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陕北水土、民风自有特点，自然就养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人物特性。陕北人有个特性不容忽视，那就是剽悍。
李自成是个剽悍的陕北人。他青少年时期，受尽贫苦煎熬，外加官府暴政与民间黑恶势力的欺侮凌辱，迫使他20岁左右就大胆反抗，杀死恶霸，逃亡他乡，入伍参军。后来参加并领导造反军，智勇双全，经常所向无敌，平素非常克己，”不好酒色，脱粟粗砺，与其下共甘苦”，造反十二年之后，于襄阳建立自己的政权大顺，次年正月于西安改称大齐，二月进军北京，明朝专制腐败透顶了，造反军总共只用四十三天，就攻克了北京。此前李自成军纪严明，进入北京时曾经下令：”军人入称，敢伤一人者，杀无赦。”这种文明的军令和蒙元游牧军队几乎攻克任何城池都部分男女老幼一律实施屠杀的野蛮行为，有天壤之差。后来李自成失败了，但是他那种敢于大胆反抗暴政与腐败的精神，并依靠才智与民心，积聚了那样大规模的造反力量，直到推翻专制腐朽王朝，不但造成历史影响，也是剽悍的陕北人的一个历史标本。他那个时代，中国人几乎无法接受到系统的现代人权与民权的影响，所以李自成造反与建政不能摆脱旧式体制的窠臼，在所难免。死时不过四十岁左右。
共产党人刘志丹是个剽悍的陕北人。他出生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拔贡，在普遍贫困到极点的陕北，他家能够供养他榆林中学毕业，可以看出他家的富足。一九二五年到二六年，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后来到西北杨虎成手下工作。可惜他的剽悍没有用对方向，在那个很容易接触到民主文化的时代，同时苏联赤色恐怖已经让人类害怕的时代，他却一直领导陕北共产党造反军，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军阀割据，为四处流荡、走投无路的毛泽东造反军，提供了落脚地。后来中共造反军企图与山西的阎锡山争夺底盘，入晋作战，他阵亡于一次战斗，时年不过三十六岁。
高岗是个剽悍的陕北人，一九二六年就糊里糊涂，参加中共造反军，在中共进入北京之前，一直是陕北中共造反军的一个重要指挥官。他性情粗鲁，骄狂自大，连毛泽东也不放在眼里，在中共那种极端等级制下，敢于如此藐视上司，剽悍之性格，可见一斑。一九四九年在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时，竟然在会谈中恬不知耻，要求将中国的东北化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后来主政中共东北局，依然将苏联看得高于中共，甚至到处悬挂斯大林画像，而毛泽东画像则无处可见，加上他剽悍之上，生性粗俗，到处丢中共的脸面，就遭到毛派势力的制裁。据说有次在中共国家级的舞会上，对待女舞伴动作污秽，惹得周恩来愤怒，拂袖而去。这样的剽悍，是一种低级的剽悍。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高级剽悍的陕北人高智晟律师。他和以上几个剽悍的人不同，那些人剽悍要么在于敢于大胆武装反抗暴政，要么象高岗一样剽悍的冲动只受自己野蛮粗鲁的欲望所支配，高岗式的剽悍属于一种无知的剽悍，而高律师的剽悍是理性的智慧型的剽悍，他以法理为武器，以人权和民权为目标。可以说他是人道型的民主型的剽悍。
高律师和李自成有类似的苦难的青少年时期，陕北肥沃的土地因为专制体制的无能，长期导致他们的匮乏。高律师的青少年时代，也和中国多数农村青少年一样，饥饿、寒冷、疾病、焦虑、劳作、失学，是家常便饭。为了节省每天两分钱人民币的午餐费，他每天三次徒步往返，几年累计行程三万多公里，才读完初中，然后考上高中，却无钱就读。但是他天性中的剽悍，不会屈服于困难。他到处寻找参军的途径，途中差点饿死，还好正因为中国国民百姓中良心没有死绝，他幸存了下来。当兵三年后，退伍了。他在乌鲁木齐打零工、推车卖菜，坚持自学，两年掌握了法律专业的知识，并且在九十年代中期，一路过关斩将，考试通过，获得了非常难以获得的律师资格证书。要知道一个只有初中教育背景的人，一个只能在挑葱卖菜的之余自学的人，一个在众多名牌科班毕业生中竞争名额有限的律师资格的人，如果没有剽悍的性格，早就被苦难吓倒了。
后来律师维权的生涯，到处闪烁着他勇敢、仁义、不畏强权、义气为先的高贵品格。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好几个著名的医疗事故损害案都在手里胜利了。中国的医疗事故太多了，有的医生手术中割错病人的器官，有的在胸腔或腹腔内丢下手术器具或杂物，有的用错错药物导致患者极度伤残，有的干脆使用加速病情恶化的药物，目的是将病人转到另外大医院，以便哪回扣，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中共统治下的医德普遍溃烂。
