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讯】都灵和米兰都是意大利的名城。 这两个城市的中文译文也都颇有文化内涵。Torino (Turin) 在中文中被译为两个方块字：都灵。如果从中译文理解的话，Torino 应是灵感之都了。 至于Milano (Milan), 它的中译文是米兰两个字， 稻米的米， 兰花的兰， 完全可以理解为稻米之兰花了， 给人以丰富的艺术想像空间。
然而， 鉴于此行的目的， 到意大利来，使我立即想到的是两位可能还不大为国人所知的意大利人 。 一位是乔瓦尼‧阿曼多拉（Giovanni Amendola ), 另一位是彼埃罗‧戈巴蒂 （Piero Gobatti). 这两位意大利人是西方最早研究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 的自由派学者。 极权主义一度曾被认为是冷战的产物。 其实，早在1923年，阿曼多拉和戈巴蒂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提到了极权主义体制。他们是在探讨法西斯专政与其它专政不同的特点时，使用了极权主义一词的。 根据他们的记述，当年的法西斯分子接受极权主义一词， 而墨索里尼本人于1925年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党代会上就使用过极权主义一词。 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 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国家曾是公开谈论的话题。 1924年春天，阿曼多拉开始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 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定义为“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极权主义的反动”。 上个世纪20年代正是马克斯主义和共产党开始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渐渐地知道了那两个德国人。 可惜的是， 当时没有人把我们所说的两位意大利人介绍给中国。
在阿曼多拉和彼埃罗之后，其他人不断继续著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 上世纪30年代末叶，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鲁道夫西尔费丁（Rudolf Hilferding) 著书指出，“各种极权主义在本质上都相差无几“。 后来，到纳粹帝国与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的欧肯（Eucken)教授发表论文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可能是完全类似的两种中央集权的管理和执政类型”。 1951年，德国人汉纳 阿伦德（Hannah Arendt)的名著“极权主义制度”则对有关二十世纪祸害人类的极权主义的研究，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苏联历史学者米海依 沃斯伦斯基（Michael Voslensky)于1980年起先后发表了两本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专著：“诺曼克拉图拉”(La Nomenklatura) 和“诺曼克拉图拉的首脑们”(Les Maitres de la nomenklatura)。这两本书也是理解或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的极权主义的钥匙。
是的， 在过去风云变幻的五十六年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践的主义与思想乃是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 它所造成的破坏犯下的罪行， 已经由“大纪元时报”给于了鞭辟入里的总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我是从政治课教师那里首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字眼的。 除社会发展史外，还能记得的是， 据他说，在共产党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极大丰富， 人们只需半天劳动就行了， 另外半天钓鱼， 游泳， 听音乐就可以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北京上演话剧“龙须沟”，故事大体是说共产党给北京人带来了新生活吧。剧中一个说唱艺人的唱词却使我一直难以忘记。这句唱词就是：“真龙天子出在延安， 解放北京驾座金銮”。
从1949到现在， 56年过去了。 政治教师给我描绘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看见。 而且，这些年来， 官方的宣传中，共产主义这个字也越来越鲜见了；用的更多的则是社会主义了。报刊上，领导人讲话中， 社会主义一词所无所不在 。 这个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最初还以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但是， 政治课说的明白： 中共认为， 社会民主主义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思潮， 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是资产阶级的帮凶，共产党的敌人，在中译文中被称做社会党和社会党人。我也查阅过马克斯的书；马克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到过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被演绎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 关于这个阶段，马氏着墨不多，大概也因此为他身后别有用心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过，马克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 这个阶段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949年前的中国不存在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 毛领导的运动不能是无产阶级革命。 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承认：“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大家都知道， 此前中国的历史是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取代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历史。毛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历代农民起义有什么不同呢？ 其最大不同处在于， 毛所依托的已不是白莲教， 天地会那样的农民组织，而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政治模式：共产党。 