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该苛责政府，他们也尽了力。可是政府也不妨检讨一下，如此大的灾难，几乎等于战争，如果真的是战争发生了，我们的反应也是如此，那才真的是大灾难呢。
要将二千多位同学撤离校园，恐怕很少大学校长有此经验，而我在担任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只有三个月，就要完成这一项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我一个人睡在校园里的宿舍，忽然一阵天摇地动的强震将我摇醒了，回想起来，我总觉得当时我听到轰隆隆的巨响，也许是我的错觉，可是我记忆所及，的确如此。我当时立刻躲进了床底下，而我当时的反应非常简单，那就是“这次我一定完了”。
可是长达二分钟的摇动停止以后，我发现我毫发未损，立刻找到了长裤穿上，走到门口去穿鞋子，从卧室走到宿舍门口，我一路踩到了玻璃，当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摔了下来，好在我找到了钥匙和皮包，走出了园子，才发现附近家家户户的同仁都已到户外来避难。
当我车子开到了宿舍区，发现二千多位同学都惊魂未定地站在草地上，我在车子里听到广播，知道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地震，我也发现有四位同学血流得有点可怕，就将他们送去埔里基督教医院医治，令我们感到大势不妙的是我们联外道路一旁的山坍方了，大批沙石将两线道变成了一线道。通往埔里的路上已是处处伤患，有一处，我必须走小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广场上全是病人，他们一定是才从医院里撤出来的住院病人。这四位同学还算运气好，还有医生照顾他们，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就不再能管这些轻伤的人了。
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所有的大哥大都不通了，我找了警卫来，请他用警用系统和警察局联络，他说对方毫无反应，我请他骑机车去埔里警察局，才知道埔里镇公所已成一堆砖块，警察局也已经不见了。我立刻请学务长留下和学生在一起，而我和教务长去警卫室成立救灾指挥所。
我们的第一个决定是将同学组织起来，我将同学们以系为单位分到各定点，这一个决定，一方面表示我们学校已进入紧急状况，一方面也表示同学们必须服从某种程度的纪律。如此做，可以保证食物分发的公平性，掌握同学在校的情况，老师和同学睡在一起，也可以便利家长找到子弟。
我请总务长全权负责同学吃的问题，当时已断水、断电，瓦斯也快用完了，因此总务长决定烧稀饭，当时，这是唯一可吃的热食，同时，总务长立刻到埔里街上去觅食，结果被他找到馒头、肉粽和鸡肉，这一下，晚饭有着落了。既然总务长有责任，如何分食物也由他决定，各班的班代表聚在一齐，听总务长解释如何发放食物，他们非常合作。
最大的问题仍是我们已与世隔绝了，收音机里一直请我们暨南国际大学报告状况，我们气得半死，如果我们电话打得出去，还会不报告吗？我一共派了三次同仁出去求救，后来我想，也许必须派人骑机车去求救，同时也报平安，一位教官立刻去了。
有人说连副总统来了埔里，我请学务长和一位老师一齐去见他，希望他转告国防部，派人来空投粮食，他一口答应了，我欣喜如狂，立刻将这好消息告诉了同学。每次直升机向我们这里飞来，全校师生都以为是来空投食物，结果每一架都不是来照顾我们的。到了四点钟，我又请了一位年轻教授开车到水里去呼救，这是比较危险的路，可是他仍然答应了。
天越来越黑，我知道一过了六点钟，我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直升机不可能在天黑以后飞行的。不料到了六点，一架直升机降落在我们的大操场，也立刻起飞了，我就知道大势不妙，果真，来的不是粮食，而是张俊宏委员，我苦苦哀求他回台北去替我们求救，一位电机系的年轻教授自告奋勇地开车送他出去。
我眼看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救援老是不到，最后我只好派出教务长，请他连夜赶到台北去找教育部长。当时，总务长告诉我，第二天早上还可以煮稀饭吃，可是中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
好在我们求救的讯号已经有人听到了，中广不仅替我们报平安，也替我们求救。九月二十二日﹝第二天﹞清晨二时，一个来自高雄的佛教团体专程替我们送来了泡面和饮水，总务长这下放下了心，我们已无足够的水和瓦斯煮热水泡面吃，可是我们可以发泡面给同学生吃，总比没有东西吃要好。
我请疲倦不堪的总务长进警卫室睡觉，我已睡了几小时，现在又有了食物，我就在学校大门口专门等人，有家长来接，也有人专程送食物和水来的，每位家长都说路不好走，非常危险，每位家长都满载了救援物资而来，每位家长都顺便将其他同学也带走了，可以说是满载而来，满载而归。
清晨五点半，我再请一位老师骑机车到台中去找东海大学的王亢沛校长，请他将我的一封信传真给萧院长。
