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7日讯】旅居英国的华裔作家张戎曾以描写她家三代人的故事《鸿》而在西方出名，该书在全球卖了一千多万册。隔了十年多之后，最近张戎（和她丈夫合作）推出第二本书《不被人知的毛泽东》，这本被称为“毛传”的书立即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并得到普遍好评。文革时曾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乔治．华顿在英国《每日新闻》上发表的书评甚至称它为“关于20世纪最嗜杀、最腐败的独裁者的最权威传记”，并预测这本书的内容，“绝对能永远结束对毛泽东的时髦崇拜”。
为什么这本书获得这样高的评价？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在书评中说，因为这本“最具说服力”的“毛传”告诉世界，20世纪最邪恶的暴君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而是毛泽东。英国《卫报》的书评家雅夫达（W. Yahuda）也说，该书中的毛泽东“是一个可以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提并论的20世纪最大怪物；但若以造成的死亡人数而论，毛超过那两个恶魔，因毛造成七千万中国人无辜丧生。”
但一如既往，中国政府封锁一切和其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评毛著作，张戎的书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甚至连刊载书评的外国杂志也被查封。《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 “毛与我们”的社论说，最近一期《远东经济评论》因刊登了前英国《泰晤士报》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的书评，而被中国当局查禁。梅兆赞是西方知名的中国通，他在1989年因报导天安门事件而获当年“英国年度最佳记者奖”。他这篇书评通过介绍张戎的书，揭示了毛在 1949到1976年期间的罪行。该社论介绍说，负责发行外国刊物的中国国家出版进出口公司通知《远东经济评论》说，因这篇书评，这期杂志将不能在中国发行。
因一篇书评就查封整本杂志，是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几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曾因刊载一篇对达赖喇嘛的专访，当期杂志就被禁止在中国发行。在遭到抗议之后，北京当局做的妥协是，动用大批人力，把那期杂志中有专访文章的内页全部撕掉，然后才被允许送到中国的报摊和书店。那个一群中国人在当局组织之下撕去杂志内页的场面，想来是多么荒唐。它和当年秦始皇焚烧书籍、扼杀思想，本质毫无两样，只是中间隔了二千多年。
张戎的书虽然被中国官方封锁，但就像当年李志绥的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样，最后会被各种地下方式流传到中国，毕竟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
张戎的“毛传”不仅将启迪中国人重新认识毛泽东，还会对西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西方知识界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和研究斯大林和希特勒，把他俩视为二十世纪的主要暴君，却没有重视毛泽东。不仅如此，西方还大量充斥着对毛的歌功颂德。上述英国作家乔治．华顿都在他的书评中愤慨地说，西方政治家、左派政客、学者、激进的时髦人物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非常可耻，他举例说，曾被誉为“英国国宝”的汉学家杨尼班（Tong Benn）就曾号召西方学习毛的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中间当然有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多是从热爱中国文化、研究汉语起家的，因此多被称为“汉学家”。这种对汉语言文化的热爱，这种好感，导致他们对毛，对中国的专制制度缺乏敏感。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中国通”多是左派，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自然容易把毛的暴力革命理想化、浪漫化。多年前我在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斯（ Anthony Lewis）时，曾提到这个问题。这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也曾多次去过中国的左派专栏作家都坦率地说，“我想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欺骗。包括美国的记者，往往非常天真、非常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甚至文革都发生了，我们还没认识到。我们的确由于什么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当然不要说美国记者和一般的所谓中国通，即使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最高权威费正清，其实也是一个“中国不通”。费的最后一本书是《中国新史》，所谓“新史”主要是修正他以前对中共的浪漫幻想和评价。六四天安门屠杀后，费正清竟感叹，他根本弄不懂中国。当被称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鼻祖”都“不通”如此，那么那些小费正清，小小费正清，可想而知，其对中国和中共的认知，即使多么费心，最后也是既不正，也不清。
当然除了西方中国问题专家自身的问题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作家还没有写出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样有份量的揭露共产黑暗的专著。西方人对共产苏联的真正了解，很大程度和索尔仁尼琴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而且今天中国人直接用英文等揭露毛和共产中国的一般性著作，也都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戎的书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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