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亚洲大陆，无论是印度、日本、苏俄或是阿拉伯世界的学者，都曾对自身的文化危机作出痛切的反思，为难以复原的民族主体扼腕怅叹。对于在全世界勇夺货币经济成果，在经济上跻身世界强国，一心“脱亚”的日本，这样的反思尤其具有定义性的意义。这无疑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当日本的西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种虚脱式的幻灭下，“什么是日本的实质”成为日本学者痛切思索的命题。而在殖民的烙印深入骨血的印度，自身作为一个“伤痕文明”的隐喻形象地昭示了这文明古国受创甚深的情结。当阿拉伯世界为了抵抗西方现代文明的侵凌而激发出原教旨意味浓烈的穆斯林宗教复兴运动，以西方科技文明为主导的这一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隐含的内在毁灭倾向至此表露无遗。
由于其在资本、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由于其地处欧亚大陆的双重身份，共产党解体后的俄罗斯对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具有特殊意义。出于对自身民族“救世”使命的信念，俄罗斯哲学家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去思索另一种文明的轨道，一种“后现代”生活的可能。虽然，我们必须强调，由于沙皇时代对亚洲的侵略，更由于前苏联在共产国际所起的极为负面的作用，对于它所揭橥的又一个独断的“体系” 我们难免生出本能的不信任。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一个孤立于任何民族，却是关乎所有人类未来命运的迫切问题。
这些来自世界文明同一条河流两岸的另一文明体系 – 东方文明的反省，不言而喻，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这样的反省并不限于特殊地域：事实上，这一反思的背景是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扩大的，来自不同领域、国族的学者、哲学家对现代化的思辩。对于以科技文明与社会福利为主导的“现代”，学者们接续十九世纪以来的质疑，重新思考它对人类命运的真正意义。而由于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主宰全世界的体系，它所形成的文明状态，或者更贴切的，文明危机，迫切需要深入分析。
“物”的解魅
这是一个十分嘲讽，然而使人清醒的悖论：在这“后共产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如某些人所预测的，从今而后所向无敌，凯旋而归的时代。恰好相反：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正进入更全面，结合著宗教、道德及自然环境一起思考的更高范畴。对于已经面临可以预见的，自身毁灭之最后命运的人类，这其实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甚至语重心长地预言：在普遍的民主化、生态危机及非农村化下，第一次，资本主义进入了真正的，不可逃避的危机。
为了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脱魅，我们需要对这两大主宰现代人类命运的体系进行更根本的剥析。在《生产的镜子》里，法国学者鲍德里亚犀利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的，对于生产本身的执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无论多么敏锐，并没有从以生产原则为主导的思维本身祛魅；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他依旧(无论多么无意识地)深陷在人必须通过制造 – 而非自身的存在 – 来实现人之价值的迷思之中。
俄罗斯哲学家同样指出了资本与马克思主义的共通之处：工业文明是这两者共用的驱动器。无论是货币经济或共产主义，都奠基在工业科技超前发展，不知休止的逻辑上，而这两大阵营实力的扩展和它们在科技上的成果是同步的。
在理论和实践上，无论是资本或马克思主义都不能逃脱生产、价值的目的论。人必须通过塑造、改变世界来完成自己。人唯有通过不断的工作来定义自身，以获得意义。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唯物主义史观正是种意识的展现。而在共产主义的实践里，“人”更成为自然物资的一部分，被驯化、鞭策、碾碎，以从中获取最高(无疑，从精神的角度而言却是最低)的转换价值。作为“物”， 人成为这一场历史实验的集体解剖对象。对人所秉持的工具目的论态度使得在共产极权(以及货币经济)下，一种无为而自得的生活态度退位给以占有、铸造为先导的驱动力。更有甚者，“物”，在唯物论的阴影下，遮蔽了所有肉眼不可见的事物的价值。
以这样的理解为背景，或许我们能通过对工业文明及现代性弊端的透析，再度考虑长久以来被失衡地放置在天平另一端的，信仰及精神的意义。人们不得不承认，过去几世纪现代文明的发展并不代表一种进步，相反的，却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衰退以及人与自然背景的断裂。在这道德节节退败和迫在眉睫的各种危机之下，人类开始了对人的生命，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重新认知。这样的努力，我们必须强调，隐含了一个深具时代意义的大转向。
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天文学和科学革命性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自理性主义之后，神学已逐渐退居认知领域的第二线。在人类的新宗教：科学的君临下，宗教被迫从理性认知的领域抽身，转而统领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地域。然而在永恒的变化里，理性、科学，甚而至于人本身，在时间奥妙的透视镜下发生了始料未及的突变。为了弥补我们破绽百出的世界，为了拯救我们荒漠的生活，神学不再被排斥在新一轮的认知范畴之外，却再度与独占鳌头了两个多世纪的科学 – 不乏辩证意味地 – 赋予人类认知更完善的切入点。