医疗事故后，由于受害者多是普通民众，那些卫生局老爷们，那些医院的黑老大们，那些没良心的医生们，照样吃喝玩乐，麻木不仁，直到藐视受害者的依法诉求，很多局长们干脆扬言无论花多少钱也再所不惜，就是不能让受害者赢得官司，有的扬言就是你胜诉了，只要我在位你也拿不到一分钱。这些官司中，可以看到中共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邪恶势力是多么嚣张，比秦始皇还要嚣张败坏！
高律师面对过很多这样的官司，而且都是义务辩护，因为受害者贫困潦倒，很多人家的生活几乎贫困到和野兽的生活没有大差异。”1998年7月15日，《中国律师报》有一篇题为》《他们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叫邹伟毅的孩子的故事。1993年，孩子出生3个月的时候，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医院打吊针，由于医院大剂量的使用青大霉素，导致孩子双耳重度耳聋。这个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这一老一少，奔走了将近六年，医院分文不赔。最后老祖母拉着小伟毅双双跪在报社门口告状。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即全国哪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愿意为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请迅速与中国律师报联系。”（摘引自大纪元）这个孩子的奶奶告状六年，山穷水尽，贫困到每天到市场捡菜叶子当菜，并剁掉自己的一个手指，一表示对中国没有良心的官僚们的义愤，并发誓官司不赢，决不罢休。
高律师看到消息后，义无返顾，立即电话联系，表示接案。从他住乌鲁木齐带丹东，有万里之遥，他和助手们克服了经济上的困境，经历了东北的严寒，多次往返奔波，住简陋的小旅馆，吃粗茶淡饭，迎战邪恶的官场邪恶势力，那些邪恶势力以16万聘请了两位东北一流的律师，并扬言：”宁可掏一百万打这场官司，也绝不给孩子赔一分钱。”最后高律师因为准备充分，法理优势，加上媒体合作，战胜了习惯于吃人的官僚们，为受害的孩子赢得了八十七万余元的赔偿。
他的良知推动他不但继续维权，而且深入思考。请看高律师的言论片段：”关于医疗领域伤天理，灭人性的案例太多了。这种案例首先是由于医院的技术和财产规模方面的强势，以及他们属于国家机构，使得他们处处占有强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门没有道义和对法律责任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使得这一类型案件的处理极其不公正，甚至是伤天害理。这几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我不遗余力地做了点事，由于我的每一起案件几乎都能在国内引起大规模的报导，也确实在全国范围改变了一些观念。
周成汉与邹伟毅有着一样的遭遇，同样是超剂量使用药物的医疗事故，同样是双耳失聪，同样是我为他打的官司，但他没有小伟毅的幸运。医院把孩子治残了，卫生局局长亲自作医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种嚣张和无耻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会发抖。他在法庭上公开讲，决不能让你们赢得这场官司，万一你们赢了，只要我在位一天，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周成汉的祖母当场气得昏倒在地，法庭出来没半天就死了。这场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异常艰难。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发言时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法官先生，一个社会，当道义没有了力量，真实没有了力量，良知没有了力量，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社会。今天在这法庭的国徽下真正演义的是甚么？是道义、良知、人性和真实在你们的手上全部丧失了力量，是公、检、法、医院、卫生局、党委、政府联手和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孩子在斗争。'”（摘引自大纪元）不久之后，在新疆他为同类型的一个孩子赢得官司。根据高律师的回忆—”99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9岁的脑瘫病孩。”
