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中国）Jiang Zemin, China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后，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政权，挽回中共的国际声誉，继续压制异议人士，年迈的幕后统治者中国前任国家领导人（编注：邓小平），需要一个强硬派上台。他们看中了江泽民这个平庸但有经验的党官。江没有为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打过仗而且没有任何政治后台。他上台后疯狂地镇压异议人士，同时处心积虑地保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在二○○二年八月满七十六岁的他，在共产党的二○○二年代表大会上，正式让位给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这也是很早就安排计划好的。被邓小平指定的江的接班人是六十岁的国家副主席、工程师出身的胡锦涛。他将掌管成为权力无边的共产党领袖。然而江却保留了自己关键性的军委主席职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想像当初邓小平一样在幕后掌握实权。
近年来，中国的市场改革促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到共产党强硬统治的削弱。当共产党面临如何加深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决策的时候，新旧两位领导层骑虎难下出现了分歧。
江打算试图以加快经济增长做为长远计划，但延后政治改革。他企图以此来摆平担心关闭大型企业和进行其他一些痛苦的经济改革所导致广泛的不满。八○年代的学生激情运动早已经平息下来了，但工人和农民却在近几年上街举行了上千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编注：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二○○五年七月公开指出，二○○四年中国民众抗议的次数已由十年前的一万次猛增至七万四千次，参与人数三百七十六万），抗议政治腐败和政府将中小型企业的私有化及取消终身福利所带来的困境等社会问题。私有化已经使数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中国政府将大幅削减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并允许更多外资进入，所有这些变化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江同时也害怕进一步自由化可能会削弱共产党对经济的控制。七○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造就了新一代的私有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越来越要求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权利。江清楚地知道从新兴中产阶级中涌现出的有组织的诉求群体，是促使推翻南韩、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独裁统治者垮台的中坚力量。为了集结学生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体的支援，江试图把共产党放在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位置上。
江没有放松公开颁布任何绝对禁止政治异议的禁令，但他也没有改善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大多数违反人权的事件是由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员和国家安全部的人干的，但很明显这些政策是由江自己制定的。为了改善普通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公正性，中共近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然而江明显纵容他的士兵、员警和行政官员违反人权。江个人下令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镇压致使上千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劳教所和监狱。他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他经常发起治安“严打”运动，致使每年上千人被快速地非正常判处死刑。他还给予国家安全部门和地方政府广泛足够的权力来惩罚异己和执行命令。更有甚者，他亲自制定触角很长的政策和法律严格控制新闻、民间团体、宗教和政治生活。
江走了他的导师邓小平晚年的路。一手小心地进行经济改革，一手镇压异己。邓在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在一九七八年后期开始试图开放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江希望他能像邓一样，放弃一些官方头衔职位，但仍大权在握。
现在江似乎只想留住一个职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的。这个职位有很大的权力。它掌管着中国二百五十万军队。分析家指出，包括胡所领导的大权在握的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或六位是江的羽翼幕僚。
