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6日讯】毛魔临死前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以“两个凡是”的观点作其理论纲领，在华国锋握有一定实权的初期，他基本上是将毛魔在文革浩劫的那一套东西照搬不动的，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 毛魔自己承认，他一生作了两件事，一件是在带着共匪进行长期武装暴乱中，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共非法政权；另一件就是发动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革浩劫。这两件事，表面上是毛魔带头在作，实质上是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和操控毛魔作的。在作这两件事的过程中，毛魔是被共产邪灵附体组织作为一个假神的形象全力去树立的，若毛魔一断气，立刻就否定毛魔生前发动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革浩劫，那必然会延续到对整个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的否定。这是因为支撑中共的所谓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毛魔的思想，没有任何铺垫的贸然否定毛魔生前发动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革浩劫，那就可能很快否定毛魔的思想和毛魔本身，从而最终会否定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本身，这是共产邪灵附体不愿干的。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共非法政权的整个体制和运作机制是按照毛魔的文革浩劫的那一套邪理建立和运行的，一下子全变了，那也可能是对中共的一种否定。这也是共产邪灵附体不愿干的。
二。在人世间，中共非法政权是举世公认的实行极权主义制度的一个邪恶政权，让什么样的人来当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的头，共产邪灵附体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选择：让最邪恶者当头。为什么会这样呢？《九评共产党》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论述：“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中共非法政权的头子的更迭史证明着以上论断的正确。
在中共内部的互相残杀史上，由毛魔曾经亲口指定的所谓的接班人都无好下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魔亲口指定的所谓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刘少奇就被毛魔下毒手整得尸骨无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魔亲口指定的所谓的接班人是林彪，刚进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林彪就被毛魔逼迫得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表面上看，是因为毛魔对这两人的嫉恨而引来杀身之祸，骨子里则是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恶本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此下场。因为中共包括毛魔都是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刘少奇、林彪与毛魔虽然都属于邪恶之徒，比较起来，刘少奇、林彪的邪恶程度都远不及毛魔。而作中共的头子的标准是人中最邪恶之人。所以，当刘少奇、林彪之所为对毛魔的一统独裁地位构成威胁时，处于另外空间操控中共的共产邪灵附体就要帮助毛魔去干掉刘少奇、林彪。这就是刘少奇、林彪遭遇横死的本质原因。
毛魔在临死之前，指定华国锋为其接班人，是死到临头乱抓瞎的结果。对于共产邪灵附体来说，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华国锋其人，虽说也继承了毛魔的一些邪恶的东西，但远不及毛魔那样坏到了极致。搞阴谋，耍权术，整人害人的邪恶程度更是远不及毛魔，所以，华国锋虽然口头上是“两个凡是”经常提，似乎在坚决奉行“两个凡是”政策，但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改变。例如，在经济上，尽量缓和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为工人长工资，鼓励作为辅助生产的自留地的扩大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恢复高考，并给予高等教育相当大的重视。解冻了文革浩劫中被禁演的部分电影、戏剧等；允许一些已奄奄一息的文学和学术杂志重新出版发行；允许翻译出版西方文学名著；此时出现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痛苦经历的中短篇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开始于1977年的西单民主墙是在华国锋当政时出现并保留了一段时日。当然，这些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改变，是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华国锋一人之力所为。这些改变，尤其是“伤痕文学”与西单民主墙若能正常、深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大范围、大规模的暴露毛魔和中共祸害中华、残害炎黄子孙的真相，就有可能危及中共非法政权的邪恶统治，这是共产邪灵附体所害怕。当初共产邪灵附体之所以让华国锋在毛魔死后当中共的党魁，也是把华国锋作为过渡性的人物来利用的，是为让当时中共内部最坏的一个坏蛋当政作铺垫的。
当时中共内部最坏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从当时邓小平的表现来看，很难说他是当时中共内部最坏的一个人，但从其历史上看，从其思想走向来看，从其具备作坏事的能力来看，他就是当时中共内部最坏的一个人，这一点，共产邪灵附体在另外空间是看得很清楚的。与邓小平比较起来，华国锋在中共对人类的犯罪史上所记下的罪行，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因站在毛魔的一边而受到打击、整治，事后，他也因此和毛魔形成了所谓的“患难之交”，实质上，毛、邓二魔思想之坏、之邪恶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丘之貉。
在中共推翻国民党领导的合法的国民政府的武装暴乱中，作为二野政委的邓小平为中共出了大力，对中华民族犯了大罪。中共非法建政后，邓小平与毛魔在许多害人的观点、犯罪的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在中共发动的邪恶的所谓的土改运动中大量无辜杀害的西南地区的民众罪行负有难以推卸的罪责；1957年，毛泽东发动邪恶的所谓的反右运动，邓小平紧跟抓落实，把将近五百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不仅这近五百万人无辜遭罪受难，且祸及这近五百万人的亲属，由此无辜遭罪受难者数以千万人计。这一滔天大罪，邓小平直到死也没认罪，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文革浩劫初期，邓小平以为毛魔发动这场浩劫只是整别人的，所以，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他是赞成的，文革浩劫初期出现的“刘、邓路线”之邪恶，与毛魔所思、所干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没想到毛魔连他也整治了一把，差一点使他翻不了身，这是邓要小平从表面上否定毛魔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邓小平和毛魔都是中共全力要美化的前党魁，那么现在中国民众是怎样看待邓小平的呢？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此问题。中共为了美化邓小平，向外宣传说：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八年，邓小平曾遭七度暗杀，每次都死里逃生。七次暗杀中有五次发生在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暗杀七次的内幕披露后，大陆网民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是在散播谣言，也有人说，“为什么遭人暗杀？肯定不得人心。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故意错杀了多少年轻人啊。”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民众是怎样看待邓小平的了。
既然华国锋坏的程度远不及邓小平，共产邪灵附体安排邓小平主掌中共的大权就不奇怪了。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是有一个过程的。其标志性的时间和事件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人世间这一空间来看，这篇文章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从而否定华国锋作为党魁所拥有的话语霸权，最终使华国锋下台，让邓小平当政，成为实际上的中共党魁。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
