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
许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对立，存在于同时拥有核武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年里已经打了三场战争；但都是没有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宣战。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夏拉夫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推翻了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其近因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理谢里夫（Nawaz Sharif）下令巴基斯坦军队支持的回教民兵撤出从印度劫夺而来的喀什米尔战略高地。这一军事行动是穆夏拉夫将军个人的计划。谢里夫曾试了几个月想让文官体系控制军方——这是巴基斯坦的老毛病。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他撤换了前陆军总参谋长，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又撤了想继续与印度作战的穆夏拉夫（注26）。只要军事独裁者执政，喀什米尔的冲突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之间的战争就找不到长期的解决办法。没有喀什米尔，巴基斯坦军队及其军事独裁者就找不到正当理由，要求维持高水准的军费支出以及授予军方政治权力。因此尽量拖延喀什米尔问题对巴基斯坦军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做出困难决定并加以坚持的这件事情上，独裁者要优于民主人士。历史证明恰恰相反。在与那些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恐怖主义者如盖达组织、神学士或其他恐怖主义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巴基斯坦的律师，卡塔克（Afrasiab Khattak）就指出“美国支持军事将领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民主政治在这里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优先考虑巴基斯坦民主化的第二个理由是，在那里已经有民主政治的良好基础。巴基斯坦立国五十五年以来，有一半的时间巴基斯坦人民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并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波恩（James Burns）的报导，经过三次军事统治之后，“巴基斯坦人民对于许诺人们要回归民主，但却采用种种计谋来拖延的将领感到猜疑。”（注27）
最后，由于牵涉到一亿四千万的人民，一九九九年推翻民主的政变，就成为民主革命非常时期里最大的单一倒退事件。恢复民主政治不仅影响巴基斯坦人民，而且对整个民主黑暗心脏地带的民主发展会有巨大的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做呢？与独裁者对话是必要的。曾担任过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前国务卿鲍威尔可以是这个对话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说服穆夏拉夫同意实行民主的一个具体时间表，并在二○○七年以前卸除他的总统位置。这个职位和时间是他在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为自己设定的。依据该项显而易见的政治谋略中，即使在二○○二年十月总理和国会选举以后，他仍将继续掌握实权。（这一天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制定的恢复民主政治的日期）。选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支持穆夏拉夫的政党联盟，同时史无前例的，巴基斯坦国会议员中也出现了相当比例的回教基本教义派。此外，基本教义派还在四个省的议会中赢得两个省的控制权。
穆夏拉夫将军住在土耳其的时侯，他父亲在那里是个使馆专员，他目睹了凯末尔（编注：Kemal Ataturk，土耳其之父）政教分离的模式，他曾对此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支持。然而巴基斯坦军方的成员与回教的关系却与土耳其军方截然不同。好战的巴基斯坦回教徒是受到另外一位将军伍哈克（Zia ul-Haq）的放纵与煽动。正如《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所说的：“回教徒在二○○二年的选举中显然从穆夏拉夫将军的反对政教分离的竞选中获利。非宗教党派一直反对他试图重写宪法和延长他的总统任期。布希政府本来可以对穆夏拉夫将军施加压力，让他与民间党派谈判。他们不但没这样做，反而实质上支持了他的权力游戏。”（注28）
穆夏拉夫独裁政权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袭击后得到了大量国际认同，因为他们进攻阿富汗的盖达组织需要获得来自伊斯兰马巴德（编注：Islamabad，巴基斯坦首都）政府当局的支持与认可，这是新世纪中最大的一个讽刺。我们必须牢记穆夏拉夫将军在他的政变前后都竭尽全力支援神学士，只有在最强烈的威胁下才能迫使他停止支持曾协助成立的神学士，他还继续支持喀什米尔残暴的伊斯兰主义者。总而言之，他还没有明确地在巴基斯坦境内采取行动对抗他们。
