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昂整理报导）2006年10月15日星期日，悉尼大纪元时报举办九评沙龙《你我大家谈》，与会者以个人或家庭的经历谈出他们的故事，会后有听众评说，“每个故事都透出了中国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 辛酸坎坷、愤懑无奈；每个故事都是历史的见证和缩影，把中共一贯伪装的皮扒开，震撼！精彩！”
下面是发言精选，以飨读者。
阮先生：我父亲晚年时亲口跟我讲了他的一生，被共产党迫害的一生。
在1949年前，国共内战的时候，父亲是个有激情的进步学生，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是个地下党，父亲跟他在一起时，他不断地向父亲灌输所谓的进步思想，经他一煽动，用现在的话说，我父亲也就被忽悠起来了，跟着参加了一个什么进步同盟会，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然后又入了党，非常积极。
当时在父亲的提议下，组织了一个进步学生读书会，把一些进步的学生召集在一起，读些进步的东西、文章。他想把这个读书会搞得素质高一些，就请了天津当时比较有才华的青年叫李鹤年做辅导员，我父亲也很崇拜他。
1949年之后，共产党查出李鹤年有一些历史问题，就追查他是怎么进的读书会，查谁介绍来的，就查到我父亲头上，我父亲也不知道李鹤年有问题，但就因为这件事就把我父亲的党籍开除了，开除之后，还给他留了一个尾巴，说是如果你表现好，还会给你恢复党籍。
49年后我父亲是当时天津市唯一的一所国立小学的校长，是共产党掌权后派他这个知识份子担任校长，校长职位没撤，党籍开除了，还留下“表现好，还会恢复”这么一句话。就为了这一句话，从此我父亲比共产党还共产党，非常的左。
父亲在读书会里也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也是个党员，当时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可是出了这个事后，父亲就对女朋友说，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我们到此为止吧，可是女朋友接受不了，说要等他，等问题解决了再结婚。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父亲不想拖累她，就又找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可是他们的脾气、秉性、爱好完全不一样。父亲就是想让他原来的女朋友死心，他还带着我母亲故意到以前的这个朋友家前后转，故意让她看见，这个女的还真是看到了，结果后来听这个女的哥哥说，这个女的差一点要寻短见，后来她也就死了心了。也不再跟我父亲来往。最后也离开了天津。这个女的最后也比较惨。
我父亲总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给他平反。这样他的表现就显得非常左。在亲戚朋友之间传的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他耳里，他总会问人家，这有文件吗？他的一切一切都要看有了文件才相信这是真正的消息，要是没有文件都视为小道消息，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在我们这些亲朋好友之间就是出名的左，极左。
虽然他这样的左，可是场场的运动他都跑不了。都不能幸免于难。文革、反右等等，场场运动他都不落，是老运动员。他跟我母亲的感情非常的不好。在我记忆当中，他们经常吵架，他们不是一路人。
可我母亲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哭，这是我第一次见她为了我父亲掉泪。那是在文革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非常疲惫的回家。坐在椅子上跟我母亲说，你给我打一盆洗脚水来，我今天非常的累。我母亲打了洗脚水后给他洗脚。给他撩起裤管才发现，他的膝盖以下的迎面骨全被大头针、图钉给扎烂了。她就问，你这是怎么弄的。他说，今天开批斗会，我站在头一排，底下的学生站在那儿，就扎我的腿，刚开始扎到我还有一点知觉，最后扎来扎去我都木了，都不知道了。回家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回到家我都动不了了，你帮我洗洗脚吧。母亲就哭了，我记忆当中，这是我母亲第一次为我父亲流泪。
我也见过我父亲第一次流泪。我看到我父亲当着我的面流泪是文革以后，所谓给他的一次平反。学校里来了两个领导跟他讲。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父亲坐在地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板凳上，那两个人趾高气扬的坐在高椅子上说，我们代表党给你平反昭雪。
那个时候，我父亲哭了，哭得像泪人一样，说了好多感谢组织、毛老头的话等。事后他还对我说，记住了，一定要相信党，党没有错，永远都是对的，可是他的党始终没给他恢复党籍。
当文革结束后，各方面开始搞活了，天津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该书法家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当年我父亲介绍进入读书会的李鹤年。当时父亲并不知道，由于他非常喜欢书法，他就去了，结果就见到了李鹤年，一见到李，父亲吓坏了，转头就想跑，李也看到了父亲，就把他拦住了，李鹤年说，我找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我父亲开始不说，在他不断的追问下，就说了：我就是因为你，把我一生都毁了。就给他讲了整个经过，李鹤年恍然大悟地说，哎呀，你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没再让去那个学生会了，仅此而已。
李鹤年又说，你知道我现在是李瑞环家的座上宾（李瑞环当时是天津市长）。李瑞环非常欣赏我的书法，连李的签名这几个字都是我指点的，你这个事是个大冤案。我可以找李瑞环，让他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说，既然是冤案，我不用任何人，我自己来翻我的案。他当时还是非常相信共产党。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组织材料，走访了天津组织部、档案馆，当时一些证人已经去世了，父亲说，能找的都找了，那些人给他出了很多主意，写了很多材料。他就从基层往上递，从学校到教育局、到市教育局，每一次递送，都要把这个历史重复一遍。每次重复之后回到家，他的情绪就不太好，我曾问过她，他说，你不知道，我每回忆一次这个过程就像揭疮疤一样，非常难受。父亲说，我想起文革时做忆苦思甜的那些人，我看都是假的，都在演戏。我不愿意回忆我的悲惨经历，可又没办法，我跟他们要讲清楚这个事，可他们就跟听天书似的，哼哈一笑，也有陪你掉眼泪的，可是该不办，还是不办。
我父亲不断地上访申诉，感动了他们学校的领导，他们说，“你呢，也别恢复这个党籍了，我们给你张表格，马上填了，马上就批你成为党员，就从新入一次就行了”。
我父亲不同意，他说，重新入和伸冤可是不一样。我这么冤的事，背了一辈子黑锅，这是个事实，我想党会把我这个问题解决的。这时很多老同事劝他，当初介绍他入党的老朋友是当时天津对外友好办公室的主任，最后跟我父亲说了一番话，“你啊，别入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在这个体制内，想出出不去，你就别蹚这趟浑水了。这个党跟我当初劝你入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党算是完了，你我都上当了，你别看我在体制内做了这么高的官员，我也认为这个党没希望了”。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也来劝他说，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事冤枉的，共产党对你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开始反思，这辈子怎么了？我追求一辈子是什么呢？真是上了大当了，用了一生都想不明白的事。在他晚年，他把他整个过程跟我讲了，他说，这个党我看是完了，而我是上了一个大当，用一生上了一个大当，我要让你知道，我这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听了，也没有系统的了解共产党，自从九评出来，我才了解到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我也就按照父亲的遗愿，我想他一定会有这个要求，就光荣的给他把这个党退了，用真名给他退了，洗刷了他一辈子的耻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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