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高潮中，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真死也罢，装死也罢，对这些命如蝼蚁的小人物，毛泽东是不存怜悯之心的。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上海市当局在郊区某处集中全市各机关、学校送来的右派分子，然后一批批地押送到外省的劳改农场去。但是不少人没有活着离开那里，他们在被押走之前选择了死。
多少人自杀了？自杀者太多，多得无法统计。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学生在宿舍用头撞暖气管而死的，有服实验室的氰化钾而死的，还有吞食火柴头自杀的。
清华大学旁的铁路常有自杀者卧在那里。跳教学楼的不稀罕，爬上高耸的烟囱纵身往下跳的也有。
北京颐和园后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树，早上时常有一、两人被发现吊在那里。浅浅的昆明湖，时常有人往里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浅浅的湖底淤泥中，双脚还露在水面上。
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难地。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了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死了。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则良和汤汝光尚未被斗就先一了百了，没有受罪。有的人则是在被斗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寻短见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要“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倒下后喷水也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了楼，成为反右的又一名祭品。（注２：林学政《阳谋》，引自《从大陆看大陆》一书。林是福建师大右派学生。）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部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湖自尽了。
既能演、又能导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电影艺术大师黄佐临语）石挥，不久前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在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过奖，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厂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扯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
外的扬子江，年仅四十二岁。
去了台湾的文化名人胡适只有一个孩子胡恩杜留在大陆，他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恩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胡适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大坏蛋”，这样一来，胡恩杜也就没有活路了。尽管他早在共产党刚进城执政时，就已经公开宣布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学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份子ｘｘ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注４：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八页。）
死者听不到斗争会的口号声，但这不等于斗争会就可以免了。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上海过去的地头蛇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礼堂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注５：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行《鸣放回忆》一书，小链《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伦生。”自杀成功，痛苦也就消失。最可怜的还是“自杀未遂”，继续在人间煎熬的。北京地质学院一个学生，被斗争后爬上了该校的大烟囱。他已打算一踪了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边好言相劝，竟被说服，又爬了下来，他一着地，当局的好话便立刻不算数。他被逮捕入狱，从地质学院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了。
年轻的《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因为自己、丈夫、父亲、弟弟都成了右派，过够了在苦痛中劳改的日子，一下吞服近百片安眠药，打算一了百了，但不幸被过早发现送进医院而获救。出院时，她与丈夫从维熙去向医院院长道谢。也是女人的院长当着她的面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说完便逐客，好像在告诉张沪：“你本该死的。”张沪这位十二年前才十六岁时就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右派的父亲、弟弟也都是老党员）的人被党弃如敝屣，过不了多久就因为“自绝于人民”被严加惩处。她与原为报社编辑兼作家的丈夫从维熙一同被勒令签字画押，一同上警车，一同成了囚犯。
张沪是个小人物，对中共没有价值，自杀不遂还得坐牢。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受的待待遇便客气得多。他因被指为“章乃器的广东代理人”、“陈祖沛右派集团”的头子，在七斗八斗之后愤而跳楼，幸亏只跛了一条腿，人还活着。由于他是中共建国初期自香港挟资归国的，中共着眼于仍在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便未再对他穷追狠打，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的资格，更没送他去坐牢。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了铁轨。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指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吉从此孑然一身，开始了漫长的贱民生涯。