幸运的是，想在巴基斯坦建立民主还是有相当基础的。巴基斯坦的报界大体上是自由的，而且有许多非常专业的记者。巴基斯坦的社会仍然比较开放，就以排名最后四十五国的惨淡标准来说，穆夏拉夫政权还不算特别会欺压老百姓。随着经济的混乱与十多年来的持续下滑，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与此同时，民主的印度在过去十年里却成为世界上经济成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公务员和政府官员的薪资普遍偏低，贪污盛行，巴基斯坦一直都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远远超过所有的邻国，约和奈及利亚排名相当。军方在单薄的国家预算中却占有极大的部分。 美国必须在华盛顿与伊斯兰马巴德的新关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巴基斯坦民主责任政治的发展而言，民主国家能提供的最佳协助就是让穆夏拉夫信守他自己承诺的时间表。这五年的时间应该用来增强新任总理贾马利（Zafarullah Khan Jamali）和其政府的权力；巩固各政党和其他民主机构；并筹备总统选举。很显然的，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德国政党基金会和其他相关的组织在如何建立政党以及竞选技巧上一定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选出的议会将会为民主国家与伊斯兰马巴德之间的互动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让穆夏拉夫说话算话是第一件要件。民主国家一定要和新的政府打交道，但议会是各选区议员行使合法权力唯一的中心。人们的感受与看法相当重要，因为这能够帮助巴基斯坦民众建立对自己国家的期望。部分的努力必须用来鼓励被选出的官员，使他们认真对待其职权，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逐渐扩大影响力。
这个五年的时间表还可提供一个过渡期，以便向穆夏拉夫施加压力，让他实现再三承诺的改革，同时让新的总理行使他的权力，也让独立的政党开始运作。巴基斯坦存在着一些结构上的问题，长期阻碍着民主基石的建立。巴基斯坦仍是一个多层阶级的社会，大多数财富都掌握在地主的家族手里，课税的基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许多有钱人不必拿钱出来支持这个自从独立以来就实行寡头统治的国家。穆夏拉夫本人和其他被选出的官员像沙里夫（Sharif）和 布托（Bhutto）一样，都来自社会的上层。所以印度最富有的人是印度回教徒的软体企业家，这并不意外；而在巴基斯坦，大富翁却是前五十名的封建地主，也就不是偶然了。只要实权继续掌握在这阶层手里，就很难想像巴基斯坦的民主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当统治阶层不愿意付出时，这个已经很穷的国家就更落后了。
这里最明显的受害者是公共教育制度，其实它还配不上这样的称呼，巴基斯坦至少有一整代的年轻人都因为这一失败的制度而遭殃。于是沙乌地阿拉伯资助的回教宗教学校取而代之，填补了这个真空。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沙乌地阿拉伯的清静派回教徒（Wahabist）的苦行，和反现代化的回教教义在原本毫不相干的地方也形成了很强的势力。穆夏拉夫强行把巴基斯坦推向世俗社会的努力必须好好的处理这个关键点。为了使这一努力成为现实，富有的民主国家应该资助巴基斯坦重建一个正规的公共教育体系，而不是让穆夏拉夫或巴基斯坦当局逃避这样的重责大任。如果想要在穆夏拉夫的任期内达到这一目标，巴基斯坦必须彻底重建税收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负担得起公共教育，包括提供学生制服和餐点。已开发国家很可能需要在改革实施后援助巴基斯坦一段时间，但是巴基斯坦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给其公民提供正常的教育。同样地，腐败的行政机构，执法机关，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论是被选出的或是世袭的，掌权者都应承受压力，进行这些痛苦的调整。
如同那些穷困和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一样，巴基斯坦最有价值的潜在资源之一是受过教育而比较富有的、居住在国外的巴基斯坦人。虽然海外的经济机会吸引许多人出国，但他们仍和巴基斯坦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巴基斯坦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不是内在的因素，而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弊端。如果机会成熟，许多留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人会回国投入他们的资金和才智。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巴基斯坦的选举法案应该提供一个简单而又可以查核的方式，让海外的巴基斯坦人也可以参与投票。民主国家应考虑资助在海外巴基斯坦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公共资讯的传播，以便与正在巴基斯坦本土的资讯相结合。
尽管有些海外的巴基斯坦人支持和资助激进主义者，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温和的。我有个侄子是印度教教徒，目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有很多巴基斯坦回教徒的朋友，他们公开表示对喀什米尔没有兴趣，但是最想看到巴基斯坦实施民主。我们应该把巴基斯坦年轻的、有领导才能的人送到美国去体验一下这种温和精神，对他们进行民主与治理方法的培训，让他们在返回巴基斯坦时境界水准有所提高。年纪较大的人因为想法已经固定，不易训练；再者，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声名狼藉的。
巴基斯坦五年民主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二○○七年的总统选举。文人政府越强，在民主国家协助塑造下巴基斯坦政党的地位和声望越高，能孚众望的挑战者就更有可能出来和穆夏拉夫竞选总统。最好的方式还是劝说穆夏拉夫和那些军方人员不要参加竞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力量的团结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我们在许多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国家所观察到的一样。肯亚的莫伊（Daniel arap Moi）只有在民主人士分裂时才能操纵选举；民主人士一旦团结共同支持一个候选人时，他就失败了。只要让穆夏拉夫信守他的诺言，民主国家就有机会帮助巴基斯坦建立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治。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文人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即使在五年以后仍会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国家能接受、监督并参与穆夏拉夫将军公开承诺的民主化进程，他就很难自食其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