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 陈兵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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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
日军在中国的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一部，在芦沟桥附近同中国军队驻守该地区的二十九军第37师219团一部发生激战。
顿时，日本军方一片按捺不住的狂欢，他们蓄谋已久的挑衅，终于惹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了。主战派们断言：中国政府和军队(在华北)的生存不会超过三个月。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机械化部队），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陆军部杉山陆相急电：“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命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7月8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竟以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的身份发表所谓的声明：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同日，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首脑致电日东京统帅部，强烈要求日统帅部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芦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宏图大业”。
7月10日上午11时，南京。
日本驻华大使会见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咄咄逼人的口气通告日本政府对芦沟桥事变的态度和要求：第一，中国赔偿一切损失；第二，中国军队撤出芦沟桥、永定河地区；第三，惩办在芦沟桥自卫还击的中国军官长；第四，中国政府向日军赔礼道歉。
王外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对日方的恫吓性通告，当即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并通告日方，中国政府和军队决不向侵略军低头，只要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将坚决抵抗，直至彻底打败侵略者。
日本碰了一鼻子灰，于11日召开政府五相联络会议，紧接着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断然向华北增派兵力，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时决定，为了策应日军主力对华北的进攻，以海军一部兵力，在华中、华南方面担任牵制任务。
日军战略企图已十分明显：集中主力于华北大平原，首先击破第29军（约十万兵力）以解决华北问题，打开通往南方的门户，然后挥军南下打击中国军队之精锐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
到7月中旬，日军已在华北集结兵力达五个师团，总计十万人以上，并配有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坦克战车。
蒋介石决心在北方同日军决战。7月9日，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令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大战。
7月10日，蒋介石决定调集一百个师于华北第一线作战，另以八十个师的兵力为预备军。
7月13日，蒋电告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6日，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后由于武器装备太落后，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华北前线守军吃紧的战报不断传到南京蒋介石的统帅部：守军各部伤记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蒋介石急令中央军精锐，汤恩伯将军的第13和卫立煌将军的第14集团军等部驰援华北。
8月初。汤军突然出现在八达岭、南口一带，对正欲从北平地区南下作战的日军主力形成背后的威胁。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立即命令两个师团的兵力，攻击南口的汤恩伯军。
汤恩伯军战斗极为顽强，给敌以沉重打击。
卫立煌军已从保定附近穿过山地，向西北驰进，对进攻南口的日军左侧背发起猛攻，使敌陷入腹背受击状态。
日军为解救被围攻的部队，遂调集华北所有兵力增援南口。中国军队亦不断向南口方面增援。
南口地区的大战日夜进行着。
南京。
蒋介石为了避免南北两个方向作战，亦即防止日军在华东沿海进攻，分散和牵制中国军队北上决战的兵力。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便决心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彻底消除国民政府“后院”之潜在威胁。为此，蒋介石向华中守军发出命令：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非法强占之各据点扑灭之：
（一）国军于华北抗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上海当轴应充实宪警之力量，俾能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由于日军事先从汉奸那儿获得了中国军队将以先发制人手段扫荡华中日军的情报，武汉以下长江中的日本海军舰艇部队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军队“一扫”之前，偷偷逃至上海。
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扫除上海之敌，积极部署兵力。指挥部队于8月9日主动挑起战事，于8月13日与日海军陆战队展开大规模战斗。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在六千人以上，又加上第3舰队的舰艇部队和空军配合作战，致使张治中未能将上海之敌“一扫”而光，反而陷入了痛苦的拉锯战。
中国军队亦陷入了蒋介石力图避免的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8月15日，庐山。
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急电，令其速往南京，策定抗战方略。
陈诚时年39岁，身材短小，精明强干。他是蒋介石的浙江籍老乡，也是蒋的心腹干将。自从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追随蒋介石以来，一直对蒋忠诚不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诚发动西安兵谏，陈诚作为蒋的随行人员，也被扣留于西安。在生死未卜的那些日子里，陈诚决心与“领袖”同生共死，凛然对张学良宣布：“如果蒋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也枪毙了！”并竭力说服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从你的指挥去打日本？……”
是日，陈诚从庐山飞抵南京，蒋介石问他对抗战计划有何意见。
所谓抗战计划，即《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该计划于36年底，由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主持制定，送蒋介石审定，蒋又叫陈诚认真研究。