还有父亲因为儿子成右派而活不下去的。此人名蒋维乔，又名因是子，是一位气功师，著有《因是子静坐法》。毛泽东年轻时曾“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这位名气功师的“废朝食，可以二百岁的理论。一九五七年时，因是子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的死去了。
对于因是子的死，谢觉哉说过一段话。他于一九六○年给中共另一元老徐特立写信道：“因是子曾来说法，归真返寂已三年。……一九五七年来北戴河疗养院讲法（即气功疗养）……八十一、二岁，估计他还可以活若干年。顷听黄任老（黄炎培）说蒋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来此说法回去就死了。气功疗养也不过如此。”（注６：见《怀念谢觉哉同志》第一七五页。）
谢觉哉以为因是子未能长寿，是因为他的气功疗养法不灵，却没想过他是自杀。但他确实死得蹊跷，那是因为家中出了右派，子女们不敢张声而已。若非儿子成了罪人，他是绝不可能这样死去的。
对常人来说，跳楼是最简单的解脱之道。如上海《文汇报》管理部副主任梅焕藻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并不等于跳楼者一定就是右派。《中国青年报》编辑戚学毅，自己并不是右派分子，但他不愿如别人一样，违心的去批判自己的同行刘宾雁。他不愿“带着銹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就在批判刘宾雁的大会现场跳楼自杀。他当然不是死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死却比右派分子的死，更深刻地揭示了那场大规模迫害的恐怖。那场古今罕见的政治迫害，不仅摧残了近百万被打成“敌人”的右派分子，而且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銹损了的灵魂”。无数人为了保护自己，明知被斗者是好人也要去打一棍子。这对民族的戕害，实在要比致数万人于死地的迫害更为深重。
一九五八年新年年三十那天，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后摘掉校徽，上车，开到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认为自己没犯罪，拒绝按的则由几个警察架住，扣上手铐，强行按上指印，而后押上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着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着眼流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余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房顶上架着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着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改”的没有工资，“劳教”的则按体力强羽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回十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岗楼，架着机枪。
干活时，地里四个角都有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间休息在地头吃饭，每人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根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玉米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都咬不动。每人每月定粮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两周可以吃到一顿饺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后，由于“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每个犯人，包括只是“劳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内，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而减轻。人们逐渐虚弱，连铁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去。一个分场竟至有一个小分队的任务便是埋人。
本来，劳动已经免了，但春天来了，年轻的都被集中送到某处去春耕。三分场半数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数是刑事犯，大多数是学生，从北京西郊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分子。由于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夏天。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两位右派学生张心涛、刘雪峰，本来一个壮实得像张飞，一个长得又高又大，身体特别好。两人被送到春耕队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是清华电机系的杨小平，当时身体虚弱得不行，没被选中，结果反而活下来了。
由于未经审判，或者说由于不是犯人，无须审判，劳动教养的右派们不知道自己要被教养多久。捱过了一九六○年的饥馑，一般倒也不再有饿死之虞。大家只盼着能挺到解除教养、回到北京去的那一天，谁料六一年年底，当局向右派们宣布：教养是四年，六二年春天到期，但是北京要办成“水晶城”、“玻璃城”，不能收容坏人，所以右派解除教养后全部留场“就业”。这样右派们就注定终身不能回到正常人的社会中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中苏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进攻，直取北京，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必经之地。劳改犯人以及已经解除劳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业右派们，都是潜在的危险份子－－尽管其中不乏因“反苏”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这样右派们便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终于在六九年底前后结束，历时计十二年。（注７：在清河农场呆了十二年的北京大学一名右派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在中国的东北角，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掠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后，这块处女地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俗称“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陆续在那里开辟了农场，转业的人民解放军一批一批的到达那里，年轻的国家建设者也一批批到达；同时，囚犯和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这里。有部电影描绘了那些垦荒者的创业生涯，许多人至今还记得那些英雄好汉们坐在雪橇里，在雪原上唱的诙谐的歌：“北大荒来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旁建了一座农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到了五八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处。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声中，一批一批右派分子被押上了开往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
