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解药
长久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没有宗教，世俗取向的国度。尧所虔诚祭拜的天，孔子的天命和他具有美学意蕴的形上关怀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彼岸概念。然而若是我们考虑道家哲学中与自然万物没有疆界，没有高下的生存态度；考虑庄子的心斋、坐忘，以及道教抹除了色身和形上世界的疆界，视人体为一个与无边宇宙相对应的小宇宙，相信反本归真，通过修炼和做真事、做真人而进入永恒生命的经义—若是我们把这些古老的智慧并置而观，那么一种贯彻日常生活的形上美学，一种融会贯通彼岸的形上价值于此岸生活的宗教就呼之欲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本土的宗教，正犹如中国的科学，确乎存在，只是由于现代西方在这两者定义上的先占性，以及一种被击败者所特有的文化自卑，我们生出了宗教与科学在中国是否存在的疑问。
随着这个老大的民族逐步接近文明的末叶，一种深入骨髓的世俗化(这一点可以从故宫清庭的古玩收藏看出端倪)取代了古典的形上学。尧所祭拜的天和孔子敬畏的天命被逐步去势，从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消失，直到这个古老文明遭到了西方科技的重挫，为了自救而引入了科学，并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渎神者无所畏惧的想像力，把宗教穿上了一件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外衣。
仿佛是为了让在这块土地上长久被毁弃的宗教获得一个全新的意义，天主教、基督教和佛家修练方法的法轮功把刚受洗、得法的信众遍布在最贫穷的角落。或许是由于根植在这特殊的时间断层，这些信仰者表现出一种无法弯折的虔敬。对这样的信仰者施加的镇压是无效的 – 足以对抗国家机器暴力的，唯有深植于形上信念的精神力量。对于这些信仰者，国家机器一贯的策略：精神上的虚无化无疑遭遇了失败，而出乎意料的是，继之对他们施加的肉体暴力遭遇了同样的挫败。
对于一个以没有上帝而知名的国度，这样的现象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恶的统治在这样的抵拒里窥伺到了自己深刻的，无法弥补的无能。如果文革和六四坦克的后遗症是完全的精神破产，这些年来的宗教迫害从反方向证实了中国人在精神信仰上所能抵达的，置之人类历史绝不逊色的坚韧。而这场迫害最主要的承受者，法轮功修炼人所表现出来的在绝对的、长久的恶面前的善，她/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超乎常情的坚忍，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荣耀的一页。对于一个号称没有宗教的国度，这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事。
如何解读这一切？在人类进入充满了末世意象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如何解读这饱满的热泪和血？我们敢把孔子对之充满了一种美学式情感的天命，把在古代人们对之充满了敬畏的形上意志放回我们的思维向度吗？我们敢不敢把被宣判死刑的神祉召唤，让他们从过于长久的睡眠苏醒，一举摧毁说谎的物质的表像？这个苟延残喘活到了今天的东方古国有什么训诫要传给人类？关于我们生存的现状，它拍送出了什么求救信号？二十世纪唯物主义的试验遭遇了代价惨重的挫败；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继续存活在消费主义所导致的人性道德的普遍失败中。为了在这星球上活下去，人类将寻求什么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并非呼唤形上秩序重返，成为政治的替代品。历史永远不可能逆向行走。然而以突破一切幻象，不为任何既有的观念所局限的智慧，我们应当可以看出人类文明失败的轨迹。看出人类文明在现在这个时刻所处的，一触即发的危机。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在二十世纪初曾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驱动力解码为一种怨恨的动力。对于仍然深陷在对西方步步为营的效仿里的中国，对于仍然亟亟于将自己“现代化”的中国人民，那来自于一百年前的，对于我们认定了将把自己带上正途的现代化的批判，无论是来自鲁迅或是舍勒，或许都是太遥远，不识时务了。
在时间的这个转捩点，我们面临了横亘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另一个断层。在西方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两三百年后的今天，海德格早已提出了人类为科技反控的批判。基于对西方式民主的怀疑，哈威尔提出了“后民主”的概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宰治下的世界体系被识者视作“人类失败的记录”、“道德的衰落”。在一种普遍的失落和对于未来的不祥预感下，规划“后资本主义”世界蓝图的事业已预见了曙光。