“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这家人姓王，家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孩子三岁时患了当地牧区很流行的包虫病，部队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导致脑瘫。之后他们多次到医院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每一次都被赶出来。于是举家来到1,4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找我。”
“听着他们的故事，看着孩子，我眼泪哗哗的。病孩长得非常漂亮，可脖子却像面条一样，人要扶着，头能支起来，人要不扶，马上就耷拉下去了。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全部乱套了吗？我给孩子塞了两百块钱，并决定给他打这场官司。”
“这场官司对方的阵容是十名被告，十二名律师，非常庞大，因为他们个个是个体户，都有钱，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孩子又瘦又小的父亲。庭还没开呢，对方就故意放出风声，说他们跟当地的政法委、人大和法官关系如何如何，’姓高的想赢本案，如履蜀道！'””一开庭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理智，你们将给孩子赔钱，你们输的是钱；如果你们不理智，迷信那两个钱的力量，那你们将输掉道义和失掉钱。””我当时正在给新疆检察系统讲课，他们一听我是免费给孩子打官司，给我派了车。新疆电视台对这场官司一直跟踪报导，强力地支持了我，法院最终判决给孩子赔偿32万。””非常不幸的是，官司打赢了，杨伟国这孩子却因为耽误了治疗死了。”高律师还为企业转换体制中的受害者辩护，面对的是强行动用国家机器，抢劫民营企业的专制腐败群体。但是他胜利了。他为很多强拆受害者辩护，他胜利了。他为大法弟子的基本人权辩护，顶着司法机构的多种威胁恐吓，为黄伟辩护成功。没有人道的热忱关怀，没有民权信念之上的剽悍个性，若大中共帝国，几个律师能够象高律师那样，坚持良心和法理，迎战、金钱、权贵和腐败邪恶呢？
陕北油田案中，到处留下他不辞劳苦的维权声音与身影。他率领他的助手们和合作者，经常亲自深入陕北，调查真相，撰写大量文章，揭露陕北地方政府的违法，给中共高层写信，最后迫于强大舆论压力，陕北地方政府才在上级的指令下释放了被关押了好几个月的油田案原告法律代理人朱久虎先生。就在朱先生回到北京的期间，高律师等仍然在陕北坚持自己的维权工作，他在那里写道：
“我们决心继续进行我们的调查，作为一个整体的维权目标，争取对朱律师的释放只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除朱律师外尚有十二名无辜的同胞被非法关押着，并有被交付枉法审判的危险；另外还有九人被取保候审，还有几十名无罪同胞被逼长期流亡在外，有家不能归；还有数百名无辜公民受到非法监视与骚扰，六万名投资者几十亿元的财产受到非法抢夺后至今未能获得合理补偿，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更无停下来的条件。我们对维权工作的放弃，即是对非法行为的纵容，即是放弃我们对良知的应有责任。”
“我们无须喊什么口号，只有进行和平的维权，中国公民才能改变愈加恶化的生存状态；对陕北石油案，我们的调查将在艰难与危险中进行，一些危险已经是可见可感的，但我们乐此不疲，因为我们相信依法治国的价值，那是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就像对朱久虎律师的释放一样，它是无数秉持正义价值者不懈斗争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勇敢的声音，已经透露出高律师不畏强权的剽悍了。九月七日，他的家人遭到北京警方的恐吓。”大纪元特邀记者易帆报导，据悉，两周前高智晟律师去外地出差，他刚出家门，当地的小关派出所的三个警察便开着警车大大咧咧地来到他家中声称要查证件，紧接着问高律师人在哪里。高律师家人说他出差去了，警察转而要查他家人的身份证，并四周查看了一番，问他们租的是谁的房子。”（摘引自大纪元）很明显，这里警察使用的是惯用手法，即通过给良心国民的家属施加精神压力，来给良心维权国民的本人施加压力。但是这些压力，不能动摇高律师的维权决心，他继续奋战在陕北。
目前他和他的朋友们在陕北继续调查油田案，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同时他一直关注举世注目的广东太石村事件。
