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的监狱 (6)

——中国生存现状白皮书
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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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晚期资本主义所呈现的,物质的超/非真实性现象和佛教对物质世界的彻底割离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终极而言,这两者所触及的物质与非真实之间的张力同时指向了一种对物质的怀疑与不信任(后者对佛家而言尤其如是) —即指向物质对更深层真实的消解这样的物质怀疑主义。在这里,佛教所指涉的深层真实无疑是形而上的彼岸世界,而资本主义则没有明确的指涉,因为在这里,虚实和真伪彼此替换,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疆界已被抹除。这或许是更大的虚无主义,因为物质所抹除的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真假两者与区分它们的可能性的同时抹除。

这貌似唐突的类比背后因此蕴藏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出于一种历史的吊诡,当代中国呈现的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透过唯物主义共产极权的凹凸镜所映照的资本主义病征。我们可以称之为“物的统治”,即一种以占有为导向的生存方式,以占有本身为目的的目的论。在这样的生存导向下,所有的事物皆被物化,万物皆可盗卖:农田、沙石、森林、民房、人 (女人、男人、小孩、婴儿、器官)。和早期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对土着的掠夺不同,这里牵涉的是对“物”的不同界定。对“人民”和“拥有”的不同界定。正因为这是在理论上而言,无产阶级早已被解放的国家,以上与时间逆向而行的再界定才如此匪夷所思。与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巧取豪夺和基本上双向的人的物化不同,人民共和国“物的统治”下所呈现的是各种最野蛮、公开的强盗行为,最私密的界线的跨越,以及在精神全方位的撤退之下,荒芜的沙滩上遗下的一种荒凉的,欢乐的“商品极权”。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伪造的欢乐之下,是一种无比沉痛的悲观主义。是没有解药的绝望。

早在1978年写<无权力者的权力>的时候,哈威尔即已认识到消费主义对人类道德的腐蚀性。他犀利地指出:“后极权主义体制是建立在独裁政体与消费社会的这个历史性的遭遇之基础上的。”共产党解体前后的苏联、东欧人民对资本主义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是我们上好的明镜,而苏俄哲学家在统摄整体人类未来的视野下进行的,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以及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对大自然的破坏、道德危机虎尾春冰的现状发出的预警,更是我们自身在对于民族道路思索的时候必要的参照。

根据一种普遍的认识,中国人属于世俗倾向强烈的民族。和十世纪以来深植在东正教信仰中的俄罗斯民族不同,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人民虽然也曾有如前苏联在小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实验初步成功时(如“十月区域”的崭露头角)生出来的反商业化,反私有制的复杂心理,却并未酝酿成具体行动。在前苏维埃,深陷泥沼的民生促成了不尽相同的发展。出于对刚起步的资本化下极少数人暴富这个现象本能上的抗拒,以及他们依附了大半辈子的共产乌托邦共用意识,1990年五月,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苏联工人高举“私有制下台”、“市场经济=寡头政治的权力”等标语来到了戈巴契夫站立的观礼台前。与此同时,另一批游行队伍高声叫嚣着“共产党:别抱任何幻想。你们已破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躺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来到了红广场。

反观中国,一个历史的嘲讽是:当初被排挤在社会就业体制边缘的前劳改犯、右派等人成了经济改革初期最早受惠的“个体户”。在政府以巧换名目的方式把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的名称偷渡到人民共和国,而共产党内反对私有化的声音继续散发使人迷惑的烟雾同时,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人们生出了不加掩饰的拜物教,拥抱了市场经济。对于个体户和私有制的歧视很快退去,“下海”成了遍地开花的现象。然而不出多久,人们发现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第一批在国营企业改革下被迫下岗的工人。虽然如此,在卷起袖子各显神通的整体社会兴奋状态下,这些工人自谋生路的暗淡身影被冲淡了。

1992年,邓小平一锤定音之下,以脱缰野马的速度朝前猛奔的改革带来了越演越烈的弊端:腐败、拆迁、圈地、节节攀升的学费,以及在毁弃的农田里盖起来的一座座污染水源和空气的工厂。山河满目疮痍,发展中的城乡尘土飞扬。与此相对应,下岗工人的数字开始如洪水般节节攀升,“失业”成为千万工人心头的阴影,无数人被边缘化,沦为赤贫者。什么时候开始,下岗工人抗争的身影逐渐成为嵌入改革核心的图景。而在如走马灯转般一天天蜕变的城乡风景里,人心开始了难以逆转的化学变化。