许多观察家都很吃惊江能留在他的职位上那么长时间。一九八九年六月，他从上海市委书记职位上被邓小平钦点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没有亲自参与天安门的大屠杀。江在上海采取与学生对话、发布禁止抗议令等手段支援北京屠杀，而没有动用军队把上海的民主运动平息下去。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江也充分证明了他强硬的一面。在一九八九年春天示威刚刚开始不久，他撤销了自由化先锋《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钦本立的职务，充分证明了他强硬的一面。江后来随同邓及其他一些党内元老呼吁惩处那些容忍学生自由民主示威的干部。他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就是其中一位。从此江加入了邓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元老的队伍。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仅几周，他在中国共产党喉舌报《人民日报》中提到：“绝不能放过对这些凶狠的敌人，绝不能有丝毫的怜悯。”江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任国家主席，但一直等到邓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后才成为真正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江的成长受到一些西方的影响，但基本上走的是典型的共产党官员升迁的仕途道路。在人民日报网站他的英文版自传（编注：江泽民一直急于为自己树碑立传。二○○五年二月收买洋人出伪传，并经官方镀金宣传。为还原真实，大纪元编辑部整理《江泽民其人》，资料巨集富，书中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江泽民）中提到，他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在中国东部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在一个美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学会了英语，然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程学士本科学位。五○年代初，他在苏联史达林汽车厂工作之余学习经济。回国后，在一个工厂任工程师、厂长。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保持低调而得以保全官位，然后被机械工业部派往罗马尼亚。一九八○开始，他担任过一些中央政府职位，一九八五年成为上海市长。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精通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并且懂一点日语和法语。
江日后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半个经济改革者，但同时也留下了残忍的独裁者的骂名。尽管具体数目不详，中国监狱、劳教所、拘留所关押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自从一九九八年以来，法庭以颠覆国家罪等罪名判处超过三十位持不同政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最高达十三年徒刑。
普通老百姓受到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二○○二年的报告，中国的劳动改造所在二○○一年初关押了大约三十一万人。同时政府的收容所每年扣留一百万人，其中大多是无家可归者和一些任意扣帽为“不良的”市民。劳教所和收容所都只是行政程式，中共官员可以不经法律程式就把人关押起来。
中国每年处决数千人，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许多死刑犯并没有暴力犯罪，只是流氓结伙、偷盗粮食和牲畜、盗用公款和贪污等等。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二○○○年二月的报告，中共对犯罪嫌疑人犯、政治犯等的折磨是广泛而系统性的、全国性的。有系统的存在于政府各个部门，从警察局到劳教所，从老百姓家里到工作场所，甚至公共场合。
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人权报告和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中共政府要求所有宗教组织必须隶属于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协会。对任何拒绝接受管辖的宗教领袖和普通教民都进行严厉打击。地方政府经常骚扰、罚款、拘留、殴打、迫害教会领袖和普通教民，还袭击、关闭和捣毁地下教会、清真寺、寺庙和讲习班。
据新闻报导，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法院未经审判就把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送入监狱，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殴打折磨迫害致死。同时政府也无情地把目标指向了西藏虔诚的佛教徒和新疆的回教徒，试图以此来削弱这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
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二○○一年五月报导，纵观江氏的在位历史，观察家认为他似乎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即把共产党国家过渡到一个社会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只要不涉足政治，中国老百姓就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与足够的自由。报导中指出，这些观察家们相信，江是受了所谓新独裁权威主义智囊团的影响。他们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富强，但限制民主权力。在这方面，江没有实现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承诺，即把中国的村庄直接选举推广到更高的阶层。
同时，江不愿推行政治改革明显地证实他的实用主义和见风使舵的手腕，这个手腕使他保住了权力。他有一个绰号叫“风向计”，这个绰号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至少他不择手段地保住了他的职位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电视记者华莱士（Barbara Walters）采访他时，提到一九八九年大约一百五十座城市中，数百万民众在争取民主自由大游行后，军队开枪打死了几百名示威学生时，江回答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
