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8日讯】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由于事先没有征求市民意见﹐因此它的保守内容﹐以及横生枝节﹐特别是何时可以实现普选完全没有交代﹐引起强烈反弹。但是它事先得到北京批准﹐所以特首在出国宣传这个方案时透露﹐什么时候普选﹐要北京同意。因此香港市民的普选要求﹐表面上是针对政府的政改方案﹐实际上是向北京提出要求。中共对此会抱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于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国民党怎么样﹖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共产党怎么样﹖亦可根据这个“最高指示”作如是观。
事物的发展会发生变化﹐但从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并没有看出它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增加欺骗性而已。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提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骗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但从一九四九年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见到中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做过什么努力﹐反而把有这种主张的人士打成右派或关进牢狱。改革开放后﹐中共推行“村民选举”﹐又骗了一批老外﹐但二十多年下来﹐太石村村民要撤换一个当局指定的村主任都没有办法。近来胡锦涛与温家宝再次喊出民主口号﹐但是对异议人士与不同信仰的镇压﹐还是有增无减﹐包括动用黑道﹐明火执仗的开枪等等﹐显然这又是一场骗局。中共既然这样害怕民主﹐有可能对香港“恩赐”民主吗﹖除非中共“变性”。
也因为如此﹐由中共在背后操纵的香港政改﹐就不能抱乐观的态度。由于一位七十八岁老伯刊登“告诉我，我会看见普选的一天吗？”的广告打动人心﹐因此要求普选时间表成了泛民主派的共同诉求。并且发动了一场大游行。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统计数字虽有分歧﹐但至少有一﹑二十万人参加。由于特首曾荫权倚仗自己的高民望而自以为是﹐因此这个游行人数使北京与特区政府大为震惊﹐因为赌王何鸿燊只开出五万人的盘口。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参加﹐使各种“阴谋论”纷纷出笼﹐包括被美国收买主使在内﹐甚至认为她要在二○○七年竞逐特首﹐反映北京的不安。
针对民众的诉求﹐特区政府耍弄一些手段来化解﹕
一﹐征集支持政改方案的签名运动。民建联等亲共团体街边摆档征求签名。他们扬言收集到近七十八万人签名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从而代表“主流民意”﹐向泛民施压。实际上这个签名很有问题﹕第一﹐他们打出“支持政改﹐实现普选”的旗号鱼目混珠﹐欺骗民众﹐把政改方案与政改混淆﹐把遥远的目标当作现时的诉求。有民众被骗后向媒体投诉。第二﹐签名没有表露任何身份﹐也可以一人多次签名﹐从而为数字灌水。何况用签字来与游行人数比较怎么可以呢﹖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主流民意﹐他们为何又不敢以公投来决定何时实现普选呢﹖
二﹐加强对泛民主派的分化瓦解工作。政府与亲共人士不断抛出可以被争取的泛民人士名单﹐来分化他们的团结。在投票前夕﹐曾荫权不但发表电视演说号召只要有个别泛民议员做“民主英雄”投支持票﹐方案就可通过。他还找了几位泛民议员吃晚饭﹐一直到投票前的中午﹐还找他们谈话。做出这些动作是打心理战﹐使泛民阵营互相猜忌。只要有几个私心作怪把持不定﹐就可瓦解泛民队伍。所以泛民特别“看住”由会计功能组别选出而又受到该组特别大压力的谭香文议员。﹐由她在投票前公开表态投反对票以稳住军心。结果泛民只有刘千石投弃权票﹐其他全投反对票。
三﹐亲共阵营连袂而出。在游行前﹐曾荫权自认自己威望高﹐民调支持政改方案﹐所以有恃无恐。亲共人士对这个港英余孽也冷眼旁观﹐没有太积极支持他。后来相信中央讲话了﹐所以大举出动为他护驾﹐不但大造舆论否定游行﹐各种谩骂腔调也出来了。更引人注目的是原北京“四大护法”之一的许崇德教授跳出来指责陈方安生因为不甘寂寞而“一枝红杏出墙来”。一个老法律专家用这种轻浮的语气来评论政改﹐实在有失风度﹐也反映了北京内心的严重不满。而曾荫权穿了中山装走上街头﹐在民建联的签名摊档作秀﹐也显示了他终于选择了土共做他的“战略伙伴”。
二十一日晚上的表决结果是三十四票对二十四票﹐一票弃权。曾荫权在凌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遗憾﹐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则怒气冲冲指责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警告反对派要承担后果。他把民主派改名为“反对派”﹐因为反对他们的政改方案就是反对民主。如此一来﹐支持政改方案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民主派”了﹖
北京的态度值得关注。不但港澳办主任廖晖在深圳坐镇﹐有报导说主管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也在深圳就近指挥。方案被否决后港澳办低调发表声明﹐表示对曾荫权的继续支持。但是许崇德再次出来说话﹐虽然声称北京不会关上沟通大门﹐但又扬言曾荫权有权解散立法会。如果正如特区政府所言﹐他们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那么解散立法会重新选举﹐泛民势必兵败如山倒﹐保皇派就可以在立法会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支持﹐为何又不何乐而不为呢﹖
二十二日﹐曾荫权再出来会见媒体高层人士﹐讲了一些话﹐大致内容有﹕
一﹐本来已经争取到泛民六位议员的票。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何后来又会失去﹖这似乎是说给北京听的﹐不是他无能﹐而是泛民太狡猾了。希望不要因此而失宠。
二﹐以后要埋头经济与民生工作。似乎恐吓以后不再发展民主政治了。果然如此﹐不是违反基本法对普选的承诺吗﹖
三﹐指责李柱铭等出访争取国际援助。曾荫权自己可以出访介绍政改方案﹐为何泛民就不可以﹖曾荫权这样讲的目的是把他的失败推给老外﹐迎合中共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四﹐很重要一点是﹐他说﹐“中央未来的反映不会好寻常”。也就是说﹐中央会作出不寻常的反应。怎么不寻常法﹖也就是会对香港做出惩罚﹖那不是像小孩斗气吗﹖
本来﹐既然曾荫权知道何时普选需要北京做出决定﹐那么当香港市民要求普选时间表时﹐他应该立刻去北京与中共沟通﹐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说十二月二十七日会到北京述职。那是他认为方案必然通过而去汇报他的得意杰作﹖正是他做出这样的错误判断﹐因此不是去北京说服中央﹐而是一直留在香港运用权谋来分化香港民主派﹐一旦分化失败﹐也就是他的方案的失败。不将精力来解决方案内容﹐而放在使用什么手段促使方案通过。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曾荫权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如果曾荫权事先去了北京而仍拿不出时间表﹐也许反而会得到市民的同情而让政改方案过关。
事件的后续发展会如何﹖关键在于二十七日曾荫权去北京后﹐中共是什么态度﹖对曾荫权他们当然要表示支持﹐否则上台才几个月就把他抛弃﹐不是显得自己也太无能吗﹖要惩罚香港民主派与香港市民﹐倒可以表演一下给世界看看。重要问题还在于中共对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抱什么态度﹖因为曾荫权至今没有回答为何不能订出普选时间表的理由﹔中共媒体更避免提到普选时间表﹐他们最怕就是中国人民也要求有一个普选时间表。因此对香港泛民来说﹐今后的任务就是将争取普选时间表作为重点任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到让十三亿中国人民都知道﹐从而也让他们不断向北京要求普选时间表﹐香港泛民扩大为中国泛民﹐香港就有希望﹐中国也才有希望﹐让六四﹑汕尾等屠杀事件结束﹐让大小矿难大为减少﹐让各种宗教信仰自由发展。──原载《争鸣杂志 2006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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