陈诚认为该计划在敌情判断方面有十分精明正确之处。如：查敌国常备军，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九十三师团十七旅团，二百万人左右。除去用于防御苏俄和受欧洲方面牵制，用于进攻我国的兵力最多只能使用三十至四十师团，即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敌因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制空权，敌对我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等等。
但是，该作战计划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都主张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如甲案中的作战方针规定：我国军队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在杭州湾以南沿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以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
陈诚认为这不切我国实际。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他说：“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为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之主力。藉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
陈诚的见解甚合蒋介石之意。在这以后的八年抗战中，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等口号都为蒋氏和国人的口头禅，并作为中国军队抗战的重要战略方针予以实施。
接着蒋介石又说，原本只为扫除国府侧背潜在危险，不想上海之敌十分凶悍，不但不能扫除，反致我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事到如今，上海之战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毅然撤出战斗，以烦全力于华北战场？
在坐的其他将领主张，鉴于华北战场的不断扩大，应立即停止上海战事。
陈诚早已成竹在胸，对蒋介石说：“上海方面的仗绝非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怎样打，亦即大打还是小打的问题。”
蒋问他是什么意思。
陈诚说：“北方战场业已摆开。汤恩伯、卫立煌等部占领八达岭、南口一带，给南下之敌侧背插上一把利刃。日军肯定是要南下的，因此，南口重地是他们在所必夺。而我军亦在所必守。华北战事的扩大已无法避免。敌从华北而来最为忧虑，华北一马平川，千里大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速战速决。华北日军有关东军和驻朝鲜方面军作为后盾实力，调动方便，进出畅通，随时可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若日军在华北得势，必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这样，我华中部队将被敌切断后路，既无险可守，又无路可退。华中我军则有被敌人一鼓而歼之的危险。”
蒋介石问道：“照你看来，应如何办，才能避免这一危机？”
陈诚说：“日军既然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吸引到南方来。我华中广大地区，江河纵横，水网泽国，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敌之锋芒顿然锐锉，而我军则尽可发挥其优势。”
蒋介石阴沉着脸，在巨大的地图前凝视良久，突然两眼雪亮，激昂地叫道：“打！上海的这个仗，一定要打！”
陈诚道：“您若决心在上海大打，第一步必须尽快向上海增加兵力，要造成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上海之敌的态势，才能有效地吸引敌主力，将华北战场转移华中。”
蒋介石一拳头砸在地图上的“上海”处。“增兵，把精锐主力都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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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石担任。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上海、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将军任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淞沪战场的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方面，由张治中指挥；江防方面由陈诚指挥。
转瞬之间，由张治中负责的淞沪战场，一下扩大为战区，并迅速增加兵力达三十万人。
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一心想从华北向南推进的日军中央统帅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发出为什么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不再往华北增援，而在上海附近大量集结兵力的疑问。
当优势的中国军队对上海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之后，天皇和日军统帅部都极为震怒，认为中国方面侮辱了帝国皇军。天皇通过近卫首相发表“膺惩中国军”的声明。十分恼怒地声称：中国方面如此轻侮帝国，帝国隐忍已达极限，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
日本将向华北增兵改为向华中增兵，并将华北一部兵力转调华中作战。9月上旬，将驻扎于大连的天谷支队、台湾的重藤支队增调上海；9月中旬，又向上海增派第3、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追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部队。
至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的兵力达十万人以上，重炮三百多门，坦克战车二百多辆，飞机三百余架，大小舰只七十余艘，以陆海空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进行立体决战。
9月21日。
国民政府大本营发布命令，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赴华北组建第六战区长官部，大本营大元帅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上海作战。
蒋介石再次向上海增加兵力，并将战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作战集团：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指挥第8、第14两个集团军；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上将，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17军团；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上将，指挥第15、第19两个集团军。
