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2日讯】在毛泽东的众多秘书中，陈伯达是在中共权力舞台上攀得最高的，他以一介文人，凭文章、小册子而成为红色权贵，最终却没有避免阶下囚的命运。
考陈氏生平，最有光彩、最有朝气的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延安之前，那时他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在平、津从事文化活动，写下一系列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文章，发起“新启蒙运动”，名声渐起，其笔名“伯达”也从这个时候起超过了他的本名。阅读他当年笔锋锐利的、文采斐然的文章，可以想见这位福建才子也曾是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之投身乌托邦革命的阵营，初衷也是争自由、争平等，他曾为“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1935年12月发表的《论自由》一文传达的就是他当时的心声：“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想笼统地说，也就是争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在那里失掉自由的地方，那里的文明就要遇到不可免的灾难。人类的力量，聪明，活泼，创造，事实上都要以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否认自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否认文明的存在。……‘不自由，毋宁死’——这种呼声，如果不是身受的，是叫喊不出来的。”
然而，一旦他受到高居金字塔尖的“草头天子”恩宠，他笔下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大致上都是些政治宣传品，不再有追求思想自由的气息，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与争自由毫无关系，而且恰好相反。历史的可悲就在这里，许多像陈伯达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献身于无比神圣的事业，是将本民族从枷锁下解放出来，而结果正好是一起把新的更坚固的枷锁套在了全体国人的头上，包括他们本人在内，谁也无法幸免。
悲剧从延安，从更早的江西农村、从陈独秀等民族精英的一念之间就已埋下伏笔。即使储安平已洞穿自由的“多”、“少” 与“有”、“无”， 也没能逃脱灭顶之灾。从争自由到自由的丧失，对陈伯达而言乃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1949年到来不久，他就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哪怕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也无法知道那一刻获罪。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到，那年12月，他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斯大林在酒宴上用俄语向他敬酒：“祝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身体健康！”他也以俄语回敬斯大林：“祝世界上最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大林身体健康！”陈伯达马上意识到毛对此的疑虑，果然第二天，毛就没有让他参加会谈，接着又有一次会谈没让他参加。没事可做的陈伯达于是到中国驻苏联使馆去和十多年不见的儿子（时在苏联读书）团聚了两天，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也引起了毛的不快。这是他亲身的经历。
另一件事，毛在夺取政权后对昔日帮助过他的故人章士钊恩宠有加，但当章早年的学生、一位中南海的共产党干部给章写信，信中对章推崇备至，信被毛看到，竟然是“很不高兴”，写信人后来就被调出了中南海。
那时，离陈伯达倒霉的日子还远，毛对他的宠信还没有彻底结束，但作为一个人，他的自由、尊严早已丧失殆尽。不过，“不自由，毋宁死”的箴言再也不可能令他激动，“自由”对一个纳入金字塔格局中的权力人物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比奢侈的词汇。从自由的丧失到权力舞台上的沉沦，只剩下了一步之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