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4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四日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现象，已从农村﹁超生游击队﹂转变为富人特权。据国际先驱导报报导，中国富人可以透过缴纳社会抚养费、取得双重国籍或与境外人士通婚等途径生第二胎。
报导指出，中国富人有各种方式合法生育第二胎。在广州番禺经营鞋厂的一名商人已有两个儿子，还想再要一个女儿。他说，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就是交钱，在第二个儿子出生时，计划生育部门曾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直到他交纳了一定金额的款项后，才拿到了当地开具的﹁二胎准生证﹂，并且顺利给孩子报了户口。
另一名拿到﹁二胎准生证﹂的民众透露，﹁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广州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中国大陆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于是他就利用关系，办理了马来西亚华侨证明。
除了拿﹁二胎准生证﹂外，富人还有别的合法途径。据报导，中国企业主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曾有媒体透露，浙江一名私营企业主，为了生儿子支付了高达四十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
另外，中国影剧圈、高等院校、商业机构中的高收入人群在生育多胎的时候，也不违反法律。他们中有许多人与境外人士结婚，或是自己取得绿卡或国籍。
再者，借机在国外生育，让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中国计生政策，也是部分高收入人士的途径。
中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他们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指出，目前中国民众较低的生育率水准是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产生，而非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由于民众生育意愿与政策导向间存在巨大差异，生育意愿因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一旦机会适宜，例如高收入，这种意愿就变成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