此时，淞沪战场中方已集结兵力达四十余万，几乎全为中央精锐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日军，蒋介石还在部下的陪同下经常出现在上海前线指挥督战。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蒋介石带领第1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去淞沪前线。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机轰炸，满天照明弹把夜空照耀如同白昼。列车成了敌机攻击的目标，机车紧急刹车成功，蒋介石等人赶紧下车，钻进站内，侥幸躲过了敌机，才得以保全性命。可是，10月22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就没这种侥幸了。宋氏乘一辆小车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车行途中，一群黑乌鸦似的日本飞机飞临顶空，扫射轰炸，情形万分危险。司机加大油门想从浓浓的硝烟中冲出险区，不料车速太快，车身猛地蹦出公路，连打几个翻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车子在公路下搁了浅。宋美龄的肋骨被折断好几条，头、脸、身子被撞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同车前往的顾问端纳也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前线将士对敌仇深如海，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许多部队在日军重炮、飞机的轰炸，坦克的冲击下，誓死寸土不让。许多阵地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殆尽，他们就将战死的战友尸体垒成工事，与日军血战。
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皇军，不惜在危急时刻剖腹成仁。但当他们见了中国军队这惊人的守土血战精神，也无不为之惊恐失色。
日军在上海战场伤记亡惨重，裹足不前。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再次恼羞成怒，指责中国政府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华中增加兵力，以对中国军队断然给予一大打击，声称只有彻底打击了华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使之丧失战斗意志，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等等。
日军统帅部队认为由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中，如不予华中以重兵打击，则难望达到近卫之政府声明所提出的目的。决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中。
10月2日，增派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
10月16日，由华北调上海独立攻城重炮兵两个大队、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等部队。
10月初，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第10军，增援上海战场，令其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第10军所辖兵力为第6、第5师团（华北转调）、第18师团（满州转调）、第114师团（国内新编），军直部队和兵战部队（华北转调）、第1、第2后备步兵团（日本国内新编）。
10月中旬，海军新设第4舰队，负责向上海转运兵员。
11月7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大将充任方面军司令官，统辖侵华日军之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此时，华中日军兵力为两个军，陆军九个主力师团和其他直属特种部队，以及海军第三舰队、第四舰队和空军部分，共三十万兵力以上。而华北此时仅陆军两个军，七个师团的兵力。
为加强华中方面军统帅力量，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塚田攻少将和武藤大佐转调华中方面军，分别担任参谋长及副参谋长，此二人曾积极主张向华中增兵，将主战场放在华中。
实际上，日军统帅部完全为中国方面的计谋所制约，在华中摆开了一副大决战的架势。只有到八年的苦战之后，他们才知道在战略布局上上了大当，把自己摆到了被动的一方。在这水乡泽国吃尽苦头而一败涂地。
11月20日。
日军在付出死伤六万余众的代价后占领上海，按着又攻占了苏州等地，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对此，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
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抵抗。
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
中国是毁灭不了的。在敌人侵略下，中国只要有一处自由场所，国民政府将依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存在!
南京的失陷当然是极痛苦悲壮的事，而且，也确实在相当一些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人士中充满着失败情绪。但是，在国民政府的有识之士看来，敌人攻占南京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失败。相反，日军倾其主力于华中，在战略上已经失败， 中国的抗战虽然艰难困苦，但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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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失陷之后，战胜的气氛笼罩了日本军方和内阁，他们认为日军通过速战速决，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已经失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等着国民政府去向大日本帝国政府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12月21日，这些傲慢的“战胜者”实在有点耐不住了。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请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充当说客，向中国政府转达帝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则以此为讲和条件。
日方提出的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向日本乞和;
(二)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及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但日军根据需要，可以在非武装地带自由驻军;
(四)华北、上海由中日共管;
(五)中国应偿付日本所要求之赔偿。
陶德曼大使看过这些条件，两肩一耸，大摇其头，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分了，“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甚微。”
1938年1月11日。
天皇对大臣们说：“如果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日本将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
天皇还表示，日本对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将采取措施使之毁灭或纳入由日本扶持的新政权之下。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于1937年12月1日，在内蒙搞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于12月14日，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持政府。
日军在华北、上海的进攻以及南京的失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范围的实际利益，因此，此时美、英也转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战。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不能忍受中国方面的态度”，于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政府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蒋介石对日本的政府声明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日方：宣布召回驻日本的大使，关闭大使馆，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手出乎日本意料，也于1月20日赶紧召回日本驻中国大使。
