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新年伊始，大地春回，万象更新。按中国的传统老习惯，逢新岁即应说喜庆吉祥的话。岂料，正在辞旧迎新的年节之中，中国大陆广受民间欢迎、正直敢言的新兴日报《新京报》的正、副总编辑突遭中宣部撤职，引起报业员工罢工、怠工而引发的媒体大震撼，几乎抢去了海内外媒体新年中国版面上的所有锋头，国际舆论和互联网上只见一片声讨鞭挞之声。
令人费解的是，中宣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时机出此动作？谁能想到，新年伊始，北京当局本来非常在意的“中国形象”，竟然是以这样一条登上国际大报端、被国际组织和媒体舆论称为“愚蠢、野蛮”的大新闻来迎接自己的2006新年的？！对于一位时事观察者，这简直是撞到眼前的厄运——新年流流，本来想说点喜庆话题，时局弄人，却偏偏让你甩不掉“中宣部”这碗早已变馊变味的“隔年饭”！
围绕此次《新京报》事件，海内外媒体已经有许多评论。内行者称：严密控制媒体和言论，此乃中宣部的常规作业，由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以贯之；其时机（年度交替）和手法（罪名莫须有与突然袭击），都无甚新奇。——“新奇”的，倒是笔者注意到近来媒体、网路上某些“分析人士”为此开解、下台阶的言论：什么“中国大陆社会问题复杂，结构脆弱，禁不起一些媒体的过度报道”啊，“媒体要帮忙，不要添乱”啊，等等。我们且把这些论调——所谓“社会结构说”与“帮忙-添乱说”，放到今天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可疑性和欺骗性。
不错，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确实“社会结构脆弱”而危机四伏。但是，这一“脆弱”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或者反过来问：一个正常社会要维持结构稳定，需要具备哪些结构性、制度性的基本要素？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稳定，离不开这样几个结构性的支撑点：与法制权力相关的司法独立机制；与行政权力相关的权力监督机制和权力制衡机制；与上述司法与行政权力相关——也就是与治理国家密切相关的下情上达和资讯通畅的民意反应机制。很显然，这三种机制，在今天中国大陆社会，大都是尚未成型或者相当薄弱的。
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腐败横行，贫富悬殊而民怨沸天，正是这样三种机制都残缺不全而造成的制度性结果。显而易见，在当前这样一种机制薄弱的情况下，稳妥可行的办法是，首先建立和健全舆论监督的机制。新闻媒体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同时兼具上述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以及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反映民情民意的作用。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大陆在政府政策多年一边倒地向经济偏斜，而政治改革和道德建设几乎完全交白卷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一个令举世瞩目并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大陆新闻媒体自身的长足进步，正在其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资讯的逐渐通畅透明，及时促进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社会情绪能够随时得到释放和疏通，这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大的“帮忙”，而绝不是“添乱”。“实际上，媒体承担的社会功能不是太轻，而是已经过重了。”“精彩的人物不在商家、不是作家，而是做媒体。”这是笔者前几年回国探访时，在年轻同行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正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稳定”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长远国策计，今天大陆新闻媒体已经逐渐形成的舆论监督功能、传达疏通民意的功能，不但不能打压、严控，还应该有一个更加宽松、宽泛的发展环境。
相反，如果媒体不辩善恶，只能成为有权力人士（不管是“中央意图”与“地方党官”）的传声筒，逼得本来素质优良的新闻群体要么关门换马，要么“逼良为娼”或者拂袖而去，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就真是堪忧堪虑了。支点单一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逃避不了“绝对权力造成的绝对腐败”的定律以外，也一定逃脱不了苏联、东欧已经发生过的制度大崩盘、政治大雪崩现象，这，已经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稍稍追溯历史，在上述那些貌似客观、公允的“要帮忙，不要添乱”言论背后，其实仍旧摆脱不了中共从冷战时代就形成的极权新闻观——所谓“新闻就是宣传”，新闻不能是“社会公器”而只能是“党的喉舌”；新闻从业者要做“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不能做“暴露黑暗的缺德派”……等等。这些观念，从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开始，就受到过胡风、邓拓、刘宾雁等等正直知识份子的公开批评，这些直言知识份子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正是导致文革十年浩劫和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一个前因；而文革浩劫与“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造成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至今尚未平复的。——是时候了！为了维护中国社会的清明、稳定与健康发展，是中共各级领导层扔掉冷战时代的极权新闻观，还新闻媒体以自由、宽松的环境的时候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