在最初的抵拒之后,俄罗斯并没有避免少数人成为巨富,多数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和老一辈的人)贫穷如昔的命运。而在中国,在反官倒、要求政治改革的六四民主运动被武力压垮后,即不曾再出现来自民间的,对资本化痼疾的实质抗拒。六四后最初一两年,执政者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却因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而告终。在思想界,1998年起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很快在两年后遭到了严厉的打压。自此,替那些为了改革而付出悲惨代价的,占人口80%以上的底层人民诉求的声音被消音。在共产极权的诱导胁迫下,中国一步步成为欲望取向的消费主义社会,成为全世界资本家垂涎三尺的市场。

在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人民共和国见证了如深渊一般,在国土上悄然裂开的贫富差距,以及疯狂地猎取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各种资源朝沿海地区倾斜,资本化所累计的财富向不到百分之五的人手里积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包括9亿农民和4万8千下岗工人)开始点滴在心头地体悟这一场经济改革对他们自身真切的意义。以不尽相同的方式,知识份子之间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被收编入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领取了他们在这场经改中毫无荣耀可言的收获,另一部分人则带着他们被箝口结舌的知识和才能,被推挤到消费社会的边缘。

为了彻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需要指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隐含的,一个巨大的虚伪。当一个现代国家对于定义自身的体系之命名采取一种极度不诚实的,瞒天过海的态度,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更以共产极权之政治实体行“化公为私”(即共产社会化私为公的大逆转)之非法经济运作,它的非道德性是不能忽视的。其非道德性的绝对化在于这种化公为私,事实上,是一种与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完全悖反的大掠夺。正如经济学者何清涟所指出,这种表里不一的不真诚,这种不讲任何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导致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更在失去一切道德依据之下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国家机会主义下诞生的怪胎。我们不得不看见:在为虚伪和非道德所领导的社会,不断生产出来的物质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独裁的实质移开 – 吃饱了的肚子隐藏了饥饿的灵魂。在极权统治下,市场经济畸形发展,这个所向披靡,席卷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许多固有的弊病(如工人的异化、财富不均)被没有任何禁忌,没有任何阻碍地放大。无限讽刺的是,这些弊病正是人民共和国至今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所有的证据显示:与历史逆向而行的新中国制造出了一个庞然怪物:共产后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早期资本主义劳力剥削的三头怪兽。

迟到者的咒诅

如何解读当今中国这独特的历史现象?哈威尔所说的共产极权与资本主义接轨的历史机遇在东欧及苏俄已大致过去(虽然,我们需要留意苏俄的独裁倾向和戴上面具的共产党幽灵),唯独中国,不同于任何国家,继续着这充满了自我毁灭的灾难性结合。为了更稳健地步入未来,我们必需在共产党在中国解体之前同时认清百年来共产、资本这两大阵营对人类生命在本质上的伤害,以免再度陷入鲁迅在一百年前预见的,出于后来者的急切与短视,中国将由于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至偏至伪”的模仿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后极权与资本主义并辔而行下的社会,可以想见,是一个弊病丛生的社会。这些弊病里最根本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是人的异化。以难以抵挡的速度,消费主义使得精神已被阉割的人们进一步倾向于物质化、平庸化,没有任何抵抗力地被迫成为驯良的消费者,在丰盛的物资中运转自己被戴上脚镣的生命驱动力。邓小平南巡后,这个大英帝国治理香港这块模范殖民地的策略被中国共产党大力施行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所得的效果是同样的悲惨。

较之政治上的独裁,商品化所导致的无力感和文化不孕症更具有腐蚀性:它釜底抽薪地抽取了反抗的施力点 – 人们的意志力。对于文化根底原本就脆弱、受过蕲伤,或是因为急于“现代化/西化”而失去了文化上自我身份认同的民族,消费主义和它所导致的全面物化尤其致命。无论是在国民革命前即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经济改革后再度在文化和经济上自我殖民的大陆;在拥有世界上最驯良,充满了无处发泄的愤怒的被殖民者,在回归祖国后成为深度殖民场域的香港;或是在历经西班牙、荷兰、日本殖民,美军驻军,经济起飞后依然孤立于世界上的台湾,消费主义所导致的文化衰颓症都能得到不幸的例证。

