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3日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封建皇帝，为他们杀戮的忠臣平反昭雪。例如：秦国大臣商鞅变法被惠王杀害，韩非子被赢政杀害，后来都平反；汉朝的“党锢平反；三国时候曹操杀扬修，后来平反；唐朝宣宗杀李得裕，懿宗又给他恢复名誉；宋朝杀害岳飞，后来平反；明朝的东林党平反；清朝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后来又采取戊戌变法的政策，实行“假立宪”，等等。
现在的中共，不论从国体还是政体考察，都是和清朝一样，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中共也必然和清朝一样离不开封建循环的规律，不断的高层争夺皇权的斗争，不断的为他们杀戮的忠臣平反昭雪，毛泽东看得最明白，他说“几十年再来一次”；邓小平说“早晚得来，早来比晚来好，我们这些老人都在，能够果断的解决”。现在，胡锦涛集体，要为邓小平杀害的胡耀邦平反，没有什么奇怪的，无非也是和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后来又实行“新政”，和邓小平为刘少奇平反一样，给破烂不堪的封建统治机器修修补补，换汤不换药的治疗腐败透顶的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中共是绝对不会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我们不要被中共的所谓政治改革谎言迷惑，这一点从八九民运的导火索——胡耀邦逝世的事件前后中，可以略见一斑：
一、1987年民主思潮又兴起，全国有十几种宣传民主刊物出现，例如：《走向未来》、《传统变革》、《文化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化》、《新华文摘》等等。民间社会研究机构起了作用。例如:例如万润南领导的四通研究所，王军涛领导的研究所，组织了多次社会调查，学术研讨活动。另外大量社团出现，如：北大的草地沙龙。报刊讨论权力下放，苏联和东欧改革，都有很好的论述。特别是电视政论片《河殇》，批判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蔚蓝色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影响非常大，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一股《河殇》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经济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来配合，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把政治改革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协商对话等等，可是又重蹈历史覆辙，和中共八大报告一样，会开完后一张废纸，并不执行。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一样，十三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治理整顿是主要任务，停止了政治改革。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识分子们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国内外报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说“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比我们走的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比我们的透明度要彻底的多了，他们批斯大林批得那么厉害，我们就没有这个勇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见诸于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镇》的拍摄上映一波三折，说过了头，彻底否定就不过头啊？”还说“一个国封闭，先从新闻开始，为什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依然如故，因为封闭，我们总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象布哈林案，现在苏联给他平反，披露了事实真相后，才知道是个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报》发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国青年报》发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个趋势》。《世界文汇》发文《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为推进改革重新评价历史》。《人民日报》发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文《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香港信报》发文《方励之在香港与叶知秋的谈话》指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最多两代人。邓小平做不了，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经济学周报》发文《严家其关于时局的对话》指出“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新观察》发文《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广州研究》第四期发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王逸舟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封建主义政治的这个特点，以新的变形出现：在苏联和东欧，有所谓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在其它一些国家，试图把共产党领袖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父亲。这说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实现。”理论界对政治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1989 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深深影响着中国大陆，同时又是晚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回忆。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提出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公开信，成了当时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一连串的反响。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苏绍智和方励之等人，在北京“都乐书屋”开展“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的许多驻京记者。方励之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说“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否定的态度。知识分子不能只改变他们的思考方法，他们必须行动。如果没人出来呐喊，就没有前途。”2月初，方励之和中国民联的陈军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联谊会，”方励之发表演讲说“希望企业家们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5日，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 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公开信，支持释放政治犯。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公开信，发动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活动，中外老中青著名学者、知识分子30多人签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教授带头发表了，由42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要求保障公民权力，释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经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大规模知识界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第一次。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开信签名活动，引起了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积极响应，起到了带动势潮作用，国内外各种媒体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无数波澜推动的，这些要求民主的活动，对后来的八九民运产生了直接影响。
2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方励之与台湾记者的谈话》说“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越来越大。内部说来，不论知识分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台湾《联合报》发文《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洲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了《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说“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中国人的悲哀》的小字报说“打倒专制、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贴出“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号召“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新华文摘》第一期发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议会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对非武装群众的镇压。议会道路，既一条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欢迎匈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大多数人支持改革》。3月 21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新见解》。《新华文摘》第四期发文《评赫鲁晓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员人数剧减》。4月6日，北京大学帖出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国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对宪法做重大修改，改行总统制，设参议院，民主选举产生参议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二、封丛德说“关于这一运动背景，我想确和邓小平说的和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当时我是北高联主席，大气候对八九学运的影响，在4月底为了纪念五四我们曾讨论过一次，我当时说：总结国际大气候，大概有那么七八条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兰废除一党专政，捷克变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选，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私有化，当时确感到国际气候的影响。