此时，两国之间，都唯恐自己态度不够强硬。断交，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仗，尽管打。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但是，谁也不去首先履行那纸宣战的公文。
近卫首相向全世界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还要另外扶持新生中国政权，蒋介石毅然辞去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军打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到底。
此时，恰因韩复矩因不服从命令被判处死刑后，中国军队上自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极大震动。蒋介石的“革命军人连坐法”等军法军规得以执行。从那以后，中国军队在长江方面的所有作战，都必须坚持战后检讨会，大战大检讨，小战小检讨。战区级的会战从战区司令长官开始检讨，师团级的战斗，由师团级检讨，军委会总部组织指挥的大会战，由实际指挥者检讨。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总部长官亦在后来数年的战争中作过检讨，根据会战实际情况，有的受奖，有的受处分。薛岳等战区司令长官亦次次会战，次次检讨，功过成绩十分分明，有时受奖，有时受处分。
长江方面正面主战场之中国军队主力经八年而未被日军歼灭，较严明的纪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韩复矩被枪毙后不几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原韩复矩的第3集团军，向运河以西出击，袭击济宁、汶上一带日军据点。该部各军与敌兵相接，展开巷战、近战，作战之勇敢顽强，牺牲之惨烈，都是在这以前所没有过的。
3月23日。汉口。
近段时间来，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像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睛，紧紧盯住在中国大地上乱窜的日军。当日军最精锐的第5、第10师团豕突狼奔，孤军深入，骄横无忌地闯入徐州门户台儿庄地区时，蒋介石突然发出一串冷笑：“他们败了！”
冯玉祥问：“何以见得？”
蒋介石说：“骄兵必败。这是兵家之大忌。”
他当即电令李宗仁，迎头痛击乱窜之敌，务求取胜。
第二天，蒋介石偕同白崇禧等人亲临台儿庄前线督战。当时，在台儿庄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有孙连仲第2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川军孙震部第41军，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40军等部数十万人。为了使会战稳操胜券，又令集结于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火速向徐州地区增援。
蒋介石坐镇徐州督战。3月27日和28日，台儿庄战斗异常惨烈。蒋介石在电话上对李宗仁厉声喊道：“命令部队死守台儿庄，若丢失阵地，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长官！”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将士，从李宗仁到士兵莫不恪尽职守，浴血死战。计参战的部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山东军等各派系，但令出一处，行动统一。如果说台儿庄会战是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不如说是中国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军队的真正统一的大血战。
台儿庄会战于3月23日开始，4月7日结束，中国军队取得大胜利，摧毁敌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主力。
日军只承认伤亡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人；
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歼敌二万余人；
蒋介石向全世界宣布：歼敌三万！
我军在台儿庄轻取日军精锐主力。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蒋介石意在振奋民心，鼓舞士气，向全世界扬中国军队之威，灭日本侵略军之气，同时，也为了羞辱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
台儿庄捷报传开，全国各界一片欢腾。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皆有几十万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胜利。
武汉三镇。当地军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兴奋中，到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
街头报童高举报纸又跑又叫：“看报啦，看东洋鬼子吃败仗！”
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挂起青天白日国旗，连成一片，以示爱国；
街道上到处是横的竖的大幅标语：“庆祝台儿庄大捷”、“中国必胜”；
鞭炮声把全城都吵翻了天；
报馆的人用汽车装了大捆大捆的号外，在街上铺天盖地地撒；
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竟相涌上街头，游行、喊口号、唱歌，即兴演讲，表演戏曲，尽情地丑化侵略军；
人们把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脸，画在一张张三块门板那样大的画板上，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面。
夜里，武汉三镇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晚上八点左右，各路火龙汇集武昌黄鹤楼，接着一路沿长江左岸，一路在大江右岸，还有一路登舟踏浪，三条火龙齐头并进，如同三条耀眼的金龙，在江上翻腾涌进。
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世界各国人士、团体、政党和海外侨胞的祝捷贺电，雪片似地飞到蒋介石的几案上。蒋介石像读情书似地一张张浏览，掩映不住内心的喜悦，咧开大嘴笑，眼角还闪着晶莹的泪花儿。
东京。
日军陆军统帅部，一片沮丧情绪笼罩在高参们心头。无论是被歼一万多，还是三万多，对威名赫赫的皇军来说，均属第一次吃了大败仗。正由于是第一次，无论如何也丢不下这面子，无论如何也不敢面对事实。他们竭力辩解：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差错，一次小小的失误；第5、第10师团残部决不是溃败逃跑，而是作新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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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的“差错”使日本陆军丢了脸，使日本大本营陆海军大元帅——至高无上的天皇亦在世人面前蒙受莫大耻辱。天皇在一怒之下，改变了2月16日御前会议关于在8月以前绝对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的决策，决定再次迅速向中国大规模增加兵力，发动更大的进攻，誓报台儿庄这一箭之仇，以雪奇耻大辱。
寻求复仇的时机，就在眼前。
4月7日，台儿庄战斗刚结束，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电告大本营：徐州地区有一股中国军的强大集团，据可靠情报，该集团约五十余师，六十余万人，几乎全部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陆军统帅部顿时惊喜若狂，认为这是报台儿庄之仇的一次难得战机。
