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已届米寿之龄的李普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连贯，步履流畅，除去脸上的老年斑外，丝毫不见龙钟之态。
李普先生少年时代就自办刊物，1940年后长期在《新华日报》工作，1949年后一度在控制中国新闻的中枢中宣部任职，文化大革命后期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改革开放时期担任新华社总社副社长，直到离休。李普先生长期在中国新闻界工作，既有一线记者编辑的丰富工作经验，又有担任领导的经历，一度担任部门最高领导。他不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在共产党治下更有近四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对国共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的状况有着较一般人更为直接深刻得多的体会与认识。因此，李普先生不仅是分析国共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状况的最佳人选，也是评论对比两个时期言论自由状况优劣的最为权威的人士之一。
十五岁的左倾编辑
李普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中国，而且整个世界都左倾。他举例说，英国文豪肖伯纳访问苏联，回国后对苏联大肆赞美，毫无批评之辞。人们不解地问肖伯纳，难道苏联没有阴暗面？他回答：要找阴暗面英国到处都是，何必到苏联去找！
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化名人访问苏联回国后，只有著名作家纪德据事实严厉批评苏联，却遭到社会各界一致指责。其他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无原则赞美苏联。后者甚至被吹捧为坚持真理的英雄。罗曼.罗兰将自己的观感记录封存，死后五十年才公开。据近期公布的资料显示，罗曼.罗兰对苏联社会多有批评，认为该制度压抑摧残人性。但他不愿意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冲突，决定身后再公布自己的观点。李普老批评罗曼.罗兰滑头。笔者认为他这是无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普老自然也是向左倾斜，对红色神往不已。李老表示，虽然当时没有读多少马列著作，但感性上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笔者问，努力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最终却走到了理想的反面，有何感想？李老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共产主义的名声首先是列宁败坏的，而后是斯大林、毛泽东。笔者以为，这个名单起码还应该加上金日成父子，波尔布特等人。其实，所有带有共产主义标签的国家政权，都把国家变成了监狱，将人民当做囚犯。他们的领导人个个都是混蛋。但共产主义的实质问题却不在于这个或那个政治领导人多么邪恶，而在于其制度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笔者很能理解李普先生等一干老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毕竟，让人承认自己追求了一辈子的信仰不过是乌托邦，全部的努力与牺牲毫无价值，实在是太困难了，甚至可以说非常残忍。李普老中学时代便与左翼文化界过从甚密。十五岁，李老借左翼媒体之便，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份文艺副刊，后增加到两份。由于他的小伙伴黄宗江因家庭变故中途退出，一度忙得他焦头烂额。李普老幽默地说：“开始是人办刊物，后来是刊物办人。”
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了近六十年，据说人权状况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不要说一个少年，就是成年人也不敢奢望自己能办一份刊物。就事实而论，至少在言论自由方面，国民党时代远远好过共产党时代。李普老说，国民党的统治到处都有漏洞，多少还是有一些新闻自由的，但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呀，它天衣无缝！哪里还有新闻自由的容身之处呵！储安平曾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时期，自由是有无的问题。李老表示，储安平的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
《新华日报》时期
李老认为，每个写作者都希望能够畅所欲言，没有那个人愿意把想说的话憋在肚子里，或者说一半留一半，除非为外力所强迫。因此，不论一个写作者是否知道言论自由这个概念，实践中都会努力追求和实现之。他表示，自己刚开始办刊物时就处于这种状况。直到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才明确意识到言论自由的概念。
“七.七”事变后，李老积极投入了左翼抗日救亡运动，与共产党员的接触更加深入频繁。1938年，他经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他更为积极地投入到该党攻击政府和抗日的宣传工作中。1940年，他奉调陪都重庆，到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开始他担任记者，不久后便转任夜班编辑。李老无法适应作息颠倒的生活，身体很快变垮了。于是，他又调到报社研究室工作。
