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共产党任命的各级干部、公安成为党的细胞，对于他们任何一员的惩治将直接伤害到党。“我是共产党任命的，反我就是反共产党！”成为这些人十分有效的咒语，也使得党成为国家割之不去的肿瘤。无数个微细的癌细胞紧紧抱成一团，唯有整体切除，无法单个突破。这和上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机器超越一切个人意志自动运作是一致的：由于癌细胞的共生状态，国家最高领导失去了古典极权时代的权力独占性；所有细胞的生灭牵系着党的领导结构。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可以说，所有国家各级干部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腐败、贪污绑架了党，而党，不需多说，绑架了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仅仅是一个更高权力意志的傀儡 – 问题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没有人能给这个权力意志命名，没有人能具体描述它的面貌。这不再是派系倾轧、内斗的问题，而是党作为一个生命体发展出来的生存逻辑自动运作的必然结局。
在党的细胞共生体中，和黑社会公然勾结，难分彼此的公安构成了最基础的结构。这些人在日光底下对平民百姓匪徒般的施暴不啻把国家机器最秘密的内部(肉体上的暴力原则上是在没有人注视的地方，如劳教所、国务院信访办、偏远农村不为人知地进行)翻转出来，成为了赤裸裸的，肉眼可见的外部。这是一种奇特的颠倒：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公安大胆的行为是一种另类的“国王的新衣”。以他们完全不合乎逻辑的越轨行为(他们甚至不合乎国家机器的假像原则、谎言原则)，他们似乎在说：“看，我的手在打人，我的脚踏在这个老人的肋骨上，可你们什么也没看见。这一切被包裹在意识形态的网罗里，是它裸露的一部分，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绝对化，由于恐惧和阉割的绝对化，所有你们现在看见的将被抹除，不被记录。这是一件倒错的国王的新衣：它就穿在我身上，可你们什么也没看见。你们什么也不敢看见。”
正犹如我们让谎言吞噬自己以图活下去，当黑暗真实骤然以最直截的方式现身，出于懦弱，出于一种深深嵌入生活的，长久的恐惧，我们对它，和对自己一样，行使了否决权。通过对我们所生活的黑暗真实粗暴、残酷的呈现，如同正午过于耀眼的太阳，这些国家机器的打手完成了对“真实”的另一种拆卸。在这里，我们抵达了真实与虚伪十分彻底的换位。在精神的虚无化到达了极限的后极权社会，在人们心中，真实本身受到了惊吓而不敢宣称自己存在。这是由于生活在恐惧里的人们甚至失去了允许自己看见真实的勇气。如同急于悬置他们对于谎言之为谎言的认识，人们抹除骤尔在眼前现身的真实，以免搅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真实，在和谐的假像里，已成为一种不便。
在这当代中国的荒谬剧场，我们永远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每件事情。因此可以说，不是癌细胞挟持了党，而是党绑架了所有的干部、公安、军人，所有拒绝贪污受贿，拒绝施暴的人。所有正义感尚未泯灭的人，以及所有在重赏和压力之下人性扭曲，手上沾了血的人。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是一个在退党后被共产党图谋刺杀三次后终于身亡的年轻员警，和无数由于退党而被追查迫害的干部、学生。而最叫人悲恸的证明或许是六四那一夜在受了政府的谎言洗脑下举枪射杀学生、市民的，来自贫穷农村，脸上稚气未脱的解放军。
仔细阅读2004年末开始的退党运动中平民百姓的退党声明，我们对共产党如何绑架整体人民的真相获得了深切的体悟。一篇“贪官也要退出共产党”说明了“贪”和非道德是如何被移植入人们的意识行为里，使他们成为党的共谋，在最后的审判庭上共负脖子上的罪枷。这是这个贪官毫无悔意的自述：
贪污受贿不算我的错，我贪污是贪共产党的钱，我受贿也是间接拿共产党的钱。因为这钱你不拿也得被别人哪去，不拿白不拿。什么人民血汗，那都是糊弄人的说法。现在中国财富就像一块肥肉，就看谁的刀快，早晚有一天要分光的。
在这样的自我声明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在国家化、合理化的公然掠夺下，道德的座标是如何彻底地歪曲。在一种相互感染、彼此掩护的集体罪行中，罪已不再是罪 – 犯罪者已失去了对于“罪”的认别能力。在普遍的意识里，真实的认知系统发生了严重的偏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以一种十分彻底的毁灭性的方式，绑架了所有的共犯。
