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香港西医书院，藏修五载，明镜不疲，以其刻苦攻读，各种考试均为百分，深得教务长、著名英国医生康得黎博士的器重。1892年他以全优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得了由香港总督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被授予医科博士学位。毕业后被澳门华人公立的镜湖医院聘为西医科主任。
他是这所中医院第一位受聘的西医，每日上午在该医院出诊赠医，不受分文。下午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应诊，周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从医之初，就曾为一胆结石病人做手术，成功地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这在当时委实罕见，以此声名鹊起，口碑载道，求医者接踵而至，就诊者户限为穿。
一段时间以后，孙中山欲意自办医院，他通过老友杨鹤龄的举荐，得到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士镜湖医院总理吴节微的担保，从镜湖医院借款，于1892年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了中西药店，孙中山先生以此成为在澳门西医开业首位华人。医院除诊病外，还出售冷丸、癣皮肤水、止牙痛水、拔毒生肌膏等中西药物。孙中山高明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报刊的赞誉。
镜海丛报》于1893年7月25日登载了题为《神乎其技》的告白，称诵其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的痔疾。后为病家治病，“或数十年之肝风，或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神速”。孙中山医院生意日隆，引起当地葡萄牙籍医生的嫉妒，按当时澳门法律，在澳门行医的西医，只能凭葡萄牙医科毕业证书请领行医执照，孙中山受此限制难以立足，遂赴广州行医。
孙中山先生后来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医所忌，遂迁广州”。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最后记载是1893年9月26日。在广州，孙中山先生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开设东西药局，在《中西日报》上他公开声明：“每日10点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纷至踏来，不得不限额应诊，不逾半年，便扬葩振藻于羊城，成为知名的精诚大医了。
面对清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困苦的社会现实，孙中山于1894年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却遭际辗转拖遝，不纳而默。这使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行医只能治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为挽厄救亡，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这段经历，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先生的医学生涯和识见，有两点值得景仰之处：一是他积习深厚，出世不凡，有超人的独立工作能力，刚毕业就能做高难度的手术，如不从政弃医，当是旷世国手。二是他以非常公正的目光对待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提倡中西医药结合，这也是他先知先觉的灵性所在。
据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年纪念史料》记载：“镜湖医院者，为澳门华人所设立，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中国医药数千年，当有可采取之处，惟缺近世科学之研究，先生屡以此献议于该院值理，率得其接受，一旦破除旧制，兼用西医西药，先生慨然担任义务，不受薪金”。
孙中山先生宣导中西医结合，尊重中医，信任中医。他曾患顽固性失眠，服用章太炎先生开的礞石滚痰丸得愈。1916年他同胡汉民到浙江，胡汉民患痢疾，裘吉生为之治愈后，孙中山题写了“救民疾苦”四字以示敬重。1924年应段祺瑞之邀，自广州经上海绕道日本后，在天津暂住后赶往北京，1925年1月23日发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住进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术者是外科主任美籍医生邵乐尔，术后诊为肝癌，接受放射治疗后病情加剧，孙中山先生提出服用中药时，院长刘瑞恒严词拒绝：要服用中药必须出院。
孙中山先生遂于2月18日出院住进铁狮子胡同，请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名中医共同诊治，服二剂后病情一度缓解，治疗一周后在争论中停用中药至逝世。此事表明，孙中山先生以公正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学术，此敻绝非凡的科学眼光，正展示了他的伟大之处。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