关于被殖民者在心理上所处的弱势,范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里有透彻的陈述。从历史的这一点回眸十七世纪以降,以争夺原料和财富为目的的殖民帝国主义,以及从十九世纪末至今,以经济侵略与掠夺市场为目的的新帝国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然而并未被人们充分体认的事实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三重剥削和模塑之下,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被纳入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以求生存,不得不陷入了西方新旧帝国主义为他们设下的轨道。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完成了对最后一块大陆:古老亚洲的侵略和吸收后,以科学、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文明影响已扩展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帝国主义的过渡。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二十世纪几乎同时来临的—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历经八国联军和辛丑合约的中央帝国有切肤之痛的领会。

这个历史性发展的结果是第三世界国家(这其中许多是文明悠久的古国) 或所谓的南方(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在生存与自我认同的双重危机中逐渐偏离、丧失了遵循自身原本的轨道迁变的历史机遇。就整体世界而言,这样的发展同样是不利的:在生存危机和恶性竞争下出现的强制性资本化、科技化使得世界文明日趋一元,从而导致了原本相互辩证、互补的不同文明丧失了为彼此提供另一可能的契机。而在整个现代文明与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自然之间,同样生出了不祥的裂罅。文明与自然永不休止的辩证,正如我们所看见,灾难性地向一端倾斜。(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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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长的老胡同里,一座青砖的四合院紧闭两扇红漆剥落的木门。暮色中,那红色似一抹暗淡的血。胡同底钻出个汉子,一身白布裁的,奇形怪状的袍子,袍子上拿红笔写了几排浓密的汉字。这样的白袍怕是走遍了国土南北也找不到。汉子手握了卷厚厚的,旧得发黄的纸在空中挥,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喊:“总理,我们看您来了。您受冤屈了!”
  • 何以为死者悼?这一次,我们的哀痛太沉重。人所不能、不该承受的,像一块巨岩低悬在我们头顶,试探我们承受力的临界点。死者的遗憾何其深重!看,那些在逝者灵堂上空盘旋,迎接他、向他致敬的六四亡灵。他们等待了很久了。和我们一样,他们的耐心没有止尽。不同的是,他们无时无刻没有忘怀。他们洁白的灵魂停驻在那一夜,唯有我们在经历了那个永夜后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了今天。我们以为自己能把过去包裹在一匹雪布里把它遗忘,继续走下去,直到路的尽头。而路,怎么会有尽头呢?直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最严密的那一部分溘然长逝,我们以为这条漫漫长路一无止尽。如今图穷匕见,这路到了尽头了。
  • 我们所知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海变。根据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的历史在共产世界于上个世纪末的雪崩后进入了单一向度的,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导的后历史时期。即使不同的体系依旧存在,而局部的冲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调,不会再有真正的历史事件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冲击。
  • 一举切开黑暗真实核心的,或许是我每天接到的一个从遥远的牢狱打来的电话。那是一间为隐形的空间武器所打造的监牢。空间武器日夜的袭击是一步步把人围困的,一封没有文字,没有日期的死亡判决书。但人们就连肉眼可见的真实都能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对表像三尺下的真相更是心安理得地视做绝不存在,那么对于肉眼无论如何看不见的心灵控制和无形的空间武器又如何愿意聆听,即使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悄悄漫延的,一种企图从肉体到心灵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新武器?即使那是一个如果我们不阻挡、不揭露它,将以偷天换日的高妙手法一步步塑造人类未来生活的,越来越机巧的高科技隐形机器?
  •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在这之前,中国并不缺乏民间群体运动。1976年天安们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结束后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以文字进行反思的,以智性为先导的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工人、市民、知识界参与的从静坐、绝食、大游行到民主讲坛一波接一波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遭遇的残酷镇压使得公民运动在中国受到了不可磨灭的蕲伤。
  • 出于人尽皆知的原因,我们过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现在,没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气和能量。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摇滚乐里,我们听见了匕首般的愤怒和暴力倾向,听见了属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无法说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个弹药库般,充满了耻辱之情的基本常识。
  • 在这里我试图做的是把我们的世界倒转过来,把潜藏最深,最黑暗的事实首先呈现在眼前,在确定我们看见了那不轻易示人的,充满了蛮荒和辛酸的平行世界后,再来好整以暇地描述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表像世界 - 让我们承认,那无疑是另一个蛮荒世界。
  • 《呻吟》不是一、两个案子,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家人之间的摩擦,也不是一、两个乡村之间的冲突,而是直接涉及两省区十多个县市十多二十万农民近百亿水电站淹没补偿及土地纠纷;她不是书斋式的理论探讨,而是一堆堆红水河沿岸农民想说的话,想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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