这样的声明同时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无数个贪官不惧一切地把手伸向那块肥肉，在中饱私囊后选择一个日子把金条、古董、欧币藏满了轿车的备胎、坐垫，脖子下戴着准备在被发现时自戕的毒药，成败在此一举地企图从罗湖、海口过关，远逃异国。当占有本身成为目的，死亡就和它并肩而立。我们必须说，在这些贪官的存在状态中，对物质的占有和死亡维持着一种致命的亲昵。共产党对于其所有党员、干部的挟持到此已露出了它深沉的，叫人不寒而怵的底部。
解放军同样受到国家机器的绑架。为了巩固势力，江泽民的策略是以大笔拨款和官阶贿赂解放军，使得他们一脚踏上了正在下沉中的同一条船。镇守边界的军队是中国最大的走私集团(同时走私的还有公安、武警、法院、海关辑私队)。在一些省份，军队经营非法毒品制造厂。1998年，在北京最高军方指示下，为走私油轮护航的北海军舰炮轰辑私舰艇，数十辑私人员伤亡。军队在1998年之内开枪、开炮打死海关人员、公安的数字达数百人。合营各种商业的军队为分赃不均而频频开火，迫使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
朱熔基1998年在全国走私工作会议上说：“近年来每年走私逾八千亿，而军方是全国走私大户，至少五千亿。”每年军费中，50％以上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一群老将军曾上书中央，慨叹军队腐败、消沉，哪怕握有超高科技，在战争中都会遭到挫折，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对付异己，江泽民成立了武警部队。这支150万人的部队既具有军队化的武力装备，又经过了武打格斗训练，直接听从他的调遣，对付下岗工人、农民、回民、藏民、“不安份守己”的学生，法轮功修炼人。在金钱的腐蚀下，人民解放军已逐渐腐化为只受金钱驾驭的独立军团。
另一个更难洗净的共犯罪行是使解放军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血。在进行一次秘密扫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动前，团首长对刚受完训的新兵说：
部队在执行扫荡任务时，一定要格杀勿论，决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一枪没打死可以多打几枪，直到打死为止，每个班组打死的人由各班班长负责验尸，无论是谁，只要留下“活口”的就当场执行枪决。因为“活口”会…造谣惑众，破坏民族团结，影响国家安定。
这使我们想起汕尾东洲村一个村民的话：“太残忍了，一名村民腿部中枪，跪地求饶，但他们把这个人拖到草丛，再补打两枪……”若是我们明白这个军人只是在执行命令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的行为就获得了一个十分“理性”的解释。“让每个人都成为刽子手”成了国家机器运行的润滑剂。上了这血一般的油，机器一旦以加速度运转起来，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挡它向前猛进。
在共产党歪斜的道德座标下被迫成为它的共犯的，事实上，是所有的人。2003年在山西、宁夏、陕西、青海、广西、贵州、湖南等七省的铁道线上，发生了87宗货运列车和铁路仓库被洗劫一空的事件。以一种极为生动的喜/闹剧形式，参与洗劫的百姓形象地演出了今日共和国的无序状态。铁路沿线的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待业青年、退休老矿工及其家属组成了这支洗劫大军，并有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阻止官方、公安的干预。场面最壮观的一日里有近万人参与洗劫。这些共和国的“百姓强盗”是这样说的：
当官的都当得三代花不完，俺老百姓穷得三餐填不饱肚子。开仓搬货，共同享有，也是天经地义！还有人说：今天的日子就叫官逼民反！在洗劫时，这些人高唱着当年国共内战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小调。地方书记眼睁睁地看着上千人从火车车厢上搬下货物往卡车上装载，还以为是在拍电影。这些老百姓动员了乡里的中小学生一起来搬运，还鼓动队伍扯开了嗓子齐声高唱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和高举着毛的画像游行示威的辽阳下岗工人异曲同工，这些人民拾起了毛早已破产的精神为挡箭牌，迫使共产党和自己用以掠取权力的假面撞了个正着。
上万名沦为洗劫火车罪犯的平民百姓 – 共产党对人民的挟持不可谓不奇特。然而事情并不永远这样以喜剧的形式呈现。让我们考虑国土上的另外一群人 – 被掠夺的人。在社会整体严重失序下，这些人随时有可能成为又一群与这些洗劫火车的百姓全然不同的掠夺者—-他们可能成为手上沾满了无辜的血的杀人者。(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