李老告诉笔者，《新华日报》当时不仅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积极宣传民主与自由理念。这一点为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所证实。当时，《新华日报》大量发表文章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英国的自由精神，要求国民党将民主与自由权利还给人民。文章认为，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只有实现民主，给人民自由，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团结民众，发挥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力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民族解放。六十多年后，共产党却认为民主和自由只会搞乱社会，破坏经济建设的大好局面，必须压制。实在不能明白，民主与自由的功能何以在前后两个时期会截然相反。不清楚共产党到底认为那一种看法是正确的，或者他们都不信，却决不可能两者都信以为真。
李老表示，国民党专门设立了新闻检查机构，所有文章只有他们检查认可后才能付印。《新华日报》主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文章自然经常遭到他们删改，甚至扣发。李老他们则以开天窗等多种方式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由于权利遭到侵害甚至剥夺，李老明确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概念，认识到了它的珍贵。
党性高于一切
笔者以为，自由就像寒夜里的篝火，一旦感受到她的温暖，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甚至越是艰险人们越是会孜孜以求之。奇怪的是，如李普老这样的一大批老共产党人，既体验了些许言论自由的快感，又倍尝权利遭剥夺的痛苦，明明已经认识到了言论自由的宝贵与重要性，为什么面对1949年以后大兴文字狱、全面压制言论自由的反智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
针对笔者这一问题，李普老长叹一声，思索片刻后道：人们这时看问题的标准已经变了，一切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事业为准，事实以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都不再重要。是否披露一件事实，一句话要不要说，说到什么程度，不再是实事求是，更不能直抒胸意，而要依据革命的需要和党的政策来决定。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笔者理解，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被统治时要求自由与真相，严厉批判当局为维护统治采取的限制措施；成为统治者后，则一切为维护统治开道，什么真相自由，统统都抛诸脑后。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共产党人只不过将言论自由当作攻击推翻国民政府的工具而已，从来就没有将其视为人类的基本权利与价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前后，共产党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担任新华社副社长期间，李普老曾接待一西方新闻代表团。对方问中国是否有新闻检查制度？李老回答没有；对方又问是否有内部规定？李老还是回答没有。他们不明白了。
既然没有限制，为什么中国完全没有新闻自由呢？李老感慨道，他们不知道中国新闻人是在自我审查呀！这比有形的审查制度和规定有效多了。他表示，过去的政权都只管治人们的行为，但共产党还管治人们的思想。太厉害了！
廖沫沙的对联
廖沫沙先生是著名的“三家村”成员，李普老的好友。“三家村”的另两家，邓拓、吴晗于文革开始不久便先后自杀身亡，廖沫沙是“三家村”硕果仅存的一家。1981年他在李老家写了一幅对联：
胸无点墨真干净
笔重千钧保吉祥
李普老介绍说，抗日战争初期，廖沫沙先生在长沙《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他一心扑在共产党的事业上，将家庭置诸脑后。由于生活无着，他妻子不得不毒死两个孩子，然后服毒自尽。真可谓惨绝人寰！难能可贵的是，如此重大的打击丝毫没有影响廖沫沙的工作，他继续以笔为共产党而战。然而，等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笔与墨为武器的老人却希望自己“胸无点墨”，甚至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为妙，完全没有了先前的直抒胸意、神采飞扬。世间难道还有比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嘛？！
李普老分析说，廖沫沙当时已经认识到，自己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可自己参与的党将它剥夺了，而且任何争取权利的行为都将面临极其危险的结果。李老坦陈，自己觉悟得晚，直到1987年才认识到这一点。
认识言论自由的真谛
李普老表示，只允许说政府喜欢和认可的话不叫言论自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没有言论自由呢？言论自由意味着批评的权利，意味着说错话的权利，意味着说错话不受追究的权利。伏尔泰说得好：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会拚命保卫你表达该观点的权利。这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李普老认为，当局不必害怕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对所有的政权都有助益。前提条件是，你必须真心为人民的利益考虑，而不是仅仅谋自己的好处。李老表示，任何政权都不可能长期有效地控制言论，即使它得逞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也必然有终结的那一天。最后李老奉劝当局要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还言论自由权与人民。否则，必将为历史所抛弃。
2005年12月4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
──转自《开放》一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