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来自贫穷的农村，在冬天替家境富裕的同学洗衣服换取几块钱生活费的云南大学生马加爵属于这一群人。同样来自江苏农村，父母在村干部的欺凌下双双自杀，四处上告却没法复仇，为了“要做一件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而拿一柄生銹的菜刀砍伤了二十八个幼稚园孩童的杨国柱属于这群人。为了替父亲医腿伤，向工头催讨拖欠的工资不果反遭辱骂，愤而杀死三人的农民工王斌余属于这群人。怀着无处发泄的怨恨，他们走上了和申冤的上访者相反的道路，举刀向无辜的陌生人。和那些敲响了破锅举起了血旗，怀抱人头骨进京喊冤的人不同，他们不再相信法律或公正。他们不再相信生命。这些人是患了不治之症的共和国里的病人。对他们来说没有更佳的良药，除了死亡。
在这群人里，在三小时内杀了十四个村民的山西胡文海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法院审判时他站得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像一个农村劳模的发言。以下是胡文海的最后陈述：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
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和胡文海这篇陈辞遥相呼应的是由于偷了一书包玉米而被加判十年刑，在出狱后因为办不成户口而四处抢劫的白宝山最后的陈辞：“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当一个由顺民被迫成为杀人犯的人站到了审判台上，他将说出什么话来？我们发现，从他们口里说出的话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在1亿多失去土地和工作，被边缘化的“三无”农民、工人的严酷现实下，犯罪率开始攀升。从1995年的27万到2001年的72万件刑事犯罪案，说明了一个犯罪浪潮正在中国悄悄升起。根据社会学调查，犯罪率(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社会紧张程度)与由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构成的痛苦指数成正比。以最直白的话来说，这个社会的痛苦指数已超出人们所能负荷的安全度数。畸形的改革发展所带来的痛苦已超过这场改革的受害者所能承担。
历史是一个不轻易为驱魔术驱逐的幽灵。文革时在人们心中滋生的，无处发泄的怨恨在体内酿成一种毒素，这毒素日积月累，成为心灵自我伤害的无形武器。由于文革浩劫后缺乏一种来自整体民族的，深刻而诚实的反省，以及唯有这样的反省才能催生的大洗涤，文革时切下的巨大创口一直迟迟不能愈合，而它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后遗症更使得文革成为直到今天中华民族流血不止的巨创。在1989年碾过坦克之后弥漫国土的非道德氛围，以及一种长期被迫隐忍而生出的精神及行动上的无能，再度在人们心中孕生出怨恨的毒素。在极大的压抑下，加上发挥生命能量的多元渠道被剥夺，这毒素再度成为自我心灵毒害的必然之因。携带着五脏六腑内无法排除的沉担，在导火线的引爆下，在人所不该承受的侮辱和伤害下，无数人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的人蜕变为一件攻击的武器。
由于缺乏毒素的最佳解药 – 精神及信仰的力量，我们唯有从外部消除自己无法从内部消解的，五内汇聚的怨恨。通过对他人的伤害，我们得到心理上自我涂毒的缓解。整个社会浸泡在缺乏自我调节机制的毒素中，当毒素发作为具体的犯罪个案(如马加爵惊动全国的校园集体杀人案)时，无异于把隐匿的毒素现形，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社会自我治疗的契机。
多年来多方奔走，为弱势者免费辩护的律师高智晟在为王斌余的辩护书上慷慨陈词：
杀人者王斌余、被王斌余毙杀者，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都是这种时代，这样的社会的受害人。现今时代，无权无势的人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时不去找法院，就像他们在疾病濒死前都不去找医院一样，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病态社会性的具体表现…我在此特别要提醒的是，王斌余的罪责有重要的社会罪责成分！…我们救王斌余不仅仅在于挽救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就此启动一个全社会对我们病态司法制度的思考过程！启动人们对全民族社会责任的理性思索及救赎。
