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5日讯】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以编辑部名义发布新年献辞，题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这个充斥谎言的国家，看到这种大言不惭地鼓励说真话，甚至小心翼翼地说出似是而非的真话，我忍不住要发出怪笑：听这种痴人说梦的真话，还不如听黄段子过瘾。汕尾大屠杀刚刚在眼皮底下发生，作为喉舌身不由己，不能报导、评论（遑论挞伐）倒也罢了。此时此刻，不选择为死难者默哀，反而踌躇滿志地说什么：“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高楼上，打望着南国天空，怀想着一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历程……心灵安宁，如在世界开创的第一个早上。”居心何在？煽情地说什么：“它（指真话）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理应担当之事。”这倒如实反映了喉舌的担当：与主子保持一致的情感、伦理和真理标准。
“说真话”的标准由谁制订、由谁裁决？在这个权力和真理自上而下的国家，“说真话”的权利早已被官方的专断意志和垄断权力扭曲为差序格局，标准由官方自上而下制订，又由官方自上而下进行裁决，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上级能说的真话下级未必能说，官方能说的真话民间未必能说。如此一来，还谈得上“说真话”吗？人们充其量只能在上级和官方划定的条条框框内说点可怜巴巴、不痛不痒的真话，喉舌亦不例外。在这样的国家，一句真话的分量到底能有多重？抽象地谈论这个话题不仅会沦为无意义，甚至有害。谁都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和真话的价值，这一点并不需要喉舌谆谆教诲。事实上，官方比民间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控制言论、引导言论、规范言论，强迫人们说官方许可的“真话”和政治正确的话，禁止胡言乱语；用具体、含糊、选择性的政策文件代替抽象、清晰、普遍性的法律手段规范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至今不肯颁布一部哪怕是体现党国专断意志的新闻出版法；甚至用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通过不留痕迹的电话指示对喉舌进行遥控。那种上级和官方许可或者至少能够容忍的真话，就变成了假话的点缀和粉饰，甚至于把拍马屁的假话变成“说真话”：
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国家迈向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关口。这一年，经济高速发展，人权保障切实进步，政府推出各项举措大利民生，疏通价格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城乡壁垒等等，这些都使我们为之自豪……更加社会主义，更加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更加有望到位。
这份献辞除了歌功颂德，就是为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的寡头主义改革政策劝进。
在一个封闭社会，“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在一个开放社会，“说真话”稀松平常，说假话倒是需要赌棍的冒险精神；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下中国社会，“说真话”却成了喉舌和一部分人的专利权、奢侈品：不甘寂寞的媒体、退职官僚、文人墨客根据主子脸色和自身需要，分阶段、有步骤、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地不断抖点“说真话”的“包袱”和“猛料”，然后坐收名利，或者挨廷杖。这正是国人被剥夺言论自由导致的结果。
能不能“说真话”，并不取决于喉舌是否有“说真话”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说真话”的权利和市场，即波普尔所谓“主体际性”（主体间性）。中国学界将“主体际性”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殿军人物哈贝马斯。其实，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波普尔早在1943年就在规模宏大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第 2卷手稿完成于是年2月，次年出版全书）第23章批判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社会决定论，谈到“主体际性”和“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征”：
通过使其思想更“客观”，他们不可能获得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不，我们通常用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是依赖于不同的基础的。它是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是紧密相联的，与这一事实也是紧密相联的，即科学和科学的客观性不会（也不能）产生于个别科学家追求客观性的企图，而是产生于许多科学家的合作。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被描述为科学方法的主体际性。
由于党国垄断了“说真话”的权力，喉舌难得说出的“一句真话”不仅不“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而且比一个民间媒体（假如存在的话）可能说出的“一句错话”还要轻。有人可能会责备我太苛刻：“人家戴着镣铐跳舞，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一个女人遭到强奸时不能选择反抗、无处控告或者不敢控告，即便不敢拔刀相助，我也会选择陪她流泪。但是，如果她竟然说出：“我很快活！”这样的真话，我只能骂一句：“狗男女！”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何不骂《人民日报》？”我只能说：“很抱歉，我从来不看那玩意！”
元月6日上午，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张大队长、刘副大队长等老朋友突然光临寒舍。跟以往不同，这次一进门就严正警告：“最近全国抓了七、八个，安徽就你和张林跳得厉害，他已经被判了5年，该轮到你了。你不能再在海外反动媒体发表文章，否则，新年就不能带小孩回老家了。”言下之意是要到看守所过新年。话说到这一步，我已无话可说。他们将下载的文章拿给我看：“你已经构成颠覆罪了，我们是专政机关，不是街道调解员，你不为自己考虑，还得为父母和孩子考虑。你可以给国内媒体写点深层次的学术文章，最好赶快找份工作，我们可以帮忙。”总之，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想工作，还要让家人受害，政府是无辜的，警察朋友更是苦口婆心。我在给洪哲胜先生的信中戏言：“既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圣旨，也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儿戏。最近一片红色恐怖，我会根据形势和自身需要尽可能少说一点、说得温柔一点，但不会闭口，还是那句老话：人长嘴巴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我老人家不辞辛苦、远涉重洋“说真话”都不行，喉舌却可以大谈“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叫“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我可不想被喉舌鼓动，为了说几句“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真话，独自跑到看守所过新年。
2006年1月20日
－－转载自《议报》第23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