九月八日，高智晟、许志永、滕彪三位律师学者发表了致世界法律大会中国代表的公开信，题为”法治中国需要中国法律人的良知及责任”，信中写道：”和谐社会离不开民主与法治，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经验。””请不要忘记，此刻，就在你们开会的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法治悲剧。”然后他们列举了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
“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个无辜公民涉嫌抢劫杀人于1994年被关进了监狱，在法律证据根本不能成立，前前后后13位律师和无数优秀的法学家为他们做过无罪辩护的情况下，他们在过去的十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被判处五次死刑，至今仍在狱中。”
“2003年6月，陕西榆林地方政府暴力强行收回民营投资人开采的油井。投资人选出维权代表依法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他们依法向陕西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却被非法拒绝。2005年5月，十二名维权代表突然被抓捕，他们的委托代理律师朱久虎也被抓捕。就在你们参与盛会的时刻，无罪的朱久虎律师正在陕北狱中。而事实上，陕西省榆林市政府驱数千警察，在当地法院、检察院的配合下，公然采用暴力形式，在几天的时间内即将十几年前就是从这个地方政府手中获得的石油开采经营权的、六万投资者的一百亿元的经营成果抢劫后占为己有。一个自称是合法的政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了当事人所有的法律实体及程序权利。事涉投资者的经营权、财产权、人身权等一系列宪法及法律权益，榆林市政府直接以暴力方式强行剥夺。对当事人的行政告知程序、送达程序、听证程序、复议程序、裁决程序、诉讼程序只简单以暴力程序以代替。”
“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和行贿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改判8年。但事实清楚表明，所谓贪污，其实不过是2000年度南方都市报发放的一笔年终奖金，所谓行贿，是南方都市报给南方日报调研员李民英发放的奖金。这样的奖金发放对于市场化经营的媒体而言本来非常正常。””2005年4月到8月，山东临沂市在计划生育运动中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粗暴践踏法治–滥罚款、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等。”
“2005年8月，广州市番禺区太石村村民基于对前任村委会腐败的愤怒，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这本来是村民正常的合法行为，但却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他们不惜动用暴力阻挠村民实践法治的行动。在诉诸法律无门的情况下，村民们不得不绝食抗议，地方当局竟将绝食者关押。直到今天，他们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抗议仍在进行。”
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事件发生后，高律师的助手、曾经是大学讲师的维权勇士之一郭飞雄先生立刻前往维权前沿，充任那里村民的法律代理，结果九月十三日失踪。高律师等立即呼吁光复恢复郭先生的自由。九月十四日他愤怒呼喊道：”今天是郭飞熊在广州失踪的第三日，我同一亿多网上的同胞、朋友一样，在惦念着他的安危。曾几何时，我们共同为风雨飘摇的国事烦懮！为黑暗的专制独裁制度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及危势而共同流泪！但更多的则是，为各地尚有血性的中国同胞风起云涌的维权斗争而感到振奋。根据当今中国员警在绑架中国公民后一贯的死不作声的恶习规律判断，郭飞雄已经落入权力的黑手。”同时他表示将充任郭先生的辩护律师。他表示里充满了豪迈和剽悍，”如果他被交付审判，我们将会在法庭上共同战斗。如果那时我还有人身自由，我将会为这位优秀的公民—郭飞熊辩护！”九月十五日他和他的朋友们，愤怒谴责广东地方政府的暴虐，这篇疾书于陕北靖边的文章中，他们严厉谴责道：”先后数次，仅仅因为这些村民要求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选举权，这个地方当局多次在文明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向手无寸铁的公民施暴，先后抓捕无辜村民五十多人，打伤多人，迄今仍有二十七人被非法关押。”
