剧团领导为了挽留人才（或者说挽留摇钱树），将他叫去说：“你的言行足够给你戴上右派帽子。但是这帽子是活的，可戴可不戴。”然后摊牌说，如果留下不走，做基本演员，不仅没事而且待遇从优；如果不从，则戴帽下乡劳改。裴氏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自然舍下乡劳改而取“待遇从优”，他的女儿也就没有被葬送。熬了几年后，父女终于出头，获得了去京演戏的机会。不仅北京的普通戏迷得饱眼福，连毛泽东也亲自观赏了裴艳玲的《闹天宫》、《宝莲灯》。
十几年后，毛死前不久，在病中突然又想看裴女的《宝莲灯》。当局赶紧给她拍摄了一部不得公映的“内部资料片”，使毛如了愿。
若不是那个小小束鹿县剧团的当权派爱才或爱钱，那位裴姓演员早就戴上右派帽子下了乡，从此沉沦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裴女也许便就此被埋没终身了，而毛泽东也将失去那最后的文化享受。以此来看，那小小剧团的当权派实在是积了大德。
由党委书记一句“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目相当大。譬如安徽省书记曾希圣将中央的“恶意地攻击”、“污蔑”简化为“反对”二字，规定凡是“反对党委书记”的便是右派，而百姓是否“反对”了书记，则由书记大人判定。
其他各省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实际也是按此标准办的。所以就全国而言，虽难以断定确切的比例，估计大约有一半或更多的右派是由于被认为“反对党委书记”，或者“反对”更小的党官（如支部书记）而落网的。这五十万右派实为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譬如作家刘宾雁就曾给本书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送去劳改，他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党支书构成威胁了。反正上级只查各部门是否按人头数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并不问那些人有哪些罪行，凡右派一定有罪就是了。
那些干部如此胡作非为，与毛发动反右的本意并不相干。但创了这个政治制度，将人民的生死大权交给他的党的干部，任他们为所欲为的是毛泽东，而且规定了抓人的“指标”命令下边完成的是中共中央，所以这笔账首先要算在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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