金正日（北韩）Kim Jong Il, North Korea
金正日或许是一个十足的不计后果的疯子，他的国家核武计划和弹道飞弹计划威胁着南韩、日本、甚至美国；或者这位北韩的独裁者是个非常精明、善于算计的人，用这些武器计划做为筹码向华盛顿、首尔以及东京讨价还价，从而获得援助和其他方面的让步妥协的筹码。他或许是一个独居者，很少与外部世界接触，很少在北韩以外旅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或者他是一个对全球事件了若指掌，遨游网际网路并欣赏着好莱坞的影片的万事通。他或许是一个古怪孤僻的妄想狂，感到深深的不安；或者他是一个狂妄傲慢并沉醉在史达林式个人崇拜中的人物，这种崇拜把他描述为天才并对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加以赞美。
这些是对这个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独裁者所描述的各种不同的形象特征。有人把他描绘成神秘的精神病患者，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描述都很准确。前一种观点起因于冷战时期，那时南韩的情报官员将金正日描绘成一个喜怒无常不稳定的花花公子。自从金正日在一九九四年继承了父位成为北韩的最高领导人以后，他为他的个人安全问题已经困扰到十分可笑的程度，这已经足以说明他属于神经质类型。一九九八年，一枚北韩的弹道飞弹飞越日本。这一夸张的行动使人们相信金正日是这个地区的捣蛋鬼并已构成威胁。他已经使他的东亚邻国心惊胆颤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更为不祥的是，二○○二年，这一政权承认他违背了一九九四年的协议正在生产武器用铀，从而制造了一个新的国际危机。
对本国人民的残暴使金正日成为一个群体灭绝犯。北韩政府连自己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不给，经常处决持不同意见者和被遣返回来的叛逃者，并在极端糟糕的条件下关押了几万名政治犯。政府的政治及经济政策，已经使这一国家走向大规模极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广泛的饥荒。自一九九五年以来，据估计北韩总共有近二百万人被饿死。金正日本人则涉嫌参与了八○年代南韩民用飞机的爆炸案和其他的恐怖主义行动。
与此同时，曾经与金正日进行会见过的南韩和美国官员则称他是一个干正经事、甚至通情达理迷人而理智健全的人，他们认为可以与金正日打交道共事。在二○○○年，前南韩总统金大中与金正日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高层会晤，会晤后金大中称金正日是“一位具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务实领导人。”
这些种甜言蜜语式的用词或许是出自外交方面的考虑，以达到促成对话的目的。这些讲话也明显地反映了金正日本人要比人们所认为的见多识广。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一名曾随从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二○○○年十月到平壤与金正日举行会谈的官员说，这位北韩领导人可以就“市场经济、网际网路、未来的技术和经济趋势”举行会谈。许多资深的金正日观察家说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个寻常之辈就是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一名华盛顿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北韩问题专家沃斯塔尔（Jon Wolfsthal）对《纽约时报》说：“我从来都觉得金正日不是一个神秘的、与外界隔绝的半疯子。不论他是经由流览网际网路或经由看电影或其他什么途径，这个家伙确实与外界有些接触。”
这位北韩独裁者或许真的与全球的事件有一定的接触，但他不大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政治家。因为害怕坐飞机旅行，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乘火车横跨俄罗斯境内荒凉的六千英哩到达莫斯科进行访问。沿途他取消与地方官员的原订会见。在绝密中，只在火车外做几个短暂的逗留，其中包括走访一个养猪场。
为了满足他长期存在的多疑妄想，金正日乘坐的二十一节车厢的火车备有装甲板防护，并且带有十条可以嗅到炸弹的狗，及两名检测食物品尝师。在这一列火车之前有两辆扫雷车开道。一名随从他的俄罗斯将军撰文写了一个声明披露了金正日在食物上的奢侈。在他的沿途旅行中，他要求专用飞机随时运来活的龙虾和非常昂贵的法国葡萄酒。
金正日是一个电影狂，有一次他让北韩情报人员在香港绑架了一名著名的南韩电影演员和她的丈夫，将他们带到平壤。而其他有关金正日生活方式的传说故事如果不是错误的，就是杜撰出来的。二○○○年十月，美国官员对《洛杉矶时报》说，很明显有关金正日用年轻处女的输血来延缓衰老以及他与瑞典金发女郎淫乐纵酒狂欢的谣言缺乏真实性。《洛杉矶时报》补充说，一部分故事是基于南韩在进行民主过渡之前的情报来源得出的。
由于北韩史达林式的宣传机器的报导，金正日的背景，就像他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含糊不清的。根据官方出版的传记，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韩的圣山“白头山”（Mount Paekdu）山坡上一个共产主义游击队民兵居住的小棚子里。更客观的来源说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的一座红军医院内。当时他的父亲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的军官驻扎在那里。
