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已退休干部说，从十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新路线，到十一月公开纪念胡耀邦，虽然受到种种干扰，使许多人产生幻觉，以为胡温的新改革又一次受到挫败，但这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他很赞同十一月号《前哨》《三大压力逼胡温破局》上的提法，认为新领导层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破局，就只有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只有突破邓小平和江泽民留下的困局，中共才有可能走上新路。
中共最近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北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国家基本国策定位于以“共富论”替代邓小平早年提出的“先富论”，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分享不到改革的成果，那中共的改革只能是失败。
公开纪念胡耀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胡耀邦、赵紫阳是早年改革的主力，他们当年力主经济改革的同时要配套进行政治改革，却被老人党打为“路线错误”而下台，结果邓江兜兜转转，跛脚经改十几年下来，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纪念胡耀邦意味抛弃邓江路线
公开纪念胡耀邦的意义，就是要抛弃邓江经改路线，拨正改革航向，引导中国改革走出困境，带领中国走进一个新时代。
他认为，胡温一代领导人，包袱太重，他们不可能公开扬弃或批评邓江之路线，按照政治常识，他们经历一段隐晦宣传造势之后，将有一批实质性政策措施适时推出。到时大众就会恍然大悟。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江泽民不搞政改的配合下，更成让一部分人肆无忌惮地掠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暴富阶层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速度，成长起来。《福布斯》里中国富豪在短短二十多年积攒的亿万财富，使许多人叹为观止。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愈来愈严重。
据二００二年联合国对一百二十三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所进行的调查，中国位列第九十三位，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只占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四点七。此后，根据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穷人所占财富的比例还在缩小。
百分之零点五家庭占六成财富
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最近公布该公司的调查结果称，在中国大陆，不足百分之零点五的家庭拥有大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个人财富。在这些富有群体内部，有大约七成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五十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而在美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人掌握全国百分之五十九点二的财富。
中国大陆富人的资产在未来几年还将以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比例增长。
而在印度，由于有民主制度制约，在二００二年联合国的调查中，印度收入最少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八点九，名列一百二十三国中的第十四位。比中国强多了。
贫富悬殊造成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破坏社会稳定。
基本国策的转变
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最新决策，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改“先富”为“共富”已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以“十一五”规划比较注意社会公平，注重弱势群体的保护。二００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规划二００六年的工作。胡锦涛和温家实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该会关注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安全生产、食品卫生和社会保障，列为二００六年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把扩大就业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另外，农村问题也是该会讨论的重点，会议表示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会议表示要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
第三产业不进反退
江泽民粗放式的单纯追求产值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大陆经济的畸形发展。表面上看，经济发展很快，但实际上是那些产值效益大的产业一枝独秀，一些必须相应发展的产业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根据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开始发展时，其生产总值的比重会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继续不断发展时，就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中共二十七年来的改革开放，第一产业的比例大幅下降。近十年来，中共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有近十个百分点的增长，照说第二产业应该大幅向第三产业转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三产业在生产总值的比重反而下降，而第二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二００一年到二００四年间，第二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百分之五十点一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九，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下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九。
金融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十年来，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已开始取代饮食、零售等传统的服务业，而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但大陆的金融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又是不进反退。
一九九七年，金融业在大陆第三产业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七点一，到二００三年则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这反映了中共现行体制未能有效推动社会形态向前发展。
上海金融中心成镜花水月
上海在一九四九年就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九十年代初上海经济发展时，中共就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世界金融中心，并制定了“三二一计划”，即产业政策的重点排序首先是第三产业，然后是第二产业，最后才是第一产业。上海当时就提出了要把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最重要的项目。到二００四年年底，“三二一计划”却变成“三二（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共同发展计划”。这实际上是把重点发展产业从第三产业变回到第二产业，二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业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点一，二００四年却降到了百分之十。