右派分子到了农场，全部衣服包括内衣裤都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这样，除非赤条条的跑或永远画伏夜出，绝无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于政府的“宽大”，他们不是犯人，没有刑期；但这样一来出头之日就是个未知数，也可能遥遥无期。劳改营的某些规则适用于右派与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线（包括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者，武装人员有权开枪；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他们的待遇比当年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不知差几许，理由是俘虏缴了枪就不再危险，而思想反动的右派分子在还没有改造时等于还没有缴械，因此仍算危险份子，不可优待。
什么样的人送北大荒？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只要“罪行”够得上“劳改”或“劳教”。
剧作家吴祖光以及“吴祖光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都去了北大荒。吴三十年后写过一篇记述《人民画报》副主编胡考的文章，说“从此以后好多年都不知道胡考的去向”。其实，胡也在北大荒劳改，只是北大荒地方太广，彼此不知音讯而已。
《人民画报》的另一个副主编丁聪也被送到北大荒去了。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前夕，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前，曾将丁聪等人找去，要他们保护自己，免被国民党当局加害。丁聪等便于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胜利才回北京。如今中共要抓人，谁也没处躲。后来周恩来把他们从北大荒放回来，已是一九六一年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一九五二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人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身份被暴灵，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 Ｓ． Ｂｕｃｋ）等人的声援，被驱逐出境，于年底回国。一年多后他们参加工作不久，即遇上整风反右，谢和赓落了网。中共将这样的爱国人士扫进右派堆中还嫌不足，一九五八年又将谢押上了去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这一回，再没有人为他们呼吁、鸣冤了。
到了文革中，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一九六七年被抓入牢房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这里应当为一些勇敢、坚强的女子记上一笔。她们在丈夫无辜获罪后决心与丈夫共命运，主动随同来到北大荒。她们的丈夫是罪人，当然不配享有夫妇独处一室的优待，入夜，几十名劳改犯在一大统铺上逐条躺下，两端靠墙处则各睡着一位女性，紧贴着各自的丈夫。这些女姓就在这种窘迫的环境中开始了其北大荒的生活。
右派们在北大荒，真正受到了那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锻炼，由于饿、累、病而拖垮、死去的不知多少。越南华侨中有个老革命家张式，由于开办越华文化公司，专向华侨出售进步书刊，被法国殖民者驱逐到香港，回归祖国后担任民盟中央常委。他作为一名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不明不白的死在那里，成为许多殉难者中的一员。
上海出版界的老人、作家巴金的朋友卢芷芬也是送往北大荒并死在那里的右派。巴金说“卢芷芬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注８：巴金《随想录》第五卷第一一三页。）看来是饿死的。
死在北大荒的民族精华的名字无法一一追踪，但这里还可以再提一位。一九五一年，名歌唱家张权自美归来，周恩来曾出席她的第一场演唱会，鼓励她永远为新中国歌唱。现在她成了右派分子，被赶下舞台，赶出了北京。因为是女的，她未被送去北大荒。她的丈夫，中央歌剧院的合唱指挥莫桂新却未能受此宽大，作为右派大军的一员，他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不久就死在那里，再也没有回来。
北大荒的多数死者同莫桂新一样，是饿死的。但也有人采用了自杀手段对当局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表示抗议。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学生林澄，作为右派分子被发送到兴凯湖农场劳改。因劳改农场的干部也找他治病，他有行动自由，住单间，还能吃上为干部设的小灶。但是他用一把手术刀割开自己的腿部动脉，死在兴凯湖边。
也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个右派学生，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曾抗议：“我没犯法，为其么要按指印？”结果当场被扣上手铐，几个警察强行制服他，按了指印。由于他“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北京半步桥监狱押往清河农场时，他却单独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在那里，这个性子刚烈的青年决定逃跑。可是，当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苏联方向奔跑时，背部中弹，再也没有爬起来。（注９：同注７，一九六一年，兴凯湖有一批右派调到清河农场，将此事告诉了北京大学这名右派。时隔三十年，他忘了那名死者的名字。）