换言之，在审判这些在特殊情况下从被掠夺者成为掠夺/杀人者的罪犯时，法庭必须把“社会罪责”这个因素列入考虑。唯有将犯罪者所处的社会背景还原，立在他身后的真正的罪人才无所遁形。我们必须把整个社会放置在审判庭上，罪才能在最深刻、完整的意义上现身。身为这个充满了敌意和毒素的社会的一份子，当我们自愿分担起罪责，整体的赎罪方才可能企及。
这是一个监狱国家，里面居住的是徘徊在囚徒和狱卒两种不断互换的角色之间的人民。以民族主义为管理监控的紧箍咒，以不断审时度利而伪造的危机来加强监狱的稳固性，以整个版图为疆界的国家监狱就此成形。唯有这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已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后，人们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留学、婚嫁、政治庀护。在世界的七大海洋，在跨国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瑟缩在黑暗的货柜舱里，被捕的鱼一般挤成一团，饥饿、缺氧，滨临死亡的来自中国沿海的偷渡客。出现了没有信仰、不相信政治理想，却寻求政治和宗教庀护的人。政府官员、外交官的频频跳船更突显了中国监狱的全面性监禁 – 这不只是平民百姓，而是整个国家内部上自国家最高领导，下至拾垃圾的老人；从无论是复员或在职的解放军，到有粮地没有粮地的农民，所有人的监狱。
即使在逃离这个国家监狱后，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由于共产党的心理和肉体训练已深入潜意识，即使远离家国千万里，当人们读到严辞批判、揭露共产党恶行的《九评共产党》时，竟惊恐地不断回头看是否有人在注视自己，从内心深处感到恐惧。这决非海外特务的倡狂所能解释，而是人们在第一次面对全部的真相时油然而生的恐惧。在长期的制约下，我们没有胆量正视那太过巨大的谎言背后所掩盖的，太过巨大的真实。对某些人来说，那事实上等于否定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伏在崖岸鼓足了勇气朝那万丈深渊凝望，遥遥望见了在其中浮沉的自己。
文革时代，当人们发现毛的脸上长了一个疱，只能一个人躲到被褥下偷偷地轻声对自己说：“毛主席脸上长了个难看的疱。”长期的压抑和恐惧深入骨髓，不随空间或时间的转移而转移。福柯说得鞭辟入里：那是现代惩罚和管教“鞭打入灵魂的鞭子”。这样的鞭子不受地理疆界的限制，将跟随国家监狱的囚徒到天涯海角。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没有墙的，移动的无形监狱。
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把这鞭子扩展到那我们引以为荣的名字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这三个字构成了一种本质上的心理制约。我们在国家监狱里日月长久所承受的塑造，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的解毒剂，将跟随我们一生。所有的胆怯、自私、偏执，所有的虚伪、自欺、冷漠，并不因为我们离开国土而自动蜕去。它们成为我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无墙的监狱因此是无法逃脱的。它的没有墙壁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界定了它的无可逃避。这才是悲剧之所在。这才是属于我们的悲剧之所在。流亡的民运份子、流产的海外民运、作家当可为此做最为生动的见证。
然而这远远不是最后的结论。如果物质财富的被剥夺意外地还给了我们属于我们的真实，这意味着谎言、恶德，和恐惧一样，是可以移除的，即或那必须通过激烈的自我抗争的甬道。如果地理上的移位不能使我们逃离这无墙的监狱，势必有其他道路使禁锢我们的锁链悄然从内部脱落。
在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一封公开信里，高智晟律师要求他们改善与人民的关系，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把施酷刑的人看作和被拷打、虐杀者处于同一位置的，道德上的“受害者”。因修练法轮功而被关押在劳教所多年的王玉芝也把那些在她身上施加酷行的管教视为和自己一样的，这一场迫害的受害者。正是在这种不投掷第一块石头的，对我们所共同拥有的真实“如得其情，哀矜而毋喜”的深切体悟里，我们知道每个人是如何乘坐在同一艘危险的沉船上。不轻易定罪，却试图唤醒所有的人，是这些国土里为数不多的真正勇敢的人向我们昭示的典范。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面临着无数善与恶的选择，沉默或是说话的选择。每天，我们同时有可能成为掠夺者或被掠夺者。善人或恶人。奴隶或非奴隶。每天，我们必须选择如何对待那高悬在我们头顶，凌空挥舞的鞭子。(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