但这种感受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特别是利用大字报进行流传。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开始我们很明显就是团结工会影响。尽管运动有各种背景，我个人是把这场运动理解为一种自发的运动。由很多的组织试图挑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发生，比如说像民主沙龙，我参加了北大筹委会，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龙的存在。”（1991年6月）当时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北大学生刘刚、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十七场讲座，请“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任畹町去演讲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还请方励之、李淑娴去演讲，李淑娴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方励之说“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4月15日，被罢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的导火索。香港《明报》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活动，以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行动表示对当局不满，胡耀邦猝然去逝，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八九民运发生时，东欧的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极大的关注，他们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媒体，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报导，对八九民运有明确的针对性，希望中共学习东欧、苏联的政治改革，用民主办法解决中国问题。4月17 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工会注册登记恢复合法活动》。5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不改革没有出路》。5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向学术界发表讲演》说“主要祸根就在于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义体制短处。只有拆除这个体制，完全使列宁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发挥效力，才可以使国家走出疆局，制止临头危机。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这样产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实行戒严，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5月27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当选为苏维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政治改革迈出重要一步：首届苏联人代会举行》。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周刊〉首刊发行》。6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重新安葬纳吉：国家领导人及二十五万群众参加葬礼》。6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的看到八九民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九民运发生时到北京访问，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会晤，目睹了八九民运悲壮的一幕，使他认识到，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位，中国民众的呐喊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不彻底进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论是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他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条，六四惨案可以在苏联、东欧重演，斯大林时代可能复辟。所以，苏联吸取中国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八九民运，中国人民热血沸腾，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为争取人权、民主，几十个日日夜夜，走上街头，学生更以绝食和健康进行努力。随后发生六四血案，震动了全世界，对东欧共产制度瓦解有可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99年5月11日）
三、1989年的时候，“春江水暖鸭先知”，严家其等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中共高层领导，清楚看到“邓小平手中存在着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权利，他年老体弱，既将卸任，各种政治斗争就是以维护和夺取，强化和削弱这一最高权为中心而展开的。”
邓小平在1987年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把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权力中心打倒，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发动一次大的运动，削弱或摧毁赵紫阳的权利力中心。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邓小平继华国锋、胡耀邦之后，将再次利用非程序更迭手段搞掉赵紫阳的紧迫局势，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再不能沉默了，再不能坐以待毙了，他们要奋起抗争，也许能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利用海内外媒体，掀起一股所谓倒邓保赵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8年9月会见美国经济学家后，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提出“排出超级老人政治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刊文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我们看准了赵紫阳。”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说“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在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个对话在香港《镜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1989年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要求中共“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将要爆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政治斗争都是在清华和北大点燃火种的。恰好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这无疑给这次封建专制高层权利斗争投入了催化剂。因为胡耀邦就是邓小平一派利用学生运动，以非程序权力更迭，赶下台的。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联想，为胡耀邦鸣冤平反，可以反对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还可以推动政治改革。这样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及学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用和平的方式开展民主运动。鲍彤说“胡耀邦逝世，当天晚上就有大学生陆陆续续地到天安门，第二天人就更多了，越来越多，几十万人为他祭奠，表示悲痛，一是他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他下台，学生对邓小平不满，所以来纪念。”（1999年6月）
八九民运是在中共封建专制社会里发生的，就必然带有封建专制社会里民主运动的特性。八九民运不论带有洋务运动的救国性（赵紫阳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变法性（严家其为代表），辛亥革命的坚定性（王炳章为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方励之为代表），学生运动的无畏性（王丹为代表），工人运动的壮烈性（韩东方为代表）等等。但是，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在将交权前夕，由于没有法律程序，高层各派系之间争夺皇位，造成了政治松动时机，又恰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彻底失败的时候，对中共积怨甚多的民众，利用这种政治自由时空，以游行示威方式，表达争取民主的意愿。而中共高层在政治斗争中，邓小平保守派利用民运力量，乱中取胜、小题大做，达到夺取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权力的目地。毛泽东利用运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反对派，保住了皇权。他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这是历史规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治制度，而且久病成名医，他在中历史上三次被政治权力斗争赶下台，又三次利用学运，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保住了皇权。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件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邓小平他们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权无程序更迭时产生的周期性动荡了如指掌，并且能够顺水推舟，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
现在，中共为了挽救灭亡的危机，可以像慈禧太后为光绪、邓小平为刘少奇平反一样，也为胡耀邦平反；这样缓解了人民要求民主的矛盾，然后继续进行封建统治，继续屠杀要求民主的人民；等再到了政权危机的时候，再为赵紫阳平反，再缓和政权的危机，中共为了永葆红色江山，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再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都可以为“法轮功”、“六四”、民主党等有限度的平反，但是，中共是绝不会自动放弃封建政权的，哪怕动用坦克、机关枪、大炮、军舰、原子弹打击美国。这样中共就可以实现邓小平的“杀学生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坚持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变”的目标。
中共的杀人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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