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在平壤大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做为统治了北韩四十二年的金日成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从具有统治地位的“朝鲜劳动党”（Korean Workers’Party）中青云直上，他首先被委任负责宣传部门，然后又掌管党的人事部门。这一部门可以根据对金日成的忠心，使官员们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可以使其一落千丈毁于一旦。
一九九四年，金正日在他的父亲死后得到政权，使他成为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中第一位以世袭政权交接方式得到政权的人。从那以后，金正日再没有对金日成所创立的这一专制政权做任何大的改动。叛逃者说，这一政权拘留了十五万名政治犯。然而南韩说有二十万之多的政治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二○○一年七月表扬了北韩，因为它将原来处以死刑的犯人由三十三名减少到五名，但指出剩下的五人中四名政治犯改判五到三十三年服役。关于北韩每年处死的政治犯，没有准确的数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政治原因，北韩政府处死人数没有确切的数目。
金正日对其贫穷人民的极端苦难表现了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尽管这个政权所导致的长期食品短缺引起大批人民死亡，很多北韩老百姓以野菜维生，但这一政权仍然在建造各种纪念碑，雕塑模范工人和士兵，或者赞美金正日本人和他父亲的各种纪念碑。据报导，金正日本人正想推行一项北韩空间计划和建设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城市，而它的天际线能与中国上海相媲美。
北韩的经济从来就没有强盛过，自从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导致急需品供应和优惠性贸易的突然中断，北韩的农业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根据美国国务院二○○一年全球人权报告，据估计，仅仅九○年代的饥荒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在数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另外，自从一九九五年以来，有大约三十万北韩人逃往中国。
虽然九○年代中晚期的干旱和水灾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但北韩在经济方面的不正确处理、管理混乱和对私有财产及自由企业的限制，事实上是禁止，是其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会允许饥荒的存在。此外，据《洛杉矶时报》在二○○○年十月报导，该地区的经济学家说，虽然在七○年代初期，南北韩在经济方面是相等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的南韩国内生产总值是北韩的一百倍以上。
金正日在二○○○年与南韩总统和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举行了会谈，他还在二○○一年一月对上海股票市场和工厂进行了参观，他的这些举动使外界猜测他正在寻求将北韩与外界的脱离中解脱出来，以促进它的经济。为了这个目的，金正日政权在最近几年中允许家庭在小小的私人园地耕种，并允许农民在小型市场上贩卖他们的产品。另一项隐含的对过去政策失败的承认，是在二○○二年政府开始增加工资并放松了对食物、房屋及其他必需品的物价控制，并以稍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但是到了二○○三年初，似乎这些改变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困难。最近南韩和日本的公司正在协助重整北韩的工厂，以便可以雇用当地工人制造产品。
金正日的上海之旅还表明他在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下，或许会模仿中国，对北韩的经济进行改革。在二○○二年八月金正日还对俄罗斯的远东城市进行了类似的参观访问。然而，由于严重的能源短缺和瘫痪的铁路和港口设施，北韩吸引大量外资来振兴那些濒临倒闭的工厂的能力非常有限。与邓小平在七○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实行农业改革不同的是，金正日尚没有对那些导致人民极度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农业制定改革政策。不论怎样，金正日将北韩向外资开放将破坏这一政权自力更生的国家指导哲学。首尔韩国大学的金炳国（Kim Byung Kook）教授在二○○一年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是经过二十三到二十四年的努力工作，与中国领导人危险尝试的结果，对金正日来说要想获得成功将是困难重重。”
当前尚未出现如同中欧和东欧看到推翻共产主义统治的地下反对组织运动的迹象。很多北韩人正在努力争取解决温饱问题，大多数北韩人每天奋斗的目标就是给自己找点吃的。然而，很多人非常清楚邻近国家的生活比他们好得多。人们会从什么样的国家逃往共产主义中国或另一个独裁政权呢？虽然试图逃到其他国家面临着危险和困难，而且一旦被遣返回国将面临严重后果，仍有大量人群试图逃离北韩。一名最近成功逃离北韩的人士估计，在二千万北韩人中，假如能保证他们离开后安全无虞，60％的北韩人将会离开。他说这是使北韩垮台变得不稳定的最简单的方式。“只要六个月的时间，北韩人就会蜂拥而出，城市将变得空荡无人。”（《纽约时报》，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正是这种大量的人口外流使得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垮台。
说到底，金正日在个人安全方面的极端强调也好，他对任何改革的拒绝实行也好，以及他试图得到外资的援助而不让他的国家受到外部影响也好，似乎表明他很了解情况且精于算计，并不是一个狂妄自大和无理智的妄想狂。金正日正是借助使人民贫穷、饥饿并与外界隔离的政策，避免了那些南韩强硬派跨越边界渗透到北韩境内的命运。在八○年代后期的南韩，新兴而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推翻了一个高压的政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