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 : 藏人毛崇拜的真真假假

傅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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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5日讯】藏人说:“天山有太阳月亮,人间有达赖班禅。”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那些曾经受到传统文化教育或濡染的藏人被“洗脑”了,那些本来就是一张白纸的“空脑壳”被不断灌输了“革命思想”,加上相当一部分农奴“翻身”了,因此,中共自延安唱起《东方红》以来的造神运动在西藏同样赢得了一大片“新神”的地盘。毛崇拜的革命歌曲取代了藏人的达赖和班禅的颂歌。

无可置疑,许多藏人,像许多汉人一样,曾经真诚地热爱、拥戴过共产党和毛主席。出生西藏普通农民家庭的才丹卓玛,六十年代在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中高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鸣惊人,代表了一部分“翻身农奴”的祝愿。这类“翻身农奴 ”参加了革命,或当兵打仗之后,成了既得利益者甚至权势者,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始终摆不脱“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样的思维定势。有些“翻身农奴 ”虽然没有平步青云,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上比“旧西藏” 的日子好多了,在文革中由于“逍遥”于两派之外,既没有受到迫害也没有参与迫害,他们对党和毛主席可能仍然是感激的。但是,也有不少 “翻身农奴 ”及其子弟与共产党短暂的蜜月过后就理想幻灭了,甚至参加了“叛乱”,涌入流亡大潮,或者,虽留守雪域,经历文革杀劫法难之后,终于大梦初醒,痛悔不已,回归他们的藏族认同。例如,流亡藏人中的著名学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红星照耀西藏》的作者 )就是贫农民出身。一度歌颂过社会主义祖国的诗人端智嘉最后在绝望中自杀。为共产党写过不少赞歌的诗人伊丹才让同样出身贫苦,最后诗风大变,对权势者提出质疑。

在西藏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 ”和文革的历史风暴中,西藏上流社会同样在大分化,大改组。达赖喇嘛青年时代也真诚地歌颂过毛泽东。但是,达赖喇嘛很快就识破了毛泽东的狡黠。

应当看到的是,“翻身”和“解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比喻的是那些曾经被压在下面的人“翻”到上面来了,甚至可以“压”那些曾经在上面“压”他们的人了。这就是文革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并没有因此赢得被“解放”的真正自由,他们仍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或农奴。在作为一场保皇运动的文革中,头上顶着一个帝皇的人,怎么可以获得自由呢?文革杀劫法难,终于使得藏人像汉人一样,发现他们崇拜的 “新神”,实际上是一个假神,是一个比秦始皇还残暴的暴君。那种被蒙蔽被欺骗被愚弄的伤痛、反思和觉醒,使得许多藏人像汉人一样把毛泽东赶下了神坛。

五十年代以来的西藏,反毛和崇毛的歌声,实际上是交织着进行的。据藏族历史学家次仁夏加 (Tsering Shakya)在《雪域龙 —1947年以来的西藏史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一书中的记述, 六十年代初期,拉萨街头一首流行着一首西藏民谣,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藏人对汉族政权的强烈不满:

我们宁要达赖喇嘛不要毛泽东,

宁要噶夏不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宁要佛教不要共产主义,

宁要藏军不要解放军,

宁肯用自家的木碗不用中国杯子。

尽管这样的民谣只是标语口号而已,缺乏艺术价值,却反应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藏人的心态。民谣中藏人讨厌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1956年4月21日正式成立的。1959年汉藏武装冲突过后,国务院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达赖喇嘛的筹委会主任的职务由副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代理。无可否认,怀念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的,有不少是西藏贵族或上层社会,但也有许多普通的僧俗民众。尽管那时的班禅喇嘛,拥护平息“叛乱”,但在许多藏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佛教信徒的心目中,“ 藏军”,如藏文的字面意义所表现的那样,是“信仰的捍卫者”。

紧接着1959年的西藏事变而来的,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的大饥荒。三面红旗掩盖不了“饿鬼”的累累白骨。约翰•F•艾夫唐在《雪域境外流亡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饥荒中的一首民歌,那是修建水利磨房的西藏民工编写的,对权势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告诉我是为什么,

短短时间建磨房,

糌粑麦袋总要掸;

告诉我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得解放,

勒紧裤带度饥荒。

小磨房,我们的血和汗,

达赖来了是宝座,

毛泽东到此作坟场。

这里的毛泽东,是藏人的大灾星。由此可见,深入藏人心灵的达赖喇嘛,不是那么容易被外来的假神取代的。

在十年文革中,反毛的歌声理所当然被扼杀了。西藏的毛崇拜,在形式上与中国内地如出一辙,诸如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成为了一种强迫性的行为。而毛崇拜究竟能否深入藏人心灵,却是另一回事了。

根据唯色在《杀劫》中的引证,“民主改革”时期改编的著名民歌《在那太阳的东方》,原本是歌颂四方诸佛的,却被改变成为歌颂党和毛主席。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是借歌颂达赖喇嘛的民歌改过来的。唯色父亲的摄影镜头捕捉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名叫常留柱的汉人装扮成藏人,在拉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代表藏族人民引亢高歌。他唱的是:“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啦彩云把路开。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带了幸福来……”。唯色这样写道:“这里的我和歌中的我们当然指的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许多人也都以为这首歌是藏人自己创作的,实际上作词和作曲者并不是藏人,而是汉人常留柱和庄涛。但他们却以如此方式,理所当然地宣布他们就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代言人,可以完全地、彻底地表达西藏百万农奴无比感激的心情,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杀劫》中另一张照片,唯色的说明文字是这样的:“这些正是被形容为‘翻身农奴’的藏人们,也摇动着花朵庆祝自治区的成立。他们的姿势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纵的木偶,十分机械。” 这段说明文字所蕴涵的诗意,可以用诗人黄翔的 《倒下的偶像》中的几行诗来互相诠释:

他愚弄千万人民

像愚弄千万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后面

牵引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中国的造神运动,可以使许多人一时受蒙蔽,但不会使得所有的人永远受蒙蔽。倒下的偶像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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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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