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由于神学所遥遥指向的，对于空间与时间最为旷远的启示，它将为陷入绝境的现代文明带来无法预估的契机。对于原本被视为工具的，断裂的时间，学者渐渐抵达了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更为遥远、长程的视境。在历史出乎所有原先设计的发展下，人们再度体悟到时间之为一切的主人。这种迷途而返的认识所暗示的，事实上，是历史(与人类命运)的神秘、不可主宰。
从以上的种种变化来看，人类文明的大转折已呼之欲出。在1989-1991年共产世界骨牌效应般的瓦解后，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已同样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当人类开始以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更开放的态度去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先前我们所讨论的，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佛教对于物质的态度在本质上的分野将带给我们不可忽视的启迪。
鲁迅在一百年前预言神思/唯心一派将成为二十世纪的主流思潮。他的预言没有兑现—反之，世界朝他预期的相反方向而行。可以说，我们都是这现代文明轨迹不幸的见证人。难道在二十一世纪的肇始，我将以一己之悲愿，螳臂挡车似地预言精神信仰将与自然联手反扑，扭转人类现代文明崎岖自毁的道路？生活在后现代的这个时刻，恐怕唯有置一切时代潮流于身后的人才会有如此不合时宜的胆量。然而一切又昭示着我们不得不鼓起勇气，把科技文明挟持整体人类进入的二十世纪抛弃身后，带着所有它在身上烙下的惨痛记忆另辟蹊径。
倾斜的主体
让我们回顾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中国所走的道路。从1840年到2005年，这个文明古国的自我定义无疑是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而来的 – 其自我界定是一系列对于西方列强兵临城下的一种紧急应变，以及继之而生的一连串可以预见或完全在意料之外的化学反应。即使当以中央帝国为囊中物的西方帝国主义偃旗息鼓，人民共和国继续和它的假想敌角力，无时不为自己终于登上世界舞台而欢庆鼓舞。不可否认，世界的权力结构正在重组，而超级大国间明里暗里的角力从来没有间断。然而我们若是诚实地深究这过于高调的自我庆祝，将发现它无疑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自卑而生的极度自尊。这个民族情结表现在处处以西方标准、西方生活方式马首是瞻的潜伏心理，纵使有时候，出于被放大了的民族自尊，这种心理是以反面的敌对态度表现出来的。
在这个古老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缺乏抵抗力，更缺乏从容大度的吸收力的现在，不该忘记民国的知识份子在上个世纪初对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之间前后失据的窘迫和两难。在清庭最初的负隅顽抗之后，知识份子对于西方体系或是全盘接收，或是表面上各取其长，实际上各得其短的效颦，是我们无法再重蹈的误区。而鲁迅对于时人“重物质”、“轻精神”倾向的预警，和他借鉴西方世纪末氛围以及西哲自身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物质文明提出的锐利反诘早已不幸言中。
从清廷对西方列强入侵傲慢的抗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汉字不亡，中国必亡”对传统及父族的激进反叛；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近三十年的锁国自闭，以及在由极度怨恨而生的颠狂下，企图通过由全国收集而来的锅盆、铁器炼出钢铁以求“超英赶美”，到今天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鼓励外资及迅速西化(看一看李阳的疯狂英语，托福及留学率和各地的麦当劳)，我们走了一条多么曲折迂回的现代化道路。在顽强抵拒了西方数十年之后，上海再度高高挂起了巨幅洋人图像的广告，淮海路上殖民时期的西洋建筑在夜里点亮了盲眼的霓虹，浦东平地拔起一栋栋后现代风格，如同由外太空空降而至的摩天大楼，成为名正言顺的文化、经济殖民地。历史的嘲讽还有什么更甚于此？
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为一种大民族主义所惑，充满了缺乏审慎思辩的激情。不能不认清，在这激越的民族情感后面有多少是根植于长久以来的挫折感和心理上的补偿作用？我们得趁时间没有完全消失前看清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拥有一个倾斜的主体。这个倾斜的主体在今天，由于人民的主体和精神处于集体囚禁状态，无法获得良好的矫正。相反地，我们变本加厉地以一种文化上的自暴自弃和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大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一辆左右辕马朝相反的方向撕扯，失效的双驾马车。
从十九世纪开始，老大自满的中央帝国被骤然曝露在亚洲以外的世界，被迫承认在它自身之外的优异文明，而不得不以一种羞辱之情面对自身迟到的命运。在今天，已成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共和国再度面临一个巨大的玩笑：历史峰回路转，突然之间，它成为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龙头，铆足了劲一心要把这血脉承传下去。当六四成为1989年横扫共产世界的那场剧变中一个具有定义性意义的环节，当从东柏林到布拉格，从华沙到莫斯科，人们欢庆着共产极权的瓦解，缔造了天安门广场上惊动全世界的壮烈场景的中国人民，还有那挺立在这场景中央的坦克青年王维林，却悲剧地再度成为了共产极权的禁脔、牺牲。也就是说，我们再度错失了与世界一起迈步前进的历史机缘。
中国共产党困兽犹斗的挣扎，它拒绝在政治体制上文明化、民主化的一意孤行，再度使它在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迟到者。一个背对历史的化石。以一百年前的辞汇来说，即它再度使自己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只是这一次，这个古国为了延长自己已到期限的寿命而付出的代价不多不少，恰恰是其全体国民的尊严和人格。是一个国家据以赢得全世界尊敬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