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国大陆一纸风行，中国社会对于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份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笔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代人。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文明。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参与维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难，其中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举荐，陈氏父子因此以“滥保匪人”罪而被革职还家，“永不叙用”。事后西太后意犹未足，又以密旨将陈宝箴赐死。人们现在已经知晓，在19世纪末那场震动人心的中国流产变革中，除了有为改革而流血的谭嗣同等人外，还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庐中被迫自尽的陈宝箴。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陈寅恪有精深的学养，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成双峰并峙，罕有匹敌。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除了其渊博学识及其创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是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而诞生的一种新人文道统。
“陈寅恪现象”所彰显的文化意义在于：他对中西文化所持立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对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学养的“文化保守主义”。此外，陈寅恪属于借鉴西方文化的“历验世务”派。这派以郭嵩涛以及陈的前辈陈宝箴、陈三立为代表，有实际经世致用的历练。他们在借鉴外来事物时，也尊重自身历史中自然生长发展出来的东西（另一派则是“附会”派，即空想派，康有为是典型。主张全盘设计，推倒重来，具有乌托邦色彩）。陈寅恪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张，与自由主义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品与人品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标举了卓越的风范。
陈寅恪的学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对曲学阿世——这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民族和文化。这在他的身上是极其鲜明，绝无妥协的。
自他学成归国后，真正能够从容从事学术研究的其实只有在清华任教的十年。此后灾难深重的中国，幅员虽大，竟不能给陈寅恪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盛年时期遭逢战乱：“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到处颠沛流离。正值学术创造的高峰之际，又由于营养缺乏而失明，这对于一位史学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膑足，栖身岭表”的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于超乎常人想像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后，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中国知识界不少学人降身屈节，臣服了官方的马列主义，用毛泽东得意的话说，几乎都“夹起尾巴做人”了。当年，举世滔滔，然而陈寅恪却傲然挺立，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一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这一傲骨，在《论再生缘》中再次表现出来：“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在“政教合一”，严酷的思想专制下的中国，可称惊天地、泣鬼神。
陈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特别表现在他晚年所写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中。“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王朝更迭，社会动乱，文化遭劫。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当其冲，尤其是这时文人的心灵，大多要在历史的剧变中遭到其它时刻所没有的拷问及权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处事，便关系了历史的荣辱。感慨万千的史家陈寅恪，于是起而撰写明清之际文人的心路历程，一部《柳如是别传》，照出了时代变迁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态。
在那个瓦釜雷鸣，黄钟毁弃，斯文扫地的时期。陈氏周边的同人，有的与他气类相通，堪称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来，有如履薄临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刘节教授那样，挺身而出以替老师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卖论求官，反戈一击给他以致命伤害的。当我们看到在他门下一度从学的才子，一旦为私利所驱使，背叛师门，事后悔悟，竟然赴陈宅以伏地叩头的大礼请求宽恕，而老师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遥望天际漠然不应的时候，内心不能不受到犹如怒涛震海惊雷破柱般的震撼。
陈寅恪晚年反复吟咏的主调是：“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他以其深邃独特的诗和文、言和行，在一旁严肃地审视和评判着北京政权的作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轨迹。
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当代对峙。
也凸现了他对中国大陆知识界的示范效应。
在风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国，遗世独立的陈寅恪风范，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遗产，为将来的中国文化系统，奠定精神独立的基石。
作为儒家价值的人格化，他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儒家价值通过陈寅恪的身体力行而凸显其特色，并显示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命力。同时，陈寅恪还向知识界展示了儒家价值经改造后如何可能与西方的“学术独立”相协调，从而与自由主义相交融。
陈寅恪昭示给我们的正是一条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运，既像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不朽生命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