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中国》序 真情告白 语重心长

吴奇为(铭传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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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许多人来说,既充满了神秘与好奇,也满怀理想与浪漫,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封闭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雾里的中国日渐清晰,就在此一同时,政治的黑手像阴影般隐隐浮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益发变得似真似假,让想要一窥真相的世人不知如何分辨!唯独可以确定是,现在的中国变得再也不是过去的同一个中国。

处在一个追求民主政治与专制集权交叉口上的中国,作者何清涟形容“民主”宛如梦中女神,只见女神的裙䙓飘动,却一直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

其实,在历史的转折中,又岂止是作者有这样的叹息呢!1982年,知名的美国研究中国史泰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可是到了1991年在他生前最后的著作《中国新史——费正清论中国》书中,经由长期细密的观察所得的结论却是“中共政权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

学者的论述或有不同见解,但是还原历史见解的社会现象与生民福祉,毫不隐瞒地述说这一代中国人的苦难与真情。《雾锁中国》处处可见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作者所揭露的真实情况,间接印证了费正清的历史见解。

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中共当权者,却用极端的手段,试图操纵媒体,使得资讯流通严重阻塞,民情无法上达,决策阶层既然无法充分了解民间实况,决策作为的偏颇与失误也就必然发生。

这类现象,说穿了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1982年,《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员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藉采访之便,亲身访谈基层民众,写下脍炙人口的《苦海余生》。他曾生动地提到,有一次他从上海搭火车返回北京,才上车,就见到女车长迎面微笑对他说“欢迎搭乘本车”,随即对着其他乘客大声宣布:“我们有一个外国人在车上,他是一名美国记者,会说中国话,而且说很好。”包德甫在讶异之余才充分体验到严格控制的无所不在。

又十年,《纽约时报》的纪思道、伍洁芳夫妇在1993年忠实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惊蛰中国”。中共透过媒体掌控资讯,再度获得证实,因为大陆人民都知道“假如电视里否认什么?通常表示那是真的。”

作者把中共经由媒体对人民的控制,以1978年作为分水岭,在这以前,新闻管制相对宽松,在这以后以迄于今,管制措施表面放松,骨子里变本加厉,更多的规范像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中共政府的如来佛手掌。

追根究柢,不论中共对媒体控制的手法如何改变,万变都不离他的理论源头——“社会需要论”。也就是说,中共向来视统治下报纸、广播、电视、网路等新闻具,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媒体必须是被党完全地、绝对地控制,要以生动活泼的事件,证明党的正确,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不是其学养、眼光、写作能力,而是对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对党的忠诚,如此一来,事实报导与客观评论不过只是幌子罢了。这也无怪作者逐一指出中共违反民主规范,施暴记者与迫害媒体的事证层出不穷,可叹的是世人总是选择性地健忘了它们!

中共自2003年,公开宣示要进行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就以其中的舆论战与心理战来说,其目的即是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控制媒体与舆论,强化内部民众对中共的向心,进而引导国际舆情作对其作有利的支持。本书虽未直接论及舆论战与心理战,但所举实例几乎无一不与此一政策息息相关。

例如,中共正积极运用现代化科技打造的电讯监控系统——金盾工程,仿佛让世人重回到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中生活在“老大哥”严密监控下的社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老大哥”的掌控中,不同的是昔日小说情节竟成了今日的实景,若不是作者的大声疾呼,究竟有多少人会加以注意呢!

作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怀抱对民主自由的理念,经历教学与媒体实务经验,深刻剖析中共外表开放美丽,实则腐败、丑陋的政治运作与媒体操弄。透过这一本真情告白,衷心期盼作者希望“有效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愿望能早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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