杉山陆相当即向天皇报告，强烈主张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对于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国军予以痛击，可以收到挫伤敌军抗战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陆军准备实施对徐州的歼灭作战，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战机，以大的兵力，大的规模会战，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亦要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
天皇见报，顿时喜出望外，亦认为这是刹住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台儿庄胜利大宣传的嚣张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即定案：围歼徐州中国军队。并要求：陆军此次进攻，定要取得巨大战果，不使徐州地区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一人漏网，务求全歼。
4月7日。
杉山陆相为求速战速决，不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于当日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下达大本营陆军部第84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前项徐州（不舍）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
杉山陆相为确保徐州歼灭战的胜利，于会战打响后，派遣了以陆军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等高参组成的“大本营派遣班”前往徐州前线，就地指导会战。
4月中旬。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约三十万人马，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分六路向徐州施行包围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手段包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附近。
日军分南北两大作战兵团。南路兵团为华中派遣军所辖第9、第13、第116、第106四个师团。北路兵团由华北方面军八个师团组成：计有第5、第10、第16、第110、第103、第104、第105、第14等师团，以及山下酒井兵团各一部。南路兵团总指挥为羽源田之助将军，北路兵团总指挥为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将军。
中国军队总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他将徐州地区守军分为五个作战兵团。
淮南兵团：指挥官李品仙。兵力为第20、第10、第48三个军；
淮北兵团：指挥官廖磊。兵力为第31、第7、第77、第68四个军和区寿年的左侧支队；
鲁南兵团：指挥官孙连仲。兵力为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22、第75九个军，外加四个独立师；
陇海兵团：指挥官汤恩伯。兵力为第59、第92、第2三个军；
苏北兵团：指挥官韩德勤。兵力为第57、第89、第69三个军。
另外，在徐州地区未编进以上兵团的部队，还有第12、第55、第32等五个军。
4月中旬。北路日军一股，向徐州东北面进攻。孙连仲兵团等部在峰县、向城、邳县等处同敌激战。
4月下旬。北路另一股日军向临沂、郯城、大埠、北劳沟等处进攻。守军张自忠等部拚死抵抗，给敌以沉重打击。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相继攻占徐州南面的龙元、蒙城、宿县，并攻陷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
5月中旬。北路又一股日军从濮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迅速攻占了郓城、菏泽、金乡、鱼台等要点。该地区虽有孙桐萱、庞炳勋、商震等部队，但在广阔的鲁西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得以快速推进。该路日军与南路日军相呼应，自西北方向向徐州压来。
此时，日军对徐州的大包围业已完成，正从四面八方向徐州突进。
5月中旬。武昌，军委会。
蒋介石瘦长的躯体长久地伫立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
地图上，代表日军进攻的红色箭头，已经圈住了徐州。
蒋介石一边在地图前踱步，一边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五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将部队分成五路，分别突围。
第一路：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地区再折回西南，于界沟附近冲过涡河封锁线。
第二路：汤恩伯军团及机械化部队，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撤退，在符离集以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至永城间敌人封锁线，再从涡阳突破敌涡河封锁线。
第三路：孙连仲部及张自忠第59军，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从徐州以南越过萧县以西的封锁线，在永城附近再次冲出封锁线。
第四路：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过陇海铁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
第五路：孙震部，由徐州以北柳泉向东南急进，跨过陇海铁路，经泗县折向西南而行，在固镇与蚌埠之间穿过津浦路，从怀远以西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5月下旬。
各路大军按顺序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离抵皖西、豫南地区。
刘汝明第68军，完成掩护任务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重围，安全转移。
5月底，各路日军扑进徐州城，这才发觉这里只是一座空城，连中国军队的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日军发动的徐州报复作战，历时一月余，在外围作战中，付出死伤三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徐州空城，其战略企图彻底破产。
会战结束后，桥本群将军带着大本营派遣班的高参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东京，向天皇和杉山陆相报告：“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但总计约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连长期卧底国民党军队、专事策反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解放军将领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亦有如下评论：“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有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军”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徐州大突围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可以说，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的大突围，是蒋介石整饬军纪、扎稳阵脚之后，砍出的漂亮的两板斧。 （待续）
（本文首发于《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