所以，毛又解释说： “中国革命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分，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22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宣称， 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中国的真正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49年，中共的确是打着“民主”大旗取得军事胜利的。 大家都记得此前两年， 也就是1947年，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与毛在延安的著名的谈话。 黄炎培说， 中国历代政权有一个“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他问：中共是否要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回答说，中共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从那时到现在， 将近60年过去了。 中共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它在夺权之后苦心经营的却是把历代帝王的专制思想嫁接在“哥达纲领批判”之上，从而掩饰他们领导的革命只是又一次农民起义。他们尤其要掩饰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新的专制阶级的存在： 取代了历代朝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老百姓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魁毛主席了。刚才提到的那位说唱艺人看的不错，的确是“真龙天子出在延安，解放北京驾座金銮”。
随着毛和他的同伴们进驻北京帝王别墅花园中南海， 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 这个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新的统治阶级就是占据全国各个领域要津的共产党干部和他们的亲属。 和历代帝王及现代暴君一样，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和所有极权主义政权一样，他们随心所欲地支配着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创造意在炫耀自己的物质文明。 然而， 从君主专制到政治局专政， 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向前转动；真正转动了的是共产党自己， 他们从革命转向了反动。
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极权主义，其特色就在于伪装：一个无所不在的诡称为人民服务的党组织， 一个冠以人民头衔的国会，一个点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一支谎称解放人民的御林军，一个堪与明朝东厂相对应的特务机关——西苑。过去56年间，政治局专政下的中国经历了20多场政治运动， 7／8次宫廷政变， 8 000 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坛之上。 其实，像在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度里一样，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被专了政的，大都是无产阶级。至于跟随毛共打江山的农民， 从1949 年到现在，则一直遭受着不大为外人注意的， 在极权主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社会隔离。
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共产党特权阶级至今仍在续写着历代君主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 在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惨案之后，一个据官方统计， 其人数超过共产党员， 一度高达六／七千万人的群体——法轮功， 六年来成了专政的首要的靶子，只因为他们不接受阶级斗争的哲学。在一党专政下搞市场经济不啻是在黑社会操纵下开办赌场。过去二十多年，因此而受害于贪官污吏的民众人数没有可查的统计，但是至今仍络绎不绝到首都和省会上访告状的“访民”，在家破人亡之后成了另外一大群专政对象。外界报刊喜欢聚焦如瀑布般落下的商业合同，却常常忽略中国新闻工作者一波又一波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以及中国的知识精英，民主人士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此同时，两千多万台湾岛上的居民时刻担心西岸的导弹会不会从天而降。
外界也往往难以解读北京蛊惑人心的宣传：你说人权，他也说人权；你说人权宣言首先要捍卫的是人的“生”的权利，也就是与死刑相对应的活着的权利，他则把生的权利演绎为“吃饭穿衣”的“生存权”；你说法治，他也说法治，但他从不解释他的法律是怎样制定的，制定法律的人又是怎样产生的。 据说是德国人帮助中共法官穿上了法官大袍， 可他们是否知道，在那些大袍之下藏匿着一个操纵司法程序和法院决定的中共党组？
半个多世纪来，中共制定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 却不见任何民主建设日程。中共所说的“真正民主共和国”，毛的民主“新路”全都淹没在专政的腥风血雨中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开历史倒车，从孙中山三阶段民主宪政退到了清王朝的专制独裁。世界已进入21世纪，十三亿人的大陆中国的军政大权至今仍统揽在一个由一名暮年老人指定的领袖手中！
明末清初的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名叫顾炎武。 据说他曾十次拜谒北京郊区的明朝皇帝陵园。关于明王朝的灭亡，他写道：“十三陵，居庸关和北京城，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顾炎武这段文字正好是今日共产中国的写照。今日的国法绝不是专政。君不闻共产党内也开始有人呼吁政府与民间共商民主大计吗。
据北京官媒透露， 专政造成的社会矛盾正以空前的速度积累着能量。仅去年一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抗议示威游行乃至暴动事件高达74,000起。 这些事件分散发生在各地。 设想它们集中在一点爆发，从而形成的社会冲击力一定超过1989年的 天安门，甚至会等于十几个，几十个天安门。所有的极权主义政权无一例外地坚信暴力能为他们带来长治久安， 然而， 没有一个跳出过“其兴也勃焉，起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面对社会危机，历代君王也都采用过“让步政策”，但那不过是拖延大限的时日罢了。 历史也为人指出了另外一条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人的进化应成为积极意义上的前车之鉴：放弃专政，推动宪政，让人活，让人说话，让人怀抱不同政见，让人有信仰自由，不要独裁，要共和。 也只有这样，古老的中国才能永远告别极权主义，重新融入当代国际主流社会。 我想，这也是我们对民主先驱意大利人阿曼多拉和戈巴蒂的最好的怀念。(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