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1日讯】 其实，早在1970年，我返乡探亲时就把生建八三厂已把我强制留厂就业的决定告诉了我的大姐和伟伟。我告诉他们，我一分钟也不想在八三厂生活下去。希望亲人们帮助想想办法。
我回到西宝山以后，有一天西宝山劳教大队的刘长庚大队长（西宝山干部的最高领导人），突然来到我的班组，主持每天两次的政治学习。
据说刘大队长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副厅长，由于在1958年反右补课──又有名叫拔白旗运动──中，对此次运动中被补为右派的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公安厅里被人批判。经过半年多的政治审查，刘不但历史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从十四岁参加新四军，从战士一直升到师长的“红色”经历，于是只定了个右倾思想的罪名，被下放到生建八三厂，当了一名管教干部。
此人性格温和，从来不大声训斥犯人。尤其对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只要他找谈话，被找的人总是笑着走出大队部。他如果给教养员做报告，从来只是照着文件或自己的手稿宣读。但他有一段名言，是所有人都非常钦佩的。那就是：“你们是人，我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圣人也一样！有些错误是明知是错，但非要去犯，例如：偷盗、耍流氓。你犯了就要抓你，判你。你不服也得服。有些错误是时代错误，由不得自己。例如：国民党军官、特务。虽然蒋介石也喊革命，也嚷着抗日，但他干的是另一套，你们听了他的指示，帮了他的帮，那麽共产党就要找你算账。当然了，还有右派、反革命分子。你们平日不好好学习政治，结果脑子出了问题。因此就把你们‘请’了进来。……”
他还说：“错了，不可怕。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不亦乐乎！人们每天都反省自己，就能改了，不再犯了。那麽你们就是好人了。” ……
正因为刘长庚大队长把教养员当人对待，所以大家都对他非常尊敬。
有一天政治学习中，他把我叫了出去，沉默了半天，突然说：“小王（我第一次听到干部如此称呼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帮帮忙，不知道能不能行？”
“刘大队长，我一个就业人员，能帮什么忙？……如果能帮上，我一定帮忙。”我回答他。
“是这样的。我的大儿子最近要结婚，可是女方提出非要一块上海手表不可。现在手表凭票，而且在单位里还要抽签，几十个人争一张购表券，我实在是没办法。”他接着说：“你看，你能不能通过你亲戚帮忙买块手表？”
我想了想，如果我亲戚有办法，这个忙还是应该帮的，于是我对他说：“我试试看吧，你也可托托别人，因为我也没有把握。”
确实，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只有农民被公社严格地管理起来，才没有掀起真正的天下大乱。此时的中国，工业产品尤其民用产品奇缺的厉害。人们为了搞到自己需要的物品，往往采取托亲戚、朋友，找关系才能搞到。
人们把这种从非正常手段弄到物品的行为称做“走后门”。而这个“走后门”到了八十年代就变成了“官倒”、“官贩”。例如：八十年代的进、出口需要通关证，也就是进口证、出口证。而掌握这些“证”的大权的人却逼着厂家或商人拿出1%～5%的利润作为回扣，去孝敬这些官员，否则你别想进出口。
同样，手表的购表证是掌握在手表厂的党委书记、厂长的手中的。一个月生产多少手表，按计划分到各个省市、单位，所以为这块上海手表，就必须找熟人了。
我立刻写信给了我的大姐。事情还真巧，我大姐是上海交通大学钢铁系毕业的。她的同学恰恰同上海手表厂的副厂长结了婚。于是她亲自找到了她的同学。
她同学说：“文化大革命工人没几个干活的。一个月能生产一百块手表就不错了。表票副厂长手里没有，我给你想想办法吧！”
第二天，姐姐再去找她，她笑着说：“表票是弄不到了。正厂长管得太严。就是亲戚朋友需要，也要给他120元，才能给一张表票。这样一来，一块手表是120元，再加上120元的表票钱，这实在是不上算。倒是有一个变通的方法，你看行不行？”
“什么办法？”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现在工人上班明明一天能生产十块手表，他只给你生产九块。你给他点好处，他就给你弄一块。不过这也比120+120地价格低。”
“要多少钱？”
“怎么还不花个三十、五十块钱？不过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上海手表，而且是新产品。合算！”她说。
不错，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冒牌货。这是当时一部分工人把工厂的手表零件偷偷带回家中组装的。表壳上没有标号和日期，但功能同真手表一样，黑市价格也一样。
我大姐听了以后，表示同意。于是第三天那个大姐的同学就把手表交到了大姐的手中。一共花了一百七十元。
大姐回到青岛后，立刻把手表交给了伟伟。
刚好，青岛钢厂有一台货车要去王村拉钢砖（铝镁合金砖），于是弟弟搭了个方便，乘那个货车找到了西宝山的我。
我立刻把弟弟带到刘大队长家。这是一个独立的平房。一共有三间房间，一进门便是灶台。刘把我让到了里面后，便锁上了门。
本来，按大姐的意见，这个表钱就不要了。只要能把我安排回家，以后由我来还。
刘接过手表以后，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的欣赏。我怕班组找我，于是给弟弟使了眼色后，先退了出来。弟弟在他家里坐了有一个小时才出来，找到我说：“按市场价120元，全部交到我手了。至于你的问题，他说：凡是进教养所的人，手中都有判决书的副本，但你们这些因‘破坏文革’罪进来的人，大部分没有副本，只有教养决定书。手中没有副本，说明事实有出入，既然有出入，就有可能另判。不过一般另判，就等于撤消处分，那麽回家是早晚的事。他让我告诉你：千万千万说话要注意，千万别节外生枝。也不要跟任何人讲今天的事。”
我去食堂打了饭后，弟弟就走了。
在那一批被押到劳改农场的就业人员走了以后，大约半年左右，我便被调到苏理庄就业大队。这里要比西宝山条件好的多，队长对就业人员也不大声训斥。多少还有点正轨工厂的感觉了。
我想，这也许就是刘长庚队长帮我的忙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