各人命运、造化不同，在北大荒也有人未受大难。北大荒本有一批为开发边疆而献身的爱国者，有幸投到他们门下的右派们便没有遭太大的罪。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匆匆提前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战的土木工程博士李温平，战时终终在西南大后方建设公路桥梁。当时为了打开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决定与盟军合作开辟一条中缅公路。作为中方的主任工程师，李在那个工程中立了大功，于一九四六年荣获美国自由勋章。这位不为人知的抗日英雄，一九五七年时是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室的副总工程师，鸣放中没有什么言论，但他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钧请工程界人士吃饭，名单是由他提出的。《人民日报》发文《在章伯钧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以后他便顶着右派帽子到了北大荒劳改营。来到北大荒后，他以其专业知识帮助农场大幅席提高了水利工程的效率。该农场领导人立即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助手（虽然他无权正式任命一个右派），并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将这位劳改犯的工资由犯人的最高月薪三十元提高到与自己相同的一百三十元。在这位不知名的干部爱护下，李博士终于在北大荒寻到了一块报效祖国的用武之地。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终于能在二十多年后赴美领受了那枚久违了数十年的自由勋章。
一九六一年前后，由于发动“大跃进”而引致全国性的饥馑，二千万农民饿死，毛泽东的左调才有所收敛，于是中共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才得以着手做一些拯人民于水火的好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长张执一向周恩来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周问有哪些人，张答：“譬如聂绀弩－－”
聂绀弩（诗人、文学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的妻姐是周恩来、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发起的“觉悟社”的成员，与邓情同手足，因此邓一直称聂之妻周颖为“阿妹”，周恩来也就称聂为“妹夫”。有此关系，周恩来自然要搭救聂。但他又欲不露痕迹，便答道：“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注１０：《报告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周一句似乎漫不经心的话，解放了一批中国文化界的名人，使这些民族精英（包括吴祖光等）走出了劳改营。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知识份子受到的摧残实在太大了。
从北大荒向西走，是中国的森林宝库大兴安岭。北京曾一批送去过十二名右派知识份子，多年后活着回京的只有一位（王孚庆，中国新闻社编辑）。（注１１：香港《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总第九十六期中《陆铿新闻信》。）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两千名左右犯人全是知识份子，绝大部分是右派。一九六○年前后，两千人中死了一千六！（注１２：画家高尔泰在兰州成为右派后被送到夹边沟，因被公安部队调去画宣传画，待遇比其他吃不饱却还要干重活的难友好，因而得似幸存，活着走出夹边沟。此处引述的数字由他提供。在甘肃、青海几处劳改营先后呆过十几年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告诉本书作者：他的同学、右派李克嘉死在夹边沟。一九八○年前后，甘肃的右派全被平反、获释，交流信息后，大家一致认为夹边沟死人最多。对于一千六百这个数字，他认为应当是可靠的。）
从酒泉往南不远便是“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从广东押往青海劳教场的右派能生还者仅有二成”。（注１３：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六页。）
广东省境内的主要右派劳改地三水农场，离广州不到百里，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二十。（注１４：同注１３，文内说：“该场劳教份子医生曾恩涛博士（已故）告诉我，估计知识份子劳教人员的死亡率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左右。他曾解剖尸体证实，死者肝部没有任何营养储存。）
广东一个矿体分散，无法用大型机械开采的老矿，在井下挖掘的不是挂白牌的刑事犯，就是挂黑牌的右派。原始设备加低贱的劳力，结果便是用人血换矿。几年过去，二十一名右派中，除跳崖自杀者外，因坑道塌方被压死四名，因病死去二名，因伤致残者四名。（注１５：同注１４，第六十三页。）
反党份子们绝大多数是饥饿加劳累而死的。只要管理劳改农场的干部们通点人性，其中大多数可以免于一死。譬如新疆塔里木某处，南边是戈壁滩，东边是罗布泊。一九六一年四月，劳改犯的工作是挑土筑坝，可是“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掺骆驼刺（戈壁滩上的一种野生植物）做成的淀粉馍。过了不久，一些‘反党份子’就进了坟墓。”不久，一位好心的、知道将犯人视作人的陈处长“派人送来十七匹骆驼的黄豆粉，从此，每天早午两餐加勺豆浆，这才减少了死亡。”（注１６：这是一位某省冶金设计院送到新疆塔里木去的劳改犯的回忆，引自秦兆阳《两封信引起的故事》。见北京《当代》文学双月刊一九八六年三月号。）
要是每个劳改农场都有那么一位陈处长，许多人是会活下来的。新疆这个劳改农场当时的死亡总数是个谜，但有一个官方数字可用以参考。一九六○年，甘肃省宁县的子午岭“省办劳改农场犯人死六百余人”。（注１７：一九八八年版《宁县县志》第十六页。）
由于甘肃省官方说这六百多人死于克山病，未提及饥饿、劳累，我们且看另一处的数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外语学院右派学生王升陛由一辆囚车送至安徽一处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据他回忆：六○年初，“我们劳改队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活着的只剩下二十几人。”（注１８：《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十月号第二十一页。）
死在安徽的右派名单如今恐怕已无法统计。除前述作曲家陈歌辛之外，剧作家汪照也在备受折磨后死在那里。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能全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灰中了。
湮没在历史中的还有一批十几岁的青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对官方制定的升学政策不满而罢课，游行示威，并冲击了县委、县政府。为给反右制造气氛，当局马上宣布那是“反革命暴乱事件”，逮捕了十几名学生，枪毙了三名。（注１９：一九八九年版《汉阳县志》第二十页。）等到二十八年后中共中央批准为案子平反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那些殉难者的名字了。
第十六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