上海外滩在一九四九年前外国银行林立，中共在九十年代初准备将金融中心继续建在外滩。但十几年下来，外滩成不了金融中心，却沦为奢侈品零售中心。“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已成镜花水月。
股票业是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陆的两个股票市场的股票几年来如一潭死水，股票大部分跌破底价，上海股市在二００五年曾跌破二千点，股市已经失去了集资的功能。
第三产业是比较“高级”的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人的素质含量都比较多，按照发达社会的经验，这就需要民主和法制的监管。大陆股市的崩溃就在于民主和法制的缺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大陆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在大陆股票市场，“庄家”横行，非法圈钱而风险甚少，广大中小股民成为猎物，在血本无归后中小股民当然谢绝再玩，所以股市成了一潭死水。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需要自由资讯，但中共把自由资讯当作“影响稳定”、“颠覆国家”的“反华反共”宣传，封堵许多自由信息。难怪大陆的金融业一再萎缩。
发展第三产业，离不开政制改革。
过去大陆有关政制改革的文章，主要是指党内保守派阻碍改革，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陆的舆论都认为“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看来，胡绵涛要实行政改，就得对江泽民时代形成的利益集团开刀。
江泽民时代由于不搞政制改革从而产生暴富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主要由贪官和奸商两方面组成。他们在政治上以一党专政压迫广大百姓，经济上掠夺国资、掠夺乡镇人民的房地产和土地。
中国政革的“深水区”
学者易宪容在《透视中国改革的深水区》。一文中说：
为什么社会民众收入分配及财富分配的相差悬殊会越来越大？为什么政府的职能越是转变，政府对市场参与度越高？还有“三农”问题、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教育医疗及养老保险等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些问题与矛盾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其最为重要的根源就是没有一套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制度安排。从目前的利益协调机制来看，民众利益的大小并非在于个人努力、个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智慧与胆识，而很大程度上在于离公共权力的远近。比如，国家垄断企业之所以能够轻易地获利，就在于政府的政策，就在于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倾向性。房地产商为什么获得暴利？就在于土地市场与要素市场被严格地管制。还有，中国的“官本位”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就在于进入官途是个人获得利益的有效途径。还有，中国要建立有法制的市场经济，但法律与法规在制订的过程中，却往往反过来成为管制民众，让少数人轻易获得利益的工具．．．．．．
那么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及制度安排从何而来？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如何才能退出他们的利益舞台？这才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不能够从这最为根本的问题入手，不仅中国经济改革会越来越艰难，而且这些问题聚集到最后肯定会转化为社会问题，引发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
看看国内民众对这些利益关系的激烈反映，看看导致种种群体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高度关注，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化解这些问题。政府应该看到一个组织的稳健性或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并不在于这个组织的财富多少、组织成员获得财富的高低，而在于这个组织对其成员利益协调的公平性，即按资、按劳、按智慧或知识而不是身份获利益。而为什么我们并不缺少利益协调制和利益分配标准，但是利益协调的过程与结果却反而失效，这就是目前我们制度安排或法律规则的问题了。
易宪容的“制度安排或法律规则”当然就是指政制改革了。
提供民主“平台”供各阶层讨论
许多学者论述，应该提供一个“平台”，让社会上各阶层有一个讨论分配利益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江泽民时代成长的利益集团垄断了政治，他们出台的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广大中下层百姓。而讨论利益分配的“平台”就是民主。
下面是一个利益集团垄断的政治、出台对自己有利的“土政策”的例子：
前不久，湖南衡阳县工商局的一次改制，让五十名大中专毕业生完成了从行政干部到勤杂人员的身份转换。企事业单位改制中，出现人员分流甚至下岗，这本无可厚非，但衡阳县工商局的改制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淘汰出局者愤愤不平，“如果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因为知识、能力不足被分流，我们无话可说。现在我们最愤怒的是不公平、不平等。”
此次局里改制不仅没有公开相关文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而且“人员的分流都是由局里个别领导到基层开会，直接宣布某某出局”。就在中专毕业生被分流的同时，一些违规招收、调入的关系户人员却优先进入工商部门。这些关系户人员大都是工商局领导或县机关领导的亲朋故旧。
这就是广大百姓无权置喙政治的结果。
最近，胡锦涛主导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虽然里面有许多文过饰非的地方，但如此郑重其事地阐述民主，对中共来说恐怕还是第一次。
白皮书说：“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这无异于揭露中共现有的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因比较中国的现实，与这三条标准差之千里！
高层争论改革
虽然胡温新政拨开了改革迷雾，但前路肯定仍是荆棘满途，这从最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可看出来。他说：
现在社会上有多种多样的分歧意见，有人以各种理由批判改革、否定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当了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可以作为改革的见证人，我认为他们这样来否定中国改革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千万别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我跟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反映过这个意见，他说，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了宏观调控，中国改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小的。所以不能否定改革。
有人认为，还是计划经济的好，因为那个时候，工业发展速度较快，而且很少腐败。
这说明，由于腐败、贫富悬殊、失业等问题严重，高层已经有人否定改革。
胡锦涛、温家宝需要有政治智慧，在肯定改革的同时，应该摒弃邓江的老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利益集团，拨乱反正，使中国的改革事业不至于半途而废。
转自《前哨》２００６年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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