天亮以后，很多家长告诉我中潭公路路况好得多了，我立刻跑去告诉那些仍在熟睡的大孩子：“路况已可以通了，如果车子里有足够的油，我不再禁止你们离开，但开车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也告诉他们山下有一家加油站开门，但大排长龙，同时我也向他们解释我们已经派出了教务长和和一位老师，如果仍然无效，我也没有办法了。同学们好像都很谅解我们的努力。
大概因为我不再禁止同学离开，大批同学骑了机车，载了其他同学离开，我在门口向他们叮咛小心心开车，他们一概假装听见。
天亮以后，来接的家长就更多了，每一位都带走了好几位其他的同学。
有人收听广播说教育部杨部长要亲自来慰问，而且他已安排了早上七点半的空投以及十辆军用大卡车来接同学，杨部长是一个做事非常实在的人，他一定以为他的安排会兑现，其实空投从来没有来过，军用大卡车也没有来。也难怪杨部长，前一天的连副总统不也答应空投吗？
早上八点半，学务长和总务长同时告诉我，我们的稀饭有剩，表示学生人数已经减少了。我这才想起，虽然来接的家长不多，但带走的学生却相当多。
更好的消息是埔里和台中之间已有巴士，我们立刻派出了校车，将同学送下山去，也和巴士公司联络好，他们派了好几部巴士来接同学去台中，当这些同学离开校门的时候，纷纷向我摇手挥别，我那时真是百感交集，对我来讲，危机已过去了。
有一位职员被我派下山去安排巴士，没有想到他带回来三辆军用大卡车，他怎么做到的，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利用这三部大卡车运走了全部侨生，我们将他们送到了在林口的侨大先修班，事先我们的一位同仁曾奉命一早就去台北教育部侨教委员会联络这件事。可是我们无法和台北打电话，所以在侨生离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任何承诺，可是我们相信侨大先修班会接纳他们。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对的，教育部侨教会和侨大先修班非常热情地接待他们，侨教会还透过了内政部，给每位同学一床棉被。
杨部长在下午一时来到暨大，当时全校只剩下十几位同学，我们一下子就把他们送走了。虽然杨部长请国防部帮的忙没有到达，但杨部长的关心显而易见，他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
下午一时半，全校同学和老师都已撤离。最后撤离的全是系主任，他们都等他们系上每一位同学走了以后才走。在别的国家，师生关系不会这样好的。很多系主任的家人和他们音讯不通，他们都留在校内，没有早早离开。
我们住在埔里的同仁，几乎每家都毁了，能够保全了性命，已属不幸中之大幸。他们将家人安排好以后，立刻赶回学校上班。
我们同学所表现的镇静，更是可圈可点。我们福利社虽然里面已经存货不多，但是同学们没有一个人抢购，每次搬运救援物资，每个男生都汗流夹背地做，没有一个偷懒。
有两位同学，住在埔里的一座公寓的六楼，一阵摇动以后，两位活宝发现卧室已不能睡，可是客厅情况还好，立刻在客厅里倒下呼呼大睡，第二天八点半才醒，赶快跳上机车来上九点钟的课，在校门口被我拦下来，因为他的机车油满满的，我们征用了他的机车，给那位教官骑出去求救。
暨大所有大楼的主体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宿舍大楼倒塌，压死的同学绝对数以百计。可见我们当年的建筑没有偷工减料，我们该感谢上一任的袁颂西校长。
学生中有一位同学告诉我，她的家在竹山，竹山当时路况不好，她不可能回得去，想留在学校里，她的一位同学紧紧地拥住她的手：“住到我家来吧，我家在台中”。她们都是弱女生，可是表现出来的镇静，绝不亚于强壮的男生。
对于我们灾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镇静”，绝不能“乱”。九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总统就应该发布紧急命令，任命副总统为救灾总指挥官，也应该赋予他极大的权力，不仅可以调动军队，甚至最好也能动用后备军人。总指挥官也要能够征用民间的车辆；甚至飞机。
总指挥官下面应该有各级政府的次级指挥官，他们也应该要有相当大的权力。
救灾工作很多，但一定有缓急轻重，该先做的要先做，除了将人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以外，最重要的是恢复道路，政府应该将这个恢复交通的责任交给工兵，而且限他们在多久之前恢复百分之多少的省道。交通不恢复，所有的救援工作就无法展开。
但各级总指挥官都不应离开指挥总部，现代化的战争讲究统一的指挥系统和协调的能力。指挥官的任务是要做出救灾计划，一方面交给各负责人执行，一方面随时随地告诉国人。就以南投县而言，到目前为止，一定有很多居民已经断粮了，他们都在偏远的山区，政府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布政府对这些人的计划。阿里山上仍有很多被围困的旅客，政府究竟要怎么做，总该向国人解释清楚吧。
送走了学生，我也离开了，看到埔里这个小镇遭遇到如此大的损坏，心情之沉重，非外人所能了解。这个小镇上有好多优雅的咖啡馆，现在一定要重建了。车子到了九九峯，发现九九峯已变成了火焰山，万一下雨，这一带岂不又会发生山崩？
我们不该苛责政府，他们也尽了力。可是政府也不妨检讨一下，如此大的灾难，几乎等于战争，如果真的是战争发生了，我们的反应也是如此，那才真的是大灾难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