“两个凡是”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的荒谬性直到现在还未被许多人所知，这一典型的党文化的谬论，其荒谬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简单说说。
1． 命题逻辑不通，一般认为：对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的定义是描写其内涵，即描写其所有和仅有的元素的共有特征。其外延是所有这个概念、词或者词组包含的事务。而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大于另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也就是说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能包容另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所代表的物件是另一个概念或者词或者词组所代表的物件的检验标准，在正统的人类文化中，真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远大于实践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比较而言，真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说是无限的，而实践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限的，真理可以包容实践，实践绝不能包容真理。也就是说，实践根本不具备作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资格，更别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如此基本逻辑都不通的歪理，竟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至今还有人把它作为金科玉律来引用，可见其流毒之深之广。
2． 偷换真理的概念。什么是真理？对于有神论者来说，世间的真理就是创造了宇宙、星球、世界、人类的神传出来的法，讲出来的道。是神传授于人的法理。从根本上说，是让人约束自己的心法，是用来区分善恶、正邪、好坏的，是引导人修德行善提高生命层次的。而这篇文章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所谓的真理，其理由为：它“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这句话首先是一句谎言，事实是，一百多年来，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而是害人的邪理。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真理，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世间的魔头装扮成假神的形象，用以骗人害人。而作这事的操控者就是共产邪灵附体，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人世间的所谓的创始人：马克思，在自己头脑暂时清醒的那一刻，说了一句大实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意思是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东西，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表述，是在另一个生命的操控下写出，是作了另一个生命的代言人。世人很难知道那个另一个生命是谁，《九评共产党》传世之后，看过《九评共产党》的人，就不难指出，那个另一个生命就是共产邪灵附体。就是这个邪恶的共产邪灵附体，把它的那一套邪理装扮成所谓的真理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强行在人世间推销和灌输。把它在人世间的主要代言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魔塑造成假神的形象，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强行让人们去相信这几个假神掌握了一切规律和真理，他们说有阶级斗争就有阶级斗争，没有也要人为的整出一个阶级斗争来；他们说要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任意整治、杀戮民众，造成共产邪灵附体统治和曾经统治过的国家，出现了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人间惨剧；他们说要施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另外空间的邪灵就肆无忌惮的在神州大地全面附体，鼓动、挑起、操控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斗争、残杀，把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过去有人说“强权即真理”，对于中共来说“邪恶即真理”只不过中共所谓的真理：是将邪恶经过暴力和谎言包装成的假真理。
3． 用谬论批谬论。是以“胜者为王，败者寇”为标准的。“两个凡是”论的荒谬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只要未被共产邪灵附体的洗脑术洗昏头的、头脑稍为正常的人，都不难看出。一个死人生前作出的政策，发出的指示，不论其正确与否，都与作此政策、指示时的地点、时间、环境、形势、针对的人和事有关。活着的人怎么能作到“始终不渝的遵循”呢？理论上是胡说，实际上行不通，例如，毛魔生前曾签名表示：其死后，尸体火化。华国锋就未遵循。简单的逻辑推理，实际事例的举证，就可很容易的批倒“两个凡是”论，若由此发端，否定毛魔的思想，清算毛魔的罪行。那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真要这样做，那也可看做中共有了改邪归正的打算了，不过，那也不会有今天邪恶到了疯狂程度的共产邪灵附体存在了。正因为共产邪灵附体邪恶的本性不改，所以，它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去批“两个凡是”论的荒谬时，实际上是用荒谬批荒谬，邪恶批邪恶，魔鬼互相间的争斗中，是以“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标准来评判对与错的。没有善恶之分。我们择要说几点：
（1） 如上所述，这两个论点的命题在逻辑上、理论上都是不通的、错乱的、荒谬的。
（2） “两个凡是”论是把毛泽东一人作假神来供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起搬出来当假神来供奉。
（3） “两个凡是”论是华国锋那一伙要生搬硬套毛泽东的那一套邪理作自己的行恶纲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是邓小平那一伙在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邪恶之大成的基础上，提练出了具有邓小平特征的实用主义的行恶纲领，后者行恶手段更隐蔽、更毒辣、更凶残、欺骗性更大。这从邓小平一伙在六。四事件中动用军队枪杀无辜的学生、市民；江泽民一伙邪恶至极的活体摘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得到证实。
4． 新的“两个凡是”取代老的“两个凡是”。华国锋一伙的“两个凡是”论以一种僵死的、教条的、恶霸式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行恶纲领，这与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教本质倒是一脉相承，但在体现共产邪灵附体的流氓本性上则远不及邓小平一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来得狡诈。“两个凡是”论中的“两个凡是”既限定了别人的思想、行动范围，同时也限定了提出者的思想、行动范围，容易授人以柄，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尤其在中共内部互相残杀中，很容易被对手所击倒。邓小平一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虽然也同是谬论，但胡搅蛮缠的流氓手段比华国锋一伙的“两个凡是”论来得高，所以，一下子就从华国锋一伙那里取得了所谓的真理的确定权、解释权，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实践范围的限制权，很快就把华国锋一伙打到台下去了。邓小平一伙上台之后，很快，在中国明里暗地就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邓小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早期提出的“猫论”被扩充和拔高成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而这个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的要害是：凡是对共产邪灵附体有用，有利、对人类有害的邪理就是真理。这个构成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一时风行中国大陆，流毒甚广，至今还在骗人、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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