中国各地今年以来不断发生着地方政府以野蛮手段残酷打压公民维权的暴力事件，这表明中国人民已进入一个最为黑暗，最为危险，但也是一个最具希望的时代。从有现政权以来，由于病态的权制司法体制，几十年的所谓新中国没有诞生过法治。如果说在过去，各地官吏对中央权威有所惧怕，使中国社会还有一段时期的苟安，今天的中国在各级官吏眼里，中央权威已如烟云消散，人民的权益连偶然受到保护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2003年以来，不断地发生类似太石村及陕北油田事件般官员虐民的冷血事件，受到残暴伤害的公民，规律性的状告无门，和平的抗争必遭野蛮报复，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人的出路何在？这种持续的野蛮状态表明，当今中国的天下已不是人民的天下，也不是中央集团的天下，而是一个个野蛮的地方官吏集团的天下，人民和平生活不能，中央集团的苟安不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容许这种既无道德性又无合法性的局面存在呢？””中国历史向我们昭示，不受节制的权力体制，反动官吏残害人民向来是专制政治的主旋律，只是今日最甚；而历史同时告诉我们，人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
“最后，作为中国公民，我严正警告那些正试图向人民发动战争的官吏，或于明日，或于历史，未来你们必然要遭到人民的审判。但未来对你们的惩罚将是通过法律的正义之剑，而不是如你们一贯的嗜血暴力！”九月十七日，剽悍的维权律师、良心榜样高智晟律师和他的战友楚望台先生，继续义愤填膺，他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释放无罪同胞，惩办犯罪官吏，要求释放释放冯秋盛、郭飞雄、吕邦列等同胞。他们满怀激情地呼喊道：”多年来，由于你们顽固地坚持这种扭曲的司法体制，导致了司法在规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方面的价值几乎是彻底全无。政法机关完全成了各地犯罪官吏集团实施犯罪、侵犯人权的工具。而这种反现代社会的扭曲的司法体制多年来一直被中央政府肯定和呵护着。近两年来，各地腐败的官吏集团明目张胆地动用公检法力量抢劫公民的财产，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维权的同胞施以野蛮的毒手。各地对维权公民的抓捕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极致如此次的太石村事件，及陕北油田事件，动辄就动用数以千计的荷枪实弹的虎狼恶警，对付和平维权的手无寸铁的公民。我们要大声质问，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与自己国家制定的法律为敌？为什么要与基本人性为敌？为什么非要迫不及待地把中国人民逼向绝地？”
九月十八日他仍然在陕北维权阵地关注广东太石村村民依法维权的事件，他为那里的村民选举胜利而欢呼，他在《民意不可战胜》里写道：”一个村子的选举，善良村民身体力行的权利实践，得到几乎是全体中国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人们再次失望地看到权力集团再次不识时务地做出了不合时宜的选择，企图以暴力打压。他们几近动用了广东省三级政府的所有暴力资源以张牙舞爪，但最终我们看到了那些身体单薄，光着脚板的村民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权力集团败在这些村民手里。””那群光着脚的选民与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那个庞大的选举集团比，只是坚持了自尊和自重，结果他们胜利了。”
“将维权进行到底”，是高律师的选择。在他英武剽悍的维权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是正义的立场、高贵的品格、缜密的法理知识、行动为主的人生路线。维权已经掀起了新式革命。我们盼望更多的律师、学者、国民，能够在高律师新剽悍的影响下，奋起依法维权。
2005年9月23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