反观中国，货币经济、科技和直到今日与广大的中国人民缘悭一面的民主依旧是我们拳拳服膺的物件。容或有人开始探索理性与神秘主义的辩证，现代性的可疑之处，以及统合人类心灵、知性、情感需求的终极，这些讨论，至少在现阶段，还处于边缘位置。或许我们需要诚实地理解：在还没有达到启蒙，在距离自由尚其遥远的中国，我们把精力放在讨论定义模糊的自由主义、模拟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放在向失去了合法性的政府诉求法律、要求平反之上，无法与世界一道思索人类的未来。
后极权的新旧意识形态形成一圈屏障，使我们迟迟无法对不同形式的现代化、民主以及自身命运展开清醒的，深思熟虑的思索。即使在我们当中的亿万人成为虔诚的信仰者，和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揭开了信仰复兴的先声时，一部分的人们却依旧紧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放，视之为不变的真理，而对这些为自身的信仰付出一切的人妄加嘲弄或是冷漠以待。或许我们可以对自己更严厉一些：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成为世界的一员。
在两岸三地献给这个时代面貌、程度各异，然而诚实说来同样不幸的失败后，我们需要问：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失败的内容？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失败的基因？我们在不同制度下生出的失败必须追溯到什么同一的源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必要的误解。谁能否认两岸三地(事实上是四地，加上澳门)之间在制度上巨大的差距？难道台湾和香港不是制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中十分生猛的两条？台湾的民主难道不是足以使台湾人民傲视大陆，抵御人民共和国心防攻略的重大成果？那事实上是台湾自我定义的核心部分。失败？何来的失败？然而如果民主政治是一种永不休止的自我批判，如果民族魂鲁迅遗留给我们什么先知式的预言，那就是他疾声预警的，对“物质”与“精神”之间失去平衡的哀告。
我们如何丈量一个国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为那变化多端的GDP、外汇储备所欺骗。为一个民族赢得尊敬的，唯有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其人民所展现出来的精神能量。唯有它不为时间的推移而移转的，深具原创性的创造力。庄严一个民族的，唯有这个民族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伟大人格。
一切的起点和终点是人。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终极问题是人与宇宙广大的背景，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失去的平衡。而对于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问题归结于其从内到外倾斜的主体。唯有当我们超越对任何制度或政治形式的依赖和迷思，回到对个人的反省，做为一个民族，我们才能获得具有重量的主体。生命原则vs死亡原则。为了从核心拆毁共产极权牢牢铐住我们的死亡原则，并且不落入下一个无论是什么政党，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民主的陷阱，我们需要力图寻求一种有效的，意识上的深度变革。因为很显然，如果我们盲目地攫取某一个现成的另类途径而不寻求自身内部的蜕变﹐那将是再度误入歧途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承认从中央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条漫长的抛物线，中国这个老大的民族走了一条不可谓不独特的历史道路，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现在所处的危险地位对于人类，对于它自身的历史意义。
在东西文化彼此辩证、互补的关系里，中国无疑是东方文化中特色独具的古国。从清庭的五口通商、洋务运动开始，这个东方古国被卷入了主导着全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上面所讨论的，成为了共产极权与货币经济悲剧性结合下的怪物。我们不会忘记，人类是如何以八国联军连袂跨马直入紫禁城而进入二十世纪的。如果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世界高峰会议乃是由这一无二致的八大列强组成，或许我们对于世界体系的运作将达到较为通彻的了解。在这里我无意提出控诉。每个民族必须对自身民族所走过的历史负责。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中华民族将如何把自己从这深沉的沼泽地带领出来。
这个古老、自尊的民族在今日所处的困境，拿最简练的话描述，那就是：为了驱逐自身迟到之命运所带来的耻辱，自居寰宇中央的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内实验了君主立宪、共和、共产、资本各种迥异的政经体系，在不到一百年之间把自己从封建帝国蜕变为后极权主义政权，把击败了自身的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共产、资本两大体系以一种极度偏颇的，不顾后果的方式揽在身上，搅成一团，像是一个极度慌乱而失去了理智